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深度工作是有意义的(2)

这些发现所暗含的意义很清晰。在工作中（特别是在知识工作中），增加深度工作时间可以有效影响人脑这台复杂的机器，多种不同的神经学理论表明，此种影响将使你对工作生活的意义和满意度得到最大的提升。“经过‘患癌症’这段艰苦的经历……我为余生做了计划。”加拉格尔在她的书中总结说，“我将精心选择目标……然后全情投入。简言之，我将活出专注的人生，因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们够聪明，应该追随她的步伐。

从心理学角度论证深度

我们针对深度的第二种论证源自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研究成果，他是全球最知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也是最容易被拼错名字的心理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契克森米哈赖在芝加哥大学与一位年轻的同事里德·拉森（Reed Larson）合作，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于理解日常行为的心理学影响。当时，还很难准确地衡量不同行为的心理学影响。如果你请某人进入实验室，请她回忆数小时之前某个特定时间点的感受，她很难回忆起来。而如果你给她一个日记本，请她随时记录下一天的感受，她也不太会认真记录——全记下来的话，工作量太大。

契克森米哈赖和拉森的创举在于他们采用了新方法（在当时），在恰当的时机向实验对象提出问题。详细讲来，他们为实验对象配备了传呼机。这些传呼机将在随机选定的时间间隔里响起（在当代采用类似方法时，智能手机软件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传呼机响声停下时，实验对象需要记下那个时刻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感受。有时候，实验对象会得到一本笔记本，用于记录这些信息；另有一些时候，实验对象会拿到一部电话，用于与调查人员通话，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因为传呼机只偶尔响起，而且很难忽略，所以实验对象基本都会按照实验程序来做。另外由于实验对象记录的是对恰恰那一时刻所进行活动的反应，所以结果也更加精确。契克森米哈赖和拉森将这种方法称作经验抽样法（ESM），这种方法为我们了解个人对日常生活节奏的真实感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见。

契克森米哈赖有很多创举，而在经验抽样法方面的努力帮助他证实了此前十多年中一直研究的理论：“一个人的身体或头脑在自觉努力完成某项艰难且有价值的工作过程中达到极限时，往往是最优体验发生的时候。”契克森米哈赖将这种心理状态称作“心流”（这个术语因他在199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而广为人知）。当时，这种发现与传统智慧是相矛盾的。大多数人认为（直到现在仍是如此）放松令人愉悦。我们想要少工作，在吊床上悠闲地过上更多的时间。但是契克森米哈赖的经验抽样法研究揭示，大多数人都想错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作其实比休闲时光更容易带来享受，因为工作类似于心流活动，有其内在目标、反馈规则和挑战，所有这些都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到工作中，专注其中，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休闲时光则组织松散，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创造出值得享受的事情。

通过实验方法研究时发现，人们在工作时比想象中更愉悦，而在放松时则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恰如经验抽样法研究所证实的，在某一周内此类心流经历越多，实验对象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这样看来，人类在深度沉浸于某项挑战时才是最好的自己。

当然，心流理论和上一节里重点介绍的威妮弗雷德·加拉格尔的观点有些重叠。二者都强调了深度工作重于浮浅工作，但是二者关注的是其重要性的两种不同解释。加拉格尔的观点强调我们关注的内容很重要。如果我们全情投入在重要的事情上，也因此忽略了浮浅的负面事物，我们会感到工作生活也变得更重要、更积极了。相反，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几乎不论及我们所关注的内容。尽管契克森米哈赖很可能会赞同加拉格尔引用的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理论认为单单是深度工作的感受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的头脑都喜欢这样的挑战。

深度工作与心流之间的联系应该很清晰：深度工作是一种非常适合产生心流状态的活动（契克森米哈赖认为可以产生心流的活动包括，将脑力开发到极限、专注、在一项活动中达到忘我——这些概念也都可以用于描述深度工作）。恰如我们刚了解到的，心流能产生愉悦。结合两种观点，我们得到了有力的心理学论据来证明深度工作的好处。由契克森米哈赖原始的经验抽样法实验起，数十年的研究证实了深度工作可以唤醒意识，使生活更有价值。契克森米哈赖甚至还提出现代公司应该欣然接受这种现实，他建议“重新设计工作，做到尽可能与心流活动相似”。然而，契克森米哈赖意识到如此重新设计工作将很困难，且易于造成混乱（例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出的论断），因此后来又解释，更重要的是，个人该如何寻求机会进行心流活动。最后，从与实验心理学世界的短暂接触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经验：深度工作带来的心流经历可以为你带来深度满足感，这是一条经过验证的道路。

从哲学角度论证深度

对于深度工作和工作意义之间关系的最后一项论证，需要我们退后一步，暂时放下相对实在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世界，采用一种哲学的角度思考。在这些探讨中，我将求助于两位深谙此主题的学者：在伯克利大学教授哲学40余年的休伯特·德莱弗斯（Hubert Dreyfus）和现任哈佛哲学系主任的肖恩·多兰斯·凯利（Sean Dorrance Kelly）。2011年，德莱弗斯和凯利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万物闪耀》（All Things Shining），书中探究了神圣和意义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演化。他们解构了这段历史，因为他们担忧在当代，这段历史将走向尽头。“过去的世界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是万物闪耀的世界，”德莱弗斯和凯利在书的开头这样解释道，“今日，那些闪耀的万物似乎都已远去。”

过去至现在都发生了些什么？作者称，简要的答案是笛卡尔。从笛卡尔提出怀疑论衍生出一种激进的信念，认为捏造出上帝或国王以求解释天理因果的人背弃了真理。当然，由此带动的启蒙运动使世人认识到人权的概念，也救许多人于压迫之中。但是德莱弗斯和凯利强调，虽然其在政治舞台上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从形而上学的领域来看，这种思想剥夺了世界的秩序和神圣感，而这种秩序和神圣感恰是创造生命意义所必需的。在后启蒙时代的世界里，我们为自己安排了一项任务，辨别何为有意义的，何为无意义的，这种做法很随意，恐会带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虚无主义。德莱弗斯和凯利担忧：“启蒙运动之形而上学所宣扬的个体独立不仅仅会带来无聊的生活，而且恐怕难以避免地会引向无法忍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