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问题研究与研究的分化——2015年我国传播学研究回顾(1)

一、作为建构对话的传播研究史

近两年在写作《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蓝皮书》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持续的真切感受，即这一领域正处在研究范式的深刻反思与转型探索的胎动之中。其中既有持续不断地对主流传播学旧有范式弊端的不懈追问，也有在既有知识框架下不断左冲右突地寻求着创新之源；既有从跨学科视角横向拓展从而广泛引用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有从历史向度对传播学主要理论资源和经典研究的重新解读和再发现。回顾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的研究情状，这一总体的趋势更为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延续与断裂并生、焦虑与冲动共存、反思与重建相融合的氛围，贯穿于传播研究实践所呈现的文本之中，形成了对研究史回顾来说极其困难的挑战：以何种视角能够包容这些分歧层出而又各有特点的研究文本，怎样为这种展开在学术交往平台上的共存编织一个更好把握的框架，特别是如何能够以对话的精神为这些文本建立起一种“互文”的叙事方式，如此等等，都对我们的回顾2015年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

将传播研究史视为对学术对话的再建构，这一出发点为我们对2015年传播研究回顾的叙事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上的几个操作性考虑。其一，真正高质量有效的学术对话，需要以学术规范、特别是对什么是高质量研究的基本共识为前提；因而，我们的回顾舍弃了那些与基本学术规范有相当距离的文本；同时将选择的标准定位在：无论是侧重理论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研究者应当能够带来或大或小的思考洞见，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推进传播研究的知识积累。其二，具体对话的展开要围绕着特定的问题，问题的展开可以是不同理论脉络、不同的经验层面，无论背后的取向从方法上是定量还是定性、从理论上是功能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只要问题意识明晰并有一定的开掘，都有助于促成多元视角下的对话实践。反过来，我们建构这些对话的过程中，也要摆脱仅仅是“摘要”摘录的做法，而是努力围绕着当下传播研究实践展开所依托的重要问题，并立足于对研究文本如何解决问题、特别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思路和洞见的角度进行展开。其三，对话的展开离不开知识史的积累，以及从特定问题出发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反思性回顾，因而我们对研究史的梳理无论在论文选择还是内容呈现上都有着较为突出的历史意识，这也可能是一个偏向。

以上所说，是对我们研究回顾基本立足点的说明。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第一，传播研究分支领域不少，从问题的角度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分支领域对知识的分隔或局限。例如身处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等分支领域的学者，在很大意义上，尽管经验场域不同，他们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内在共通性，因而在我们的呈现中，试图在尊重研究细化对知识创新的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努力寻求既有研究在问题导向下的对话可能，这直接体现在本章的结构框架之上；第二，所谓研究回顾的“对话”不仅包括了对既有研究文本之间对话的建构，同时在根本上也是作者与所有研究文本之间的对话。众所周知，好的学术史研究一定有着作者自身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作者从问题出发与研究者本身的对话[1]。但是，限于作者的功力和本项目的时间，对2015年传播研究的回顾展现中，我们尚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作者的对话意识，主要体现在文本选择、框架设立，以及最后的整体评述部分。勿用多说，所有这些都带有作者本身的局限。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章的论文选择。基本延续前两年的做法，我们以学界较为共识的四本大陆重要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为主要着眼点，同时也关注其他新闻传播类专业刊物，和诸如大学学报等综合性学术期刊。首先通读这些学术期刊2015年全部论文的论文摘要，同时参照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的提示，再加上围绕相关研究在中国知网上以关键词进行搜索，最后遴选出论文140余篇，然后再逐一做文本细读，最终确立了对之进行分析呈现的基础文本。

与前两年不同，本章对2015年传播研究的回顾分析采取了更为简洁的分类方法尝试，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传播研究的问题梳理与反思性回顾；二、建构传播研究新范式的探索；三、传播研究理论资源的深入整理；四、传播研究在多维度上展开的经验研究；五、简要的评析。如前所述，这种分类方法主要立足于更好地与研究问题导向相契合，避免陷入到从传播研究分支领域出发所可能造成的知识分隔，在传播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对话和内部知识整合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也是从本文角度如何避免叙事框架走向支离化的一种操作性考虑。当然，这一处理方式会带来阅读把握上的某些困难，不过，对此也可能会存在着来自一种可能的互文对话效果的补偿，即将不同研究领域的论文并置在一个“标题空间”下，或许也会有新的联系或想象从中浮现。

注释：

[1]例如，倪梁康教授的《自识与反思》一书就是从哲学史的研究中提炼出了“自识与反思”这个核心问题，哲学史上不同派别与思想之间展开了深度的对话。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年。从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后现代取向的角度，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清楚对自身视角、方法的来源和边界进行反思并在研究中给予说明。

二、传播研究的问题梳理与反思性回顾

在2015年传播研究中涉及到传播研究历史回顾的部分，既包括有学者对近年来传播研究状况的一般描述性，对总体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反思，也包括从不同的传播研究分支领域出发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的细致解读，还有的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展开了学术史的经验研究。如此种种，都对传播研究的知识积累带来了不同面向的重新理解。事实上，这种从自身领域出发的历史探究与反思，是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必要条件。

