导语：游士谋权

“道术将为天下裂”。东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士人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从“道术”向“方术”转变，是中国士人历史上的第二个变化。春秋诸子争鸣，提出各种治国理论；战国士人谋权，游说诸侯争霸，怀揣计策游走在列国之间，搏世位富贵、取卿相之尊，是一群凭着三寸之舌，跑来跑去的游士说客。

1．“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东周在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公元前四八一年是“春秋”时代，在公元前四〇三年至公元前二二一年是“战国”时代。时代名称系出两部史书，《春秋》是鲁国史书，记叙了鲁国早期一段历史；《战国策》是一部以记载言论为主的著作，叙述秦统一前各国一百八十二年间的军事与外交。以书名标识时代，说明了著书立说本身及其著书立说主体（士人）在那个时代的权重和地位。

周朝的天下组织，一切事物按照封建方式维持，是一成不变的宗法城邦关系。“体国经野”,有城市与乡村；“都鄙有章”,城市的人称君子，在乡村的人称野人或小人。人口激增之后，许多荒地被开垦，各国间的无人地带渐已无存。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维持周代礼制的主要资源——土地和人民，已被诸侯瓜分完毕。生产增加，铜钱流行，“大夫皆富，政将在家”,私有观念已经流行。教育普及，各种政治哲学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社会流动性陡增，不容易保持贵族间原有的等级，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从《春秋》终篇至“六国称王”的一百三十余年间，可谓乱世。“社稷无常奉，群臣无常位”,新兴地主、官僚夺权，取贵族而代之。各诸侯国谋求霸业，抢夺资源，以力争胜。战争方式大变。春秋时贵族争战，战斗不出一日，按仪节行事，保有骑士风度，讲究道德标准。一到战国，绅士作风荡然无存。战国末年，每方投入兵员近五十万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连亘数月。战死的人数，使人战栗。战国争霸和剧烈的兼并战争，使礼信尽废，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闻诗书，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出谋划策，说辩于诸侯之间，穿梭于己国之外，充当说客，苏秦便是其代表。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战国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公室衰微，私人空间自然变大。诸侯国之间无义战、重谋略，君臣主仆之间海纳百川、尊才尚贤。战国是一个属于士人的时代，战国士人在王国之间，阡陌之上，风尘仆仆，自由游走。

2．战国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紧

管子预言“霸道”，断言“夫强之国，必先争谋”,预言了即将出场主宰天下大势的一种人，预言了凭一己才略开辟一段宏阔景观的人。

战国是各国内政外交矛盾重重的时代，需要新兴的力量来突破。战国士人在国家之间力量天平上的权重之大，大到“得士者存，失士者亡”,甚至“士贵王者不贵”。诸侯争霸，新形势下乞求存国、强国和兴国，强烈需要新的国力资源——智力。诸侯国之兴衰关键在于智慧谋略，故务先权谋以为上策。这是因为在应付复杂变幻的形势中，财力固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依赖智力才能变财力为克制对方的实力。《管子》一书更指出，实力强未必胜，只有深知胜之理才能必胜：“夫使国常无患，而各利并至者，神圣也；国在危亡，而能寿者，明圣也。是故先王之所师者，神圣也；其所赏者，明圣也。夫一言而寿国，不听而国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唯有“神圣”、“明圣”、“大圣”，即聪明智慧；一国之君要拜智慧者为师，乃至在抉择的关口能有大智谋者为之谋划定夺。

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国家与国家之间，用谋得当，制胜可不费一兵一卒；用人得当，智谋会转化为巨大的力量，在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事态发展中，智谋常常会使事情发生奇特变化，一计得当，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

战国是一个风气大变的时代，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需要以攻代学贤。各国诸侯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再是如何遵循君臣之义，推行王道，实行仁政，而是在激烈的生死存亡争夺战中保护自我，以求生存再求发展为第一要义。一介之士，或在朝堂上雄辩滔滔，主导国家大事；或托于贵族门下，出谋献策；或隐于市野，于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所谓国士无双，国之兴衰关键在于有智慧、有谋略的士人。战国征聘取士，第一条就是看其是否有比权量力的谋略。

