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如果有一个影响力排行榜的话,那么这位一定榜上有名。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剧,他用犀利而又不失幽默的文笔在书写着当今中国。

 

刘震云从大学时开始写作,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逐渐为读者所熟悉。在这些作品中,他确立了平民立场,确立了幽默风格。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因小说结构庞杂、语言繁复,诸多评论将刘震云称为“中国最绕的作家”。因笔下的人物接地气、幽默又富有命运感,他被导演冯小刚倚重,组成了影视圈著名的“冯刘组合”。作为当下少有的获得主流文学和商业文学双重认可的作家,他却自觉地与两者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自己不是专业作家,没有拿过纳税人的钱;而另一方面,崔永元曾向他提出疑问——涉足影视如何保持写作状态,他回应道,“一年365天,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在书桌前,跟书里的人物在一起。”

访谈

董卿:2016年您有两部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一部是《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是《一句顶一万句》,人们都把那年称为“刘震云年”。

刘震云:不管是《我不是潘金莲》还是《一句顶一万句》,无非都是借了文字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从耕耘到灌溉,到除草,最后到收割,都是小刚导演和雨霖导演在做。

董卿:您提到的雨霖导演就是您的女儿刘雨霖。这是您第一次和女儿合作是吗?

刘震云:合作是第一次,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误会。雨霖导演并不因为是我的女儿就增加合作的说服力。合作的时候,无非我是一个作者,她是一个导演。合作的基础是这个导演为什么要改编这部小说。书跟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非常讲究节奏,像一头豹子,要跑得非常非常快;而小说是一头大象,可以边走边想。书最擅长的是心理描写,而这个心理描写对电影是完全没有用的。

其实《一句顶一万句》出版是2009年,出版之后就有导演想把它改成电影,但是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这部书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里边的人物有一百多个,而且这些人物并不是集中在一个故事里。要改编成电影,就好像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2015年,雨霖导演从美国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改编《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你怎么能够把一百多匹骆驼关到一个冰箱里?她说我从中间找一段,可以关两匹骆驼。我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二个道理说得稍微好一些,她说,真正的好电影是看不见导演的电影,是看不见摄影机、看不见演员的电影,看到的就是里边的人物和人物的情感。

董卿:就算在片场您也叫她雨霖导演,她叫您刘老师吗?

刘震云:包括在生活中也是。

董卿:您是说你们家女儿在家里也叫你刘老师吗?

刘震云:基本上是这样的。

董卿:为什么?

刘震云: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她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对于自己的想法,我从来都是尊重的。平常我们通电话,都不会超过两分钟。我特别喜欢跟两分钟之内能搞定事儿的人打交道。

董卿:那也就是说从来没有那种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电话。

刘震云:我觉得嘘寒问暖基本上都是废话。

董卿:家里人嘛,有时候就得说说废话,不然怎么叫家里人呢?家里人坐在一起天天就是只谈工作,只谈报告?

刘震云:也不谈工作,是谈她做这个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一点只要沟通清楚就可以了。(掌声)

董卿:鼓掌的都是喜欢听道理的人。

刘震云:都是有学问的人。(观众笑,掌声)比如她出门说,爸我走了。我说好。你没什么要说的吗?我说有。第一,出门注意安全。什么叫注意安全呢?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她说我记住了,Yes Sir。就结束了。

董卿:那您出门还是有关照的。她一个人去美国读书前,您有什么关照吗?

刘震云:没有。我觉得其实对一个人最大的关照就是不关照。比如讲家长送孩子到学校门口,交代的话一定是好好学习,尊敬老师,上课多提问,这些话全是废话。其实家长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自私:我该说的都说了,我没责任了,剩下的是你的事。

她小的时候,我只是告诉过她一件事:不管是考试的时候还是回家做作业的时候,不会的题就不要做了,因为做也做不对。但是你能不能把自己会的给它做对?你只要把会的做对,你得分一定就不低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是在细节上犯错误。细节上犯的错误就是会的事没有做对。

董卿: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是“第一次”。除了您和女儿的第一次合作,我想再追溯得久远一点儿,您第一次写作在什么时候?

刘震云:上大学的时候。

董卿:第一篇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

刘震云:《安徽文学》。

董卿:第一次的稿费有多少?

刘震云:七十多块钱吧。

董卿:后来用在哪儿了?

刘震云:请女朋友吃饭。

董卿:是不是就是现在的太太?

刘震云:是。

董卿:我看过一篇报道,是您太太说的吗?说你请她吃饭,她当时心里想,这么抠门儿的人请我吃饭。

刘震云:我还没有七十多块钱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说咱俩一块儿吃饭吧,她说好。我说吃西餐,她说好啊。然后我们可能花了十几块钱吃了,吃完之后我跟她说,我没拿钱哎。(观众笑)

董卿:(笑)您怎么好意思呢?

刘震云:我没钱嘛。

董卿:没钱您还说请人吃饭,那就别请了,就散散步啊,溜达溜达。

刘震云:已经溜达一下午了。(全场笑)

董卿:因为这样的一种同学之间知根知底的感情,是不是使得你们现在的夫妻关系特别地和谐、稳定?

刘震云:我觉得和谐、稳定最大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啰嗦。

董卿:互相不啰嗦,是一种特别好的相处方式,可是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边,大家在纠结的就是“说得着、说不着”这件事。

刘震云:其实说得着和说不着不在话语量,而在那些特别根本的话上。有一句诗,臧克家先生写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实书和电影,都是为了那些应该再活一回的人,重新在书和电影里永远地活下去。

董卿: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刘震云: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片段。

董卿:那想献给谁呢?

刘震云:我想献给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和喜欢这个电影的观众。

读本

一句顶一万句(节选)

刘震云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

“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

“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倒没有箍盆箍桶,开始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

“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儿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

“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倒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

“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儿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一向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而且语言本身就含带了很丰富的意味,幽默风格本身就体现了他的审美。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既是他个人风格的阐释,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评论家 白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