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1)

熊月之

在世界各国各地千差万别的近代化（现代化）模式中，中国是在极不情愿、极不自觉的状态下，万般无奈地被逼上近代化征程的，牛不喝水强按头，是典型的被动、后发、外源型近代化国家。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寻求开埠通商，遭到严词峻拒。睥睨一世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机遇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上海等五口通商，但是，清朝统治者仍没有全球眼光，仍没有觉解到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次发展机会，压根儿没有人去规划开放事宜，没有人思考如何利用开放发展自己，而是一味敷衍，继续昏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圆明园被烧，外国公使进京，西方势力渗透到沿海、沿江各地，列强对中国经济、政治、领土等方面的侵夺空前加强，清朝统治者这才仓促应付，设总理衙门，开同文馆，办兵工厂，派留学生，开始了史称“同光新政”的近代化运动。《南京条约》签订上距马戛尔尼来华，五十年；两次鸦片战争相距，二十年。这七十年，世界科学技术有了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欧美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依然风动云动星不动，“年年岁岁花相似”！先师陈旭麓先生说，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一个“轰”字，传神地摹画出中国近代化的被动状态。

中国近代化启动阶段，中央层面上，主持其事的先是恭亲王奕䜣与军机大臣文祥，稍后为醇亲王奕譞；地方层面上，实干其事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整个“同光新政”中，历时最久、经事最多、成效最著、影响最大的是李鸿章。

李鸿章一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参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二是实际主导“同光新政”。他生前身后，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誉、谤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后者而非前者。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有所交叉。

李鸿章在近代化启动阶段所干实事，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实业、教育诸方面，本书已有详细论列，兹不赘述。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李鸿章的行事特点与个人气质。

综观李鸿章在“同光新政”中的实践，以下四个特点相当明显：

一是摸索前行。李氏所办之事，无论制造枪炮、创立新学、制造铁路，还是雇佣洋人、交涉教案、谈判条约，大多史无前例，无案可援，有些甚至是突兀而来，猝不及防，如天津教案、马嘉理案。如何面对，如何办理，只能一边了解，一边思索，走一步看一步，有时甚至是进一步，停一步，想一想，再进一步。1877年，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是西洋长技不只是坚船利炮，其根本在于政治体制，提醒李留心政治改革问题。1884年以后，崔国因等也提出这一问题。1891年宋恕向李鸿章提出变革政治体制、改变服饰等更加激进的主张，被李斥责一通。对于政治改革问题，李鸿章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只是存而不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政治家，李鸿章较之一般书斋型思想家，更多的是在理论与现实、应当与可能之间寻找连接点与平衡点。

二是侧身前进。历史给李鸿章提供的舞台并不宽敞，也不坦荡。外有列强欺凌勒逼，内有政敌倾轧攻讦，稍不留神，就会误国、病民、害己，乃至身败名裂。在聘用洋员时，他从来都是用、管兼施，既要让洋人为我所用，又要防止被洋人所制。他利用华尔、白齐文等洋人组织的洋枪队，又百计防止尾大不掉或太阿倒持。他办理任何一项洋务实业，都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利益，一只眼睛防着来自政敌的冷箭。他办理招商局所遭的弹劾，修筑铁路所受的阻挠，参与《马关条约》谈判所受的屈辱、所挨的子弹，在在说明，很多时候，他能施展拳脚的空间相当有限。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诏命他北上，以纾危局，他一会儿推托老病缠身，一会儿借口情况不明，一会儿托词路途险阻，从广州而上海而北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到局势明朗才领命行事。身处危机四伏的政治风涛中，他不能不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

三是屈身办事。梁启超论李鸿章，将他与霍光、王安石相比，事实上，李氏办事兼具霍氏外抗强敌、王氏内变成法之双重性质，但远没有霍、王所拥有的那么大的权限。对李来说，慈禧太后作为实质上的皇帝，是最大的权源，取得慈禧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百般讨好慈禧本人，百计笼络慈禧身边之人，成为他政治正确的重要策略。1886年，慈禧有意训政，让奕譞面询李鸿章。对于慈禧这一违反清廷祖制的欲望，李当然清楚，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据说，李鸿章每次入京觐见慈禧，照例都要给李莲英等一班太监送上三四千两银子。由此，他可以知道慈禧的喜怒哀乐，自如地投其所好。他在遗疏中称“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这是实话。慈禧执政四十多年中，论信任之久、默契之深，无出李鸿章右者。但在李主导洋务新政的全部实践中，慈禧对李的信任、授权一直是相当有限的。李鸿章访欧时与俾斯麦对谈，李问为国家办事，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俾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与俾相比，在得君之专方面，差之远矣。所以，俾斯麦能成为完成德国统一伟业的旷世一相，李鸿章只能是壮志难酬的大清裱糊匠。

四是迂回前进。李鸿章对当时官场守旧积习之深、力量之大，相当了解，所以，对于必须要办、而一时又办不了的事情，便采取迂回战术，曲折前进。他深知科举制度妨碍新型文化输入，阻碍新式人才成长，非改革不可，但一时又无法废除。于是，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隔一两年就提出一次，或自己直接提出，或由其部下或其他同道提出；有时从增加教授西学的角度，有时从拓宽取士渠道的角度，目标都是变革科举制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软磨硬缠，终于在1888年，获得慈禧批准，在乡试中首开算学科，增加了以算学取士的名额。尽管当年仅取了一名，但这是科举改革中具有界标意义的事件。内地建造铁路一事，也是李鸿章等人十几年间不屈不挠地大力倡导、持续鼓吹，到1889年终于付诸实践。

中国近代化事业，是在前无古人、力量有限、人才匮乏、经费奇缺、荆棘遍地、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起步的。李鸿章等人创榛辟莽，忍辱负重，摸索前行，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李鸿章能够成为这一事业公认的领军人物，即梁启超所说“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与他个人非凡的气质是分不开的。

他思想敏锐，善于学习。60年代初，他到了上海，一经与洋人接触，便立即感受到西洋科技的厉害，并立志学习。上海广方言馆是与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差不多时候开办的，他管辖下的广方言馆，所学内容，便较其他两校更重视数学与科学技术，这是他善于学习的结果。他一经接触西医，便立即明了其远为中医所不能及的强大的医疗功能，很快在其军队中聘用西医，开办西医学校。他一旦知道日本派有军官在英国军舰上实习，便立即萌生选派军官留学欧洲的想法。他从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从上海与天津等地租界建设中，从出使人员及富有才华的幕僚中（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从已译西学书籍、已出涉及西方的报刊中，广泛地、自觉地汲取西学营养，从而成为中国同时代大官僚中国际知识最为广博、西学素养最为丰厚的一位。庚子事变留下的烂摊子，中外各方之所以不约而同、众口一词地认为只有李鸿章能够收拾，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具有其他中国官员都没有的国际视野与斡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