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美关系与中国开放战略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掌握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物质和技术财富。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领头羊，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

第一节 中国开放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的特质。正是这种开放性特质，使得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从未中断过，也使得中华文明在饱受外族入侵后愈发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中国开放战略与中国历史上的开放是有区别的，它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一项强国富民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开放战略也得到了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

一、中国开放战略的基本内涵

中国是一个具有开放传统的国家。形成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起来，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唐都长安是世界闻名的国际性大都会，城内专门设立了外国和少数民族商人交易的西市。宋朝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西海岸和红海沿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明清两朝一度实行“禁海”政策，致使近代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逐渐落伍了，从而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特定话题。

1．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次开放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两次开放。第一次是在19世纪中期启动的，是在西方列强武力攻击下进行的，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开放。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是中国主动打开国门，是中国独立自主地走向世界，是积极主动的开放。

明朝中后期为了孤立退居海岛的元朝残余势力、防止倭寇袭击以及防范西方殖民者入侵，统治者实行“禁海”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禁止海外船只进入珠江口内。清朝初期，为了封锁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武装力量，清政府不仅继续实行“禁海”政策，而且采取了“迁界”措施。康熙皇帝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解除海禁，设立广州等四口通商。但是，到了康熙晚期，清政府担心汉族人与外人联合反清，开始实行闭关政策。雍正时期，闭关政策进一步发展。到19世纪初，以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在闭关政策的影响下自闭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综合国力日益衰弱。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朝政府战败，被迫于1842年签订中外关系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通商。此后，在列强一次又一次的武力胁迫下，中国的国门便越开越大了。1900年，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联合侵华，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设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中国最终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是，由于中国是被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加之晚清政府实行卖国求荣的保守政策，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不仅没有富国强兵，反而使自己成为列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直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底结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近代一百多年来的被迫开放，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融入了国际社会。因此，新中国已经做好了开放的心理准备，打算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借助国际条件发展自己。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该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足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足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严重地制约了新中国的开放意愿。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后，中国很快被纳入了美苏冷战的轨道。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不愿意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政策，新中国被孤立于世界资本主义大门之外。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放主要是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部分民族主义国家的开放。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加上中国内部政治局势动荡，中国基本上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1972年尼克松访华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中国对外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光辉历程。

可见，第二次开放与第一次开放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与清政府在西方炮舰的威逼下被迫开放不同，第二次开放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积极主动的开放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开放。在第一次开放中，中国以一个不平等的角色被纳入国际社会，成为列强奴役和宰割的对象；在第二次开放中，中国以平等的一员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利用国际上有利的条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因此，中国开放战略不是泛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开放，更不是指19世纪中叶启动的开放，而是特指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第二次开放。这次开放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特质，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

2．中国开放战略的基本内涵

开放战略是中国主动打开面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门，借助国际条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开放战略的侧重点和主要内涵是变化的。从开放的背景来看，开放战略的内涵最初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开放的目的来看，主要是借助国际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放战略的确立是立足于对时代发展潮流的深刻把握之上的，也是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之上的。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世界各国均被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主动开启国门，加入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潮流。中国虽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质的国家，但是在明朝中叶以后逐渐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致使中国逐渐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邓小平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建立以后，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离发达国家的水平仍相距甚远。因此，为了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第二，从开放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与先进知识。资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长期战争破坏，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加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灾人祸，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建设资金严重缺乏。要重新启动现代化，就必须从国外引进大量的资金。因此，引进外资成为开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认为，利用外资是一个大政策，要正确评价利用外资的意义，充分利用外资发展自己。他说：“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引进国外先进知识是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关键因素，是第一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苏联引进了156个技术项目，加上自主研发，中国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基本消失，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因此，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成为开放战略的主要内容。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不仅如此，由于长期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管理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加之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过“左”的做法，经济工作政治化，国内经济管理经验陈旧过时，明显脱离经济工作的实际。引进先进经济管理经验也成为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此外，当今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则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培养是振兴科技的关键。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的长期混乱，我国的教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教材内容脱离实际。因此，学习和引进国外的教学内容成为引进国外先进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指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

第三，从开放的方式来看，在引进外资方面主要采取中外合营的方式。在总结国际社会利用外资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利用外资的基本原则：适度借债原则和主要用于生产原则。他说：“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不是国外贷款，而是国外直接投资。对此，邓小平指出，“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

在引进国外先进知识方面，除了直接购买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以外，还注重以多种方式引智引才。一是利用情感纽带引进海外智力。由于种种原因，在海外分布着几千万华人华侨，他们当中不乏著名学者和实业界人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华人华侨心系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吸引海外华人华侨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是开放之初的基本考量之一。“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接收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同时，世界上拥有一批关心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希望中国发展得更好，乐意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成为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来源。“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二是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学者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事实上，聘请国外专家、学者参与本国现代化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客观现象，也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现代化建设摊子大、任务重，要在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之路，更加不可避免大规模引进国外智力。

