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开放与国际关系和谐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固然可能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偏见，难以促进国际关系和谐，难以形成历史的喜剧。人民之间的交流是真正的和平途径之一。开放虽然可能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但随着人民间交流的不断增加，人民间的理解和相互依赖也会不断加深，从而最终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走向和谐。

一、开放与认知调整

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同国家对外政策相互影响的产物。人民群众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是，不同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历史人物的关键作用。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杰出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选择范围所受到的许多限制，起源于该政府内的个人的感觉和观念。”事实上，在历史上一些关键时刻，伟大人物的核心作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丘吉尔的坚强不屈精神，鼓舞了英国人民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士气；周恩来的高超外交技巧与充分和解态度，奠定了万隆会议成功的基础；毛泽东和尼克松的睿智与魄力，打破了中美关系对抗的坚冰；邓小平和卡特的远见与果断，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因此，很多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认同杰出人物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基辛格认为，个人是外交事务和历史事件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个人特质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周恩来，美国对中国的和平表示就不会奏效；如果没有萨达特和梅厄或达扬，就不会有中东地区争端的解决。克雷格等也指出，个人不仅能够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而且能够对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国际体系的结构产生影响。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只需回顾一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便会心服口服。

然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行动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决策，虽然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制约，但也会受到决策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韦伯认为，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的和想象的利益。但是，经由“观念”所造就的“世界影像”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被利益驱动的行动的运行轨道。无论多么好的事物，如果不能被人感知到，也就失去了好的意义。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客观事物本身不能自动跃入决策者的眼帘，而是需要决策者去知觉，去感受。即使客观事物对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如果决策者没有感受到该客观事物，或者即使感受到了却认识不到其重要意义，该事物对决策的影响也就等于零。“一个实体，此处指个人，与环境发生联系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个人对环境的认知。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会对决策产生影响。真正的实际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决策者对它的看法。国内和国际环境提供的可能性和或然性，只有被决策者感觉并理解到时，才会影响计划和决策。”因此，真正影响外交决策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被决策者认知了的“主观环境”。这种“主观环境”可能与客观环境非常吻合，也可能与客观环境相去甚远。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行为者。但是，理性行为的意义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知。然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即便一个完全不受情绪左右、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也会根据极端模棱两可的证据做出判断。“主观环境”与客观环境相吻合的程度，是受到外界环境与认知者的认知过程的双重制约的。能否正确分辨这些模棱两可的信息，取决于认知者认知的过程、态度和能力。

社会认知是个体主动地创造自己行动框架的过程，是主观反映客观的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存在一些影响认知的主观因素。在《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罗伯特·杰维斯从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学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相符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倾向，即人们倾向于看见他们预见到的事物，倾向于将接受到的信息纳入自己原有的影像中去。认知者接受信息是有取舍的。这种取舍不是以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为依据，而是根据认知者的既有认知体系。认知者有意无意地疏忽与既有认知不一致的信息，接受与既有认知相一致的信息，以避免既有认知出现整体性和根本性变化，从而产生“认知固化”现象。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现象经常出现。一旦政治家形成了对另一个国家的某种看法，即使面对大量与此不相符的信息，他也会坚持这种看法。同时，认知者倾向于将接触到的信息附着到自己的既有影像之中去，主动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影像的正确性，从而形成所谓的“预言自证”。杰维斯指出，无论什么导致了知觉倾向，都会出现如下结果：如果一个行为体预期某种现象出现，他就可能把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物视为这种现象。如果一个行为体确信某个物体会存在，那么只要很少一点信息，或者是与这个物体多少有点相似的信息，他就会相信自己看见了这个物体。此外，认知者还会将外在现象与自己当前正在处理的事物联系起来，以当前直接关注的事物去感知和解读外在的刺激因素，这就是所谓的“诱发定势”。诱发定势可能使认知者将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使重要的信息被疏忽，从而导致认知错误。因此，要预测一个人从某些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往往需要知道这个人正在关注什么问题，需要知道他最近接收到了什么信息。最后，认知者还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汲取养分，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判断客观现实中的问题，从而对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

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表明，认知形成后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认知是完全无法改变的。认知的拒变力不仅与认知者的观念体系有关，而且与认知者的认知结构有关。观念体系越严密，认知解释力和吸纳力就越强，认知拒变力就越大。对于具有开放意象的人来讲，新信息、矛盾的信息或者不断变化的信息都与现存的意象发生关系，并且能把这些信息变得适应现实。认知过程越闭合，接收的新信息、矛盾的信息就越少，认知失调的可能性就越小，认知就越不容易改变。相反，认知过程越开放，接收的新信息、矛盾的信息就越多，认知失调的可能性就越大，认知就越容易改变。在国际关系史中，有些错误认知导致的国际冲突就是由于认知者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造成的。当中国通过印度将自己的警告转达给美国政府时，美国政府错误地认为这只是中国的虚声恫吓，从而在两国关系中增添了极不愉快的一页。过早地关闭了两国谈判的大门，所以两国的边界战争最终变得不可避免。可见，极度或过早的认知闭合是导致错误认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指出的，行为体如果不了解对方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也不了解对方，就无法认知对方从自己的行为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如果行为体不能正确地判断对方的认知，或者认为人的知觉只是受到直接刺激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个行为体就会认定自己知道对方怎样看待自己，而这样的认定会是错误的。