1.对近年来中国传播研究的描述与反思

张国良与张巧雨的论文承接前续研究《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对2008年以来的传播研究做了历时性的比较分析[1]。作者对传播学采用了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论文选择高被引率（31次以上）的论文293篇进行了内容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包括：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不再如前30年那样表现为爆发性增长，而呈现出一种数量转向稳定、质量明显提高的趋势；相比前30年，传播学科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研究方法方面，“实证”类论文越来越多，思辨类逐年下降[2]，但目前仍超过半数；在内容方面，“新媒体”与“政治传播”构成了最为热门的两大研究领域。

论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即与新媒体研究相伴随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新技术的出现，带来各种新概念、新观念的流行，诸如“媒介融合”“渠道为王”“社会化媒介”“互联网思维”等等，使有关概念的界定、讨论乃至争鸣成为必要，由此促进了“概念推理”类论文的增多；另一方面，针对新媒体的探索性研究，十分适合使用个案研究、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从而推动了“定性”论文的更多产出。

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快速增长，该论文对此进行了基于SSCI数据库的量化分析[3]。作者指出，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增长明显，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论文以篇均引用数为衡量论文影响力的指标统计发现，自1987年至2013年，发表过中国大陆学者论文的31份期刊[4]论文篇均引用数为7.1次，远高于中国大陆作者国际论文的2.16次篇均引用数。同时其影响也明显低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此外，论文还对中国大陆发表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机构以及国内外合作状况进行了分析。作者最后也指出，SSCI期刊尽管总体上都非常强调学术规范，但内部依然存在质量和水平差异，档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注重国际发表的同时，需要警惕对数量的过度崇拜，更加强调对质量的专业追求，努力争取在高引用率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努力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在对中国传播研究现状的考察中，刘晓红、朱巧燕的论文对一种特定的定量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研究做了内容分析[5]。论文分析了从1979年至2013年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上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方式的全部论文，研究发现：①问卷论文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②形式规范增强、实证精神欠缺。研究发现，2013年还有约三成的论文存在主要观察结论不依据研究结果得出的情况，包括结论脱离调查结果或随意引申调查结果；③理论关怀比例增加，但理论创新欠缺；理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简单的移植，即把外来理论直接应用到本土社会；④技术精制水平没有提高。作者认为，这个领域对抽样理论和具体方法的使用还缺乏了解和普遍共识，对抽样方法仅使用不探讨，对概率理论及各种统计方法的应用前提缺乏深入掌握，由此导致抽样方法的错误使用是技术上存在的主要问题[6]；⑤理论关怀较强的论文，其形式规范也较强。作者指出，尽管理论关怀和技术精致水平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但量化分析却发现二者存在着正相关。作者对实证研究的理论关怀问题的相关分析，使学术界对实证研究的批评落在实处，该论文对何谓“理论关怀”进行了内容分析上的指标操作化设计，涉及到的3个变量分别是：是否在理论导向下进行、是否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或/和正确的假设方法，以及对核心概念是否有操作化过程。实际上，这些衡量指标不仅仅对问卷调查或量化研究适用，在一般意义上，对各种类型的经验研究都是一种重要的评价尺度。

刘海龙在其论文中认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除了正面否定主流叙事中的神话外，更重要的是反思其中的叙事方式[7]。作者分析指出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五种主要结构，分别称之为编年式结构、里程碑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和观念统领式结构。作者认为新的叙事策略可以帮助抵抗主流叙事的霸权，通过迂回的方式把注意力转向被主流叙事忽视或收编的“异类”，通过它们的发言，解放“灰色地带”那些熟视无睹被宏大叙事有意省略或遮蔽的部分，由此就要打破现有界限分明的分类体系，采取陌生化策略，悬置成见，暴露既有秩序下的矛盾与冲突。论文继而指出，所谓“灰色地带”就是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中的连续之处。

2.对国外传播研究议题、理论与方法的梳理

郭建斌的论文对媒体人类学的概念、学术研究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媒体人类学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理论视角进行了简要归纳，力图呈现一个媒体人类学较为完整和清晰的知识图景[8]。

作者首先结合相关文献，认为媒体人类学是对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就其学术史，作者指出，尽管早在1969年美国人类学会就创造了“媒体人类学”概念，但主要意图在于指导人类学家应如何操作才能成功地借助媒体走向公众。有研究者认为，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其从生产到接受的研究视角的转向，为媒体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着陆点[9]。论文对这一新兴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视点做了归纳，特别提出在媒体景观、文化展演、想象、身份认同、权力、政治参与等六个议题，可能是未来媒体人类学学术创新的理论基点。

人际传播研究在近些年备受重视，且因新媒介激发了诸多新的议题。沈荟、王学成的论文对新媒体人际传播的议题、理论与方法选择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10]。论文指出，新媒体人际传播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者对《传播学刊》（Journal sof Communication）、《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Communication Quarterly）及《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 Electronic Media）等美国三大传播学期刊中有关人际传播的论文进行了细致阅读，研究发现：在议题上，新媒体人际传播呈现出从微观人际传播向社会、政治传播领域拓展和深化的趋势，凸显出新媒体人际传播在个人和社会、政治间所发挥的桥接作用；在理论选择上，传播理论框架在新媒体人际传播中仍具有适用性，在方法应用上，以实证研究为主，缺乏人文与科学精神交融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