在对外贸易上，主要是鼓励产品出口，发展外向型产业。为了积累外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中国开放之初主要实行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特区主要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资企业的产品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和质量是检验特区成功与否的基本指标。邓小平说道：“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当然，贸易总是有进有出的，鼓励出口并不是否定进口。但是，当时的贸易政策是很清楚的。进口主要是高精尖技术，以及少数国内缺乏的原料。早在1975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如化纤厂搞起来了，缺少某些化工原料就不能生产，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产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四，从开放的方位来看，最初主要面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紧密相连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第二次开放最初实际上是着眼于向美国开放。据记载，1979年陪同邓小平访美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问邓小平：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中苏关系由长期对抗转为缓和，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发展。这为中国拓宽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提供了条件，苏联和东欧国家再次被纳入中国对外开放的视野。事实上，这也推动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中国开放的对象之一。对此，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可见，中国开放战略是全方位、宽领域的，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

二、中国开放战略的确立过程

中国开放战略肇始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就不存在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议题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1．中国开放战略的发端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及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松动的端倪，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为中国调整对外经济政策、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1972年2月，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等部门进口43亿美元外国成套工业设备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虽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引进计划没有全部完成，但是作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重要尝试，它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意义不可小视。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启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当时，促使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是战略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美国是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接近苏联。加之中美经济往来微不足道，经济议题差不多被忽视了。在21日与尼克松的谈话中，毛泽东仅含蓄表达了对美开放的想法。他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在23日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国务卿的会谈中，两国也没有就最惠国待遇问题取得共识，甚至可以说美国根本没把最惠国待遇问题当成一回事。罗杰斯说，就目前情况看，最惠国待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兴趣出口到美国的有限商品没什么影响。不过，随着贸易的扩大和出口种类的增多，非最惠国地位的影响将扩大。然后，他以重申美国关于贸易的立场结束了双方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议题。在两国达成的《上海公报》中，双方对于两国间的人员交流与贸易问题也是寥寥数语：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间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然而，尼克松访华对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不仅《上海公报》为中美之间互相开放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而且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实施对美开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政治方面，1972年4至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先后访华。在经济方面，1971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仅490万美元，1972年增加到3230万美元，增长了559％。在科学文化体育方面，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美国进行了18天访问，并受到尼克松总统接见。5至6月，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员杰里米·斯通博士和麦罗姆·科恩博士等访问了中国。在新闻传媒方面，1972年6月，《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圣路易斯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等访问了中国。7月29日，美联社还与新华社、中国新闻图片社达成了一项交换新闻和图片的协议。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发生了水门事件、中国国内出现了“左”倾思想的回潮，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尼克松访华还对其他发达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越顶外交”的冲击下，1972年9月，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长期存在的不正常状态。这为中国从日本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奠定了基础。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事实上，在开放战略实施期间，中国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就是1978年底跟日本谈妥的。

2．中国开放战略的酝酿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4年，邓小平主持起草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积极酝酿对外开放。

第一，明确现代化的意义，强调这是现在的大局。在“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冲击下，国内各项工作处于混乱状态。为了使国内工作走上正轨，邓小平重视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将其上升到当时工作大局的高度，以此来凝聚全国涣散了的人心。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针对“政治挂帅”、忽视生产的现状，邓小平大力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纠正国内有些人在发展生产问题上的错误认识。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时指出，“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批判“唯生产力论”持否定态度，肯定多劳多得的意义。6月10日，他在上海同马天水谈话时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第二，强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在匡正人们在发展生产上的认识误区的同时，邓小平着手探索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的路径，在国内外多次谈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75年5月12日至17日，邓小平访问法国。在与希拉克总理会谈时，他说：“随着中法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应当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有些问题现在还不可能一下解决，如贸易平衡问题。就我们经济建设的需要来说，我们希望从一些发达国家购买更多的技术和产品，但受到支付能力和条件的限制。当然，随着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个情况将逐步得到改善，所以我们说这是暂时现象。从长远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7点意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位列第二。23日，他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意味着是一种保守主义。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前景会更广阔一些。”9月20日，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他又指出：“我们的方针还是自力更生，但不排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额很小，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贸易额肯定会扩大。”在回答希思提出的中国是否仍然不向外国贷款的问题时，他说：“还是这样，但可以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方式。”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和谈话拨开了笼罩在全国人民头脑中的思想迷雾，不仅为当时的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开放战略的形成做了思想准备。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陷害，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经济整顿工作停顿下来。

3．中国开放战略的确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8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彻底清除“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同时，邓小平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推动了中国开放战略的确立。

