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涅瓦火柴盒》专栏文章是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开始在《快报》周刊上发表的，当时是每周一篇，一九九八年三月以后改成了半月一篇。一九九二年初，我把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收集在《带着鲑鱼去旅行》一书中。当然，那些没有收录的文章也具有一定的保留价值。总之，我又在这剩下的五百余篇文章中挑选了一些，汇成这部涵盖我近十年来文字的集子。剩下的大约三分之二我就不得不割爱了。
首先，我删去了许多与时政过于相关的文章。由于当时对于那些时事也只是进行了简要描述，所以现在重新阅读时，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这些文章究竟是针对哪些事件而发表的感慨了。因此，我很可能会漏掉一些十分重要的话题。不过，如果这些话题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一定在其他的作品，如《道德五论》（彭皮亚尼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中更为详细地谈论过。在这本集子中，我收录了两篇曾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由于篇幅对于这本书来说太过冗长，所以这里收录的只是节选版：一篇是经过删节的关于索菲力诉讼案[1]的评论（《微观大世界》第三期，一九九七年），另一篇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发表于《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我还不得不删去了一些在友人或大师逝世之际而创作的散文。人嘛，终有一死，但在这十年里却有太多的人离我们而去。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即使我没有收录那些令人感慨万千的悼文，他们也依然会长久地活在世人的心中。
另外，我还删去了所有关于“文字游戏”的小品文（尽管从读者的反馈来看，这些小作品并不令人感到厌恶）。但这类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我都收入了《带着鲑鱼去旅行》一书。除此之外，这类文字游戏练习（非常有教育意义，以至于许多在校学生都在为此进行比赛）已经在网络中，如Golem网上（www.rivistagolem.com）继续发表了。
许多作品没有收录，是因为我认为它们过于重复，也就是说，我在这几年中经常反复谈到同一些话题。有好几次，我把两篇从不同角度论述同一个问题的文章组合在了一起。但我仍然保留了一些令人特别“头疼”的主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断地重复意味着某些现象或争议一直是意大利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反复论述恰恰可以证明是社会，而不是我个人要重复关注这些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在每个季节都要针对书籍的未来命运展开讨论，那么就意味着我每个月都必须写点什么来平复人们的心境，因为心灵是不会自己平静下来的。
我在语言风格上进行了多处修改。由于这些文章是为每周的专栏而写的，因此匆忙中难免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于是，当我重新阅读这些文章时，便把一些多余的卷首语、引言和结束语都统统删除了，同时也在必要的地方添加了一些十分简短的解释。这些文章的长度必须符合每周专栏的规定，也就是说我必须把杂志的最后一版填满，太长了就要删减，太短了则要补充几句。这是新闻体裁造成的限制。然而，我认为撰写这些专栏文章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经历：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我愿意向所有人推荐这种脑力练习方式。
读者会在我这本集子里读到许多与时政无关的文章。或许我应该把在第一本作品集里所说的话在此重复一遍。专栏的标题“密涅瓦火柴盒”是指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很多人喜欢在这盒子的封皮背面记录一些诸如地址和购物清单之类的内容，也有人（比如我）喜欢在上面记录下在火车、酒吧、餐厅里，或是在读报、欣赏商场橱窗、翻阅书店里的书籍时闪过的一丝灵感。因此，我当初就作了这样一个决定：如果某天晚上，纯粹出于个人原因，我偶然想到了关于荷马的问题，那么即使荷马不是最近的热点人物，我也要把自己对他的想法写下来。因此，读者会发现我经常这么做，当然，有可能是谈论荷马，也有可能是谈论其他。
另外，我在创作专栏文章时所遵循的另一条原则是拒绝人云亦云。我认为，当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举动时，我便没有必要写文章再谴责他了，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地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但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这个人的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我不曾就“儿童性骚扰”和“从立交桥上乱扔石头”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写过什么，因为我能预见，就在同一期的周刊上，一定会有其他的空间来报道这些可悲的事件，并表示谴责。但如果是在某些地方，人们聚集起来为反对恋童癖而游行示威的话，我倒愿意写些东西来评论一番这种现象的特别之处。
读者会在这本书里看到，即使我采取的是一种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却总是一种愤怒之情。我不谈让自己高兴的东西，却总是针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写下自己的想法。可那些令我们不快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肯定会有人抗议说有许多人家谈到的话题，而我却没有开口。抱歉，那是因为我在那些时候分心了。
二〇〇〇年一月五日 米兰
注释：
[1]一九八八年，意大利左翼团体继续战斗党的领导人索菲力和彼得罗斯特凡尼被指控于一九七二年策划谋杀警方人员而遭到逮捕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