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人与读书人

中国自古是一个礼仪教化之邦，讲究人品贵重。一是重人品。人品是人的综合价值体现，比权力和财富有另一种更高价值，反映了人的出身与素养的高低。二是重品位。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有品没品，人品是否入流，是对一个人的累世评价。所以与积劳而徙的职位相辅，积代以致的品位在古代一直是更根本的考察标准。一个察事，一个考人，社会越传统越讲出身。周代的卿、大夫、士序列，就是从属个人的品位而不是职位。品节（阶）制度始创于秦代，到了汉代已经比较严谨。“品节斯，斯之谓礼”,两汉已经有了流品走向。唐宋时开始讲入流，“太宗初定官品令，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士庶分野，杂色不入流品。魏晋士族门阀政治东风送暖，人分九品。清浊有别、士庶有别、文武有别、官吏有别，品位因素百花争艳。再到明清科举分流，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为“清流”，能做大官，举人为“浊流”，永为小吏，自此两分。流品观念在中国很深入，影响至今，即或在行业与行业之间，也显分清浊高下。文官武官一样是官，官阶品位尽管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东汉魏晋“品藻人物”，以人物的世家、道德、才能考察。但出身往往拿不准，从而定夺品位更难。最后，看人还是看其是否“读书”出身。

“读书人”出身为什么渐渐成为擢拔官员的标准？这个“读书有用”观念的形成，跟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观念不无关系。他认为人分三层，上品“圣人之性”天生为善，无需教化；下品“斗筲之性”天生为恶，教化无用；广大的中品“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是可以读书教化成善的。一个读书人自小读圣贤书，可以改变气质品性。后来，东汉王充在察举（考事）、征辟（文吏）与太学（儒生）三者比较中，大力肯定读圣贤书可以改变气质品性这一观念：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

王充说，读圣贤书披服圣教，自然能变品性；读圣贤书人得圣人之操，当然能做好官。尤其与文吏、考事一比，读书出身的儒生最行圣教，从而德性最好。隋唐之后，宋代给读书人身份最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对读书人最贵，满朝“尽是读书人”。实际上，董仲舒说“读书有用”，王充说“读书可靠”，宋代说“读书万能”，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个人读书，就能有机会改变个人和家族的命运。在清代，曾国藩将读书的功用推到极致，说读书还能够改变一个人的骨相。他劝儿子读书，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在传统中国，读书之风深入社会骨髓。曾国藩把读书与身份、品性、仕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自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中国士人就已经成了一群“职业读书人”。他们坚信诗书不负人，靠文章能立身，带着圣贤理想，在变动的政治文化制度下，展开自己的人生：或高登帝王之师，或位列达官贵胄，或跻身英雄豪杰，或隐居三教九流，或沦为引车卖浆者。

由于士人自小读圣贤书，天长日久，形成读书人的习得、行为取向、价值观念等，外显为一种特有的士人文化类型。他们受制于品性也得益于品性，故形成了一群“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所以，谈论什么是中国士人，就是谈论一组与耕读传家、诗书济世要素相关的文化特征，谈论一组被压抑的建功立业的渴望和琴棋书画的记忆，谈论一组道义气节、博雅礼仪的气质人格。说到底，就是谈论中国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光荣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