第一，彻底清除“四人帮”帮派势力。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走向自我封闭固然与国际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四人帮”的祸害也是一个重要甚至主要原因。他们将学习和引进国外东西视为“崇洋媚外”，声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同时，他们阻挠发展生产，将国内工作搞得乌烟瘴气，社会秩序混乱，使中国缺乏对外开放、搞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基本国内环境。“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为了顺利启动对外开放，将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主张彻底清除“四人帮”帮派势力。他说道：“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第二，全面阐述引进国外先进知识的思想。①自力更生不等于不利用国外先进知识。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国外资金和先进知识。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知识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闭关主义只能导致贫弱落后。“我们历来提倡自力更生，但并不是像‘四人帮’解释的那样，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搞，连世界上先进的东西都不接受。”“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②利用国外先进知识是可能的。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因此，“凡是我们需要的先进的东西，条件适合的，我们都愿意吸收，包括军事技术上某些先进的东西”。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落后，科学不发达。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在高起点的基础上起步，只有这样才能基本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④要正确对待国外先进知识。对于国外先进知识，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然而，我们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还要消化、吸收和创新，做到洋为中用。“所以现在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实行‘拿来主义’。”但是，“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第三，亲身感受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20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由于长期自我封闭，中国对世界的现实状况缺乏真切了解。“过去‘四人帮’干扰，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清楚。”这种状况严重地妨碍了人们解放思想。因此，从1977年底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派出了大批考察团，不仅对周边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考察访问。仅1978年，中国就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级别的领导人先后20次出访51个国家。其中，5月2日至6月6日，谷牧副总理率经济代表团对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考察具有重大意义。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了考察团汇报会。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又做了考察西欧国家的汇报。通过20多天讨论，会议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国内事务相当繁忙的情况下，出访日本、新加坡等周边7国，释放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重大信号，了解日本的现代化实况，学习新加坡的开放经验。这一切都坚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念。

第四，彻底打破思想观念的桎梏。毛泽东逝世后，“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严重地阻碍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不利于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统一了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思想，为开放战略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经过短短几天的讨论，会议做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的确立。

三、中国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开放战略以来，在3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开放战略已经由最初经济特区的尝试，发展到今天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大致经历了政策性开放、制度性开放和战略性开放3个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

1．政策性开放阶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对外开放战略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中国开放战略主要处于政策性开放阶段。党中央从政治高度思考经济工作，把经济工作当作最大的政治，以此来统领对外开放的全局，以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灵活的经济措施作为经济增长的生成点，激励对外开放。1979年，邓小平对广东省提请兴办出口加工区表示赞同，并将其命名为“特区”。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此时的开放基本是尝试性的，没有形成制度机制，没有制度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制度。1983年，又将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推及海南岛。1984年，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环渤海开放区。1990年，开放浦东。1992年，开放芜湖、九江、岳阳、武汉和重庆5个沿江城市以及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17个内陆省会城市，还陆续开放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70多个边境市、县，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至此，通过实行特殊政策，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及内陆省会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面、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2．制度性开放阶段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放战略主要处于制度性开放阶段。在对外开放推动下，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不断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项配套改革深入发展，复关/入世步伐不断加快，最终全面加入了既有国际经济机制，逐渐形成了开放型经济体系。

随着开放战略逐步实施，1986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同时，中国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也不断突破。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彻底打破了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上的认识误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不久，全国人大将其写进宪法。同时，会议还提出实施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新要求。为进一步健全开放战略的制度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将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目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适应制度性开放的新要求，十六大又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要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在国内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中国谋求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努力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通过15年的艰辛谈判，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到2004年底，中国根据入世承诺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全面修改或增订了有关贸易的法律和法规，实现了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全面接轨，标志着中国制度性开放基本完成。

3．战略性开放阶段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对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不断加深，开放过程中既有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新矛盾也不断产生。面对新的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开放战略的认识，从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度将对外开放提升到战略性层面，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标志着我国的开放战略已经进入了战略性开放的新阶段。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命题，标志着中国的发展理念出现根本性转变，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命题下的正常社会状态。因此，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参加亚非峰会时，又将和谐社会的蓝图上升到和谐世界的理念，提出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为开放战略的调整和升级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正如2005年5月31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的，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立足国情，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贫富差距的鸿沟中孕育不出和平的绿洲，世界和谐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小部分国家少数人富、大部分国家多数人穷的基础上。因此，在和谐世界理念下，中国开放战略不仅仅要着眼于自身发展，而且要着眼于全世界的共同发展；不仅仅要着眼于国内和谐，而且要着眼于地区和谐与世界和谐。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对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行了完善，并庄严宣告：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开放战略进入了更高层面的战略性开放新阶段。2012年，十八大再次强调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出“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可见，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确立以来，依次经历了政策性开放、制度性开放和战略性开放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开放战略的重点和价值取向有所侧重而已。通过开放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国在国内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国际上全面融入了以互利共赢为取向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开放、最负责任的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