事实表明，国家间的交流与沟通是减少错误知觉、形成正确认知的有效途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很大的误区。尼克松访华开启两国交流的大门后，这种现象逐渐发生了变化。1972年4月，在中美巴黎渠道的安排下，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率团访华。访华回国后，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报告中说道：百闻不如一见。过去25年来，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中国多少东西，而那百闻的东西所常常包含的巨大歪曲逐渐变成了美中两国间20年来的隔离局面，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可见，国家之间加强交流对于纠正错误知觉、形成正确认知非常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开放打开了国家间、民族间相互认知的大门，是促进国际关系和谐必然的、有效的路径。

二、开放与文明并荣

人类历史是多文明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大多数古老文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流沙中，因此历史上究竟存在过多少文明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构成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文明有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除了这5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此外，有些学者还将东正教文明从西方文明中区别开来。这是亨廷顿为了研究的需要而划分的8个主要文明。事实上，世界上还存在过和存在着众多大大小小的非主要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各种文明潮起潮落，兴衰荣枯，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可以说，当今世界各种文明都是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都包含了历史上各种文明的积极因子，是不同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不管是已经消失还是仍在承续，这些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都应该得到人类的共同尊重。“文明终有终结。”不错，文明兴衰荣枯是自然的规律。但是，文明的终结是文明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强力取代。在世界上推广所谓的“普世文明”，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是必然要失败的。近现代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世界上并没有发展出什么普世的文明。所谓的“普世文明”不过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独特产物，其基本理论假设无非是非西方文明对现代化存在消极作用，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的文明。因此，这实际上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表现。然而，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单一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要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但绝不是全盘照搬。事实上，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在全球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制度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实际上，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的任何障碍在其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从根本上说，世界正在变得更多现代化，更少西方化。可见，多文明共生并荣是实现人类文明大同的必然选择。

文明偏见是文明和谐共存的严重威胁。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文明偏见在各种文明中都存在，只不过程度有轻有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华文明中曾经形成的“夷”“狄”观念，就有文化偏见的影子。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视为“夷”“狄”，在礼仪规制上将其置于末等位次。“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甚至在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的清朝后期，封建统治者仍然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在西方，文明偏见更加严重。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写道：在西方人头脑中，“语言和种族密不可分，‘好的’东方只属于印度久逝的古典时期，而‘坏的’东方则徘徊于当今的亚洲、北非的某些地方和整个伊斯兰地区”。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最完美的，其他文明则存在很多缺点。在美国总统的观念中，各民族、各种族都处于不同等级之中。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目中，希腊人是倔强的人民；印度人是可笑的人民，不值得信任；越南人落后；中国人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愚昧无知，对人命损失毫不动心。冷战结束以后，文明偏见仍然非常严重，特别是在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偏见。亨廷顿认为，在移民问题上，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他还引用一位美国记者的评论写道：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毕竟波兰人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敌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巨大轰动，又何尝没有表露亨廷顿们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所抱的深深成见呢？

历史上，由于文明沟通和交流比较困难，产生文明偏见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将文明偏见与使命观念结合起来，以自己的观念和制度为标准来判断其他文明的行为，甚至想以之改造其他文明，从而引起了文明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斯特林·约翰逊指出，“从历史上讲，美国人拥有这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认为，“不仅美国理想的信念过去是、现在对美国还是正确的，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正确的。因此，为了使美国的命运得到传播，要么是劝告，要么是强迫弱国接受这些信条，文明由此带给了非文明国家。”

封闭容易引起文明的误读和偏见。文明偏见的根源，不在于文明的优劣，而在于文明的误读。汤因比指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文明是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涉及文化、语言、宗教、习俗等多方面内容。不管人们怎样界定和感知文明，文明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对文明的认知并不是很容易的，即使身在一个文明内部也难以领悟该文明之奥秘和精髓。亚历山大·温特指出，在非语言交流的情况下，信任只有在长期的合作行为之后才可能建立起来。在沟通交流不畅的情况下，文明之间形成理解与信任是困难的，而产生隔阂和偏见则是容易的。在彼此孤立隔绝的状态下，文明之间形成理解与信任是不可能的。对此，尼克松指出，虽然美国与中国人民具有历史性的友好关系，我们很多根本利益不存在冲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猜疑和意识形态方面深深的鸿沟。