3．国与国之间来去自由

春秋时，贵族君主依靠个人魅力、亲属关系纽带，形成贵族集团联盟，各国都是贵族城邑的联合。战国是变法年代，半独立的贵族城邑逐渐开始内部整合，由士大夫、士和吏组合成庞大官僚机构，新统治集团构成国家。春秋时，礼乐征伐由诸侯出，不单单要有强大的实力，还要有特定的政治策略，君主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最大变量。战国是弱肉强食的年代，只讲国家实力，那些先适应铁器时代的国家机器会逐渐强大，而贵族武士守卫的青铜城邦之存殁，根本不是在任君主一人之力能决定。“诸侯畏劳，常使卿大夫代行……渐渐形成大权旁落之势，于是大夫篡位，乃是此后战国之新局面。”

战国君权旁落大夫，是因为不能只靠世袭的亲贵来实现国家的强大，这一切功能必须移为国家行政单位，建立一套有延续性的人才更替体制；战国君权旁落大夫，是因为不能靠一代君主的时间完成敲碎几千个贵族独立城邑的任务，而络绎不绝、没有继承权的白衣士人比贵族宗亲要出工出力得多。所以，战国是士人的时代，官僚文化体制为各地士人提供了魅力四射的机会。士人“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国与国之间来去自由。战国士人随权而多变，无立场，无原则，视利害所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无政治原则的政客。

战国国家观念不发达，士人不“爱国”，爱权力功名。战国属于公元前，人类刚由青铜器时代步入铁器时代，思想意识还没开化，国家意识还没觉醒，温饱和存亡才是最关心的事。战国士人脑子里不可能形成诸如爱国主义等超社会、超历史的概念，少有“爱国”思想。楚国屈原曾被当作爱国典型，但他不是士人，是贵族。屈原之“爱国”为“同姓”难去的宗国之恋。出身平平的士人们，一般就不爱国了，所谓只管生死而轻君国。孟子、荀子，这两位儒家代表性人物，都是极其缺乏国家观念的。孟子是邹国人，游说的重点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荀子是赵国人，却在齐国的稷下做首席访问学者（祭酒），又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更夸张的，他还打破儒生不到秦国去的老传统，给秦王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可见，战国士人流动自由，哪国政策喜欢就做哪国老百姓，是当时常态。

4．各派谋略文化中，儒家才是大智谋

谋略是人的一种活动。科技在人与自然之间，宗教在人与神之间，而谋略在人与人之间。与谋略相关的知识，看似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本质和目的是主导人际关系，即谋人。谋略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作用当然是处理利害关系，而非互利关系。谋略就是利害关系中的争斗技巧，而非协调平衡的技巧。谋略不是理论思维，不是悟性思维，而是一门解决现实利害的非理性思维。它的推理依据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事态判断，目的就是要实现事态发展的因果转换。“争”是谋略智慧的依据，不争意味着无能，意味着不战而败，是一种耻辱。这样，谋略就有了不道德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前提。

西方中世纪，国家间战争无关谋略，一般方阵敲锣打鼓到城下，斗勇竞技。春秋时期，宋襄公就是这样守规则的人。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率“仁义之师”等楚军过河，谋臣道：“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襄公说不可，“君子不厄人”、“寡人不忍行也”。楚军抵岸下船，谋臣道：“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襄公说不可，“君子不鼓不成列”。宋襄公讲仁义、讲规则，结果负伤而亡，“宋师大败”。东周时代，中国人已经热衷于谋略了。谋略的主要品格是“忍术”，忍而谋智，并非静无，这在中国文化里很有价值。忍术将大怒、大情、大欲抑于心底，生发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强大意志。忍术伤己凌人，一是有自虐色彩，潜藏破坏性，二是实乃残忍。凡有政治建树的历史人物无不忍，春秋郑庄公就妥协隐忍。“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在胞弟逼宫上后发制人，克段于鄢；又在周天子进攻面前韬光养晦。他最终做了春秋第一个霸主，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中国文化重谋略，一是各家各派都非常关心政治，儒家全部旨趣都在政治上。二是政治观都首先指向了“治人”。各学各派都是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治人的方法就是谋略。中国文化讲大智谋，儒家“治人”之术是真正的大智谋。它从“治人”出发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落实王道理想。儒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而是谋圣。儒家谋圣的形式，就是常说的“修齐治平”，个人的修养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出发点和终点。法家也“治人”，是用社会法制强力来压服人心；儒家则用人格修养来影响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人人皆尧舜；从征服人心着手，在人心上建立王道理想。如此，各派谋略文化中，儒家才是大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