开放可以架起文明对话的桥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根据传播学的观点，信息传递过程中处理的环节越多，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也越大。直接对话与交流有助于克服“信息过滤”现象，是消除误解与偏见的主要途径。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以称得上不同文明间的集体对话。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至少涉及亨廷顿宣称的当代主要文明中的4个。会议最初火药味非常浓，特别是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民族政策存有怀疑和误解。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却大谈台湾问题，说台湾和大陆的语言不同，就像英语和法语一样，荒谬地建议托管台湾四五年。最后，通过有关国家会上会下的沟通和交流，怀疑和误解得到消除，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中美关系解冻后，通过交流和沟通，一些美国政界要人也改变了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1972年4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访华。通过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他回国后特别表示，他已退出了院外援华集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侵略的民族”。

开放打开了文明互相学习的窗口。人类文明的兴衰史表明，一种文明的学习能力越强，应付挑战的能力就越强，生存能力也就越强。事实上，世界上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不足。通过交流和学习，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是文明承续和繁荣的必要途径。正如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指出的，不同文明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效仿拜占庭帝国。②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就是因为这两大文明具有强大的学习功能，能够海纳百川，广泛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可见，文明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文明的繁荣也不可能在封闭中实现。此外，文明间的开放不仅可以为开展学习和交流提供渠道，而且可以为消除对立和怀疑提供途径。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在谈到中印文明时指出的，如果这两个国家都进一步开放和加强交流，那么印度和中国的对立就会不断减弱，甚至逐渐转向相互间富有成果的、不受安全困境方面的因素损害的合作关系。因此，文明要想承续、发展、繁荣，就必须主动开放，在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中相互学习、求同存异，以推进文明的共存和并荣。

三、开放与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是指彼此之间的依靠。它虽然古已有之，但是范围狭小、程度不高，不易为人们所觉察，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互依存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范围逐渐拓展到全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此后，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将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的局面结束了。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不同国家人们的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特别是核恐怖均势的形成、环境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结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相互依存是多层面的。相互依存理论提出之初，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论述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现象的。库珀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来，在贸易、资本和技术作用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传统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界线已经被打破。随着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的发展，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唯一的行为体。经济相互依存推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形成一个无国界的地球共同体。库珀等人的思想虽然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新变化，但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得出的有些结论偏离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思想，从联系渠道、议事日程和军事作用三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模式。他们提出“脆弱性”和“敏感性”两个概念，认为相互依存有对称性相互依存和不对称性相互依存。因此，相互依存不仅仅是相互交往，而是需要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相互依存不总是互利的，也会出现相害的现象；相互依存不仅会导致合作，也会产生冲突。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将相互依存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等其他领域、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拓展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从而大大拓宽了相互依存理论的分析层面。格哈特·马利指出，相互依存是一种复杂的跨国现象，包含国家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并产生明显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基辛格也曾从通货膨胀、饥荒、失业和能源危机等方面强调大西洋两岸相互依存的意义。可见，相互依存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安全、政治、环境和文化等众多层面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相互依存有利于世界和平。对于世界和平来说，相互依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引起国家利益争端，增加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之间贸易摩擦的增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相互依存之所以可能引起冲突和战争，主要是因为相互依存的不均等性。在不对称相互依存中，一些国家利用其他国家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加自己的权力，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践踏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它又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各国互利共赢地实现权益提供了条件，减少了战争的可能。

首先，核恐怖均衡下的相互依存抑制了世界大战的爆发，维护了全球和平。核恐怖下的相互依存不是互利相互依存，而是生死相互依存。这就是说，一方的生存以另一方的生存为条件，一方的死亡以另一方的死亡为代价。为了自己的生存，有关国家必须尊重别国的生存。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虽然在全球各地激烈争夺霸权，但是终究没有发展成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核恐怖均衡下的相互依存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生态问题下的相互依存将各国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抑制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随着地球温度升高、生物物种减少、自然灾害增多等，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生态环境的共享性，使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在环境问题上独善其身，也使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人类的生存，更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各国必须合作应对，从而对国家间的利益争端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最后，经济全球化下的相互依存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增加了实现利益的可能选择，有利于抑制战争。由于各国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战争变成了一种既损人又害己的行为。战争不仅会打击敌对方的经济，而且会打击自己的经济。在经济重要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以战争方式解决争端可能变得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同时，各国可以通过贸易手段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原料、销售商品、传播文化，战争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这些都使国家选择用战争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减小，从而有利于实现和平。此外，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相互影响更加明显。一个国家政治不稳定会给周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压力，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会在其他有类似民族问题的国家引起连锁反应，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变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了维护本国社会政治稳定，各国会更加相互支持彼此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

开放推动相互依存均衡发展。霍夫曼指出，相互依存就是社会的相互渗透，它既是一种条件，也是一个过程。相互依存的范围和程度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而不断扩大和加深的。相互依存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过程。温特认为，分工会加大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会加强它们的共同命运。当前的相互依存就是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为基础的，是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不对称的。但是，不均衡的相互依存是历史形成的。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占了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通过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初步发展，给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在原料价格的确定上基本赢得了主动。事实表明，不对称的相互依存是在发展中国家被动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主动开放的过程中被逐步修正的。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发展中国家只有主动融入进去，积极开放，联合应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才能推动相互依存朝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进而促进世界走向安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