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与近代中国的开放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被列强武力打开大门之前，与中国政府没有正式外交来往。中美关系的发端是与中国被迫开放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中国被迫开放的过程中，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国与最古老的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列强对近代中国开放的影响，是与其实力地位呈正比的。作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大国，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加重，美国影响近代中国开放的能力不断提升。

一、追随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开放

在列强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法国和俄国成为主要的侵略者。由于国内国际条件的制约，美国在武力迫使中国开放的过程中扮演了帮凶和协助者的角色，以相对温和的方式配合欧洲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最终迫使中国把国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在战争的酝酿和实施过程中，虽然英国政府有意邀请美国政府联合出兵，美国在中国广东的商人以及国内部分资产阶级政客也为英国武力侵华呐喊助威，甚至要求政府出兵协助英国武力征华，但是美国政府并不是直接协助英国武力侵华，而是派遣其东印度舰队侵入中国海疆，密切关注战争进展，伺机获取侵略利益。在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允诺开放五口通商后，美国国会和政府便迅速采取了行动。1843年3月3日，国会通过决议，授权总统建立中美商务关系。

1844年2月，泰勒总统的专使顾盛率军舰抵达澳门，致书中国政府要求订约通商。由于清政府不愿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订约，顾盛便采取武力威胁，先后致信两广总督程矞采：“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除了原定绕好望角来华的美国舰队正在途中外，构成太平洋舰队的炮舰，也已受命前来中国”。在顾盛的战争恫吓下，刚刚被英国侵略军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屈从美国侵略者的意志，于1844年7月与美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望厦条约》。条约不仅根据所谓“利益均沾”原则为美国获取了中英条约除战费赔偿、割地以外的全部特权，而且为列强攫取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等一系列新特权。值得指出的是，条约首次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利益均沾”原则，“为列强在后来瓜分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同时，条约还载入了12年后修约的条款：“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就为此后列强进一步勒索中国提供了依据。这样，美国利用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一方面迫使清政府将国门开得更大；另一方面与中国清政府建立了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从而实现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国与最古老的大国之间的正式交往。

2．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

中国的国门被武力撬开以后，英法美殖民者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夺得的侵略利益，不满足于中国仅仅开放几个口岸通商，伺机进一步向中国政府勒索，以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因此，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法美殖民者便利用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之机，以中美《望厦条约》中“不无稍有变通”之规定为依据，发起了一场全面的修约活动，继而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4年4月，英国公使包令利用五口通商章程中“一体均沾”的条款，以《望厦条约》中12年为依据，向两广总督、清政府负责筹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6月，美国专使麦莲向两江总督怡良提出修约要求。麦莲讹诈怡良道：“美国政府有可能承认太平天国政权，除非清政府同意修约，满足开放长江口岸，开放内地贸易，传教自由，外国使节进驻北京等要求。”当然，英美法的修约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三国代表决定拒绝与叶名琛谈判，于是年10月乘军舰北抵大沽。清政府担心三国支持太平军与朝廷做对，便对其修约要求做出了微小让步，派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交涉。但是，对于侵略者来说，这些让步完全不能满足其侵略胃口，武力侵华成为三国代表的共识。然而，当时欧洲局势云谲波诡，英法两国正在克里米亚半岛与沙俄鏖战，无力在东亚另辟战场；美国不仅国内对于武力侵华意见不一，而且自身实力难以单独对华开战。因此，以英国为首的修约活动无果而终。

1856年，《望厦条约》签订12年届满，美国政府要求全面修订条约，从而展开了以美国为首的新一轮修约活动。新任美国专使伯驾在英法支持下向叶名琛提出了全面修约的要求：准许公使入驻北京；无限制扩大通商范围；废止一切对美国人在华活动自由的限制。对于三国新一轮修约要求，清政府依然故我，继续采取所谓的“羁縻”战略。然而，此时的国际形势并不有利于中国。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法打败了沙俄，有力量发起对中国的新一轮远征。同时，沙俄战败后，重新将侵略目光转向远东地区，准备与英法美侵略者协同行动，以瓜分侵华战果。

在美国提出的修约要求没有获得满足后，1856年10月，英法联军悍然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对于英法这场极端不正义的战争，虽然美国没有直接出兵参与其中，但是它不仅自始就一直与英法侵略者一起谋划战争，而且与俄国一道配合英法侵略军的军事行动，对清政府施以武力威胁。1858年4月，美国公使列威廉与英法俄三国公使率领军舰兵陈大沽口示威。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美国舰船也伙同俄国驶入白河助威。6月18日，在英法联军进攻天津时，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通过条约，美国以狡诈伎俩不仅骗得了清政府的友谊和信任，而且获得了其他国家已经获得及将来可能获得的不平等利益。条约规定：中美和平友好，“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嗣后大清朝有何惠政恩典施及他国”，“亦当准合众国民人一体均沾，一若在本国条约内，曾经订明一般”。这为美国后来以调停为借口帮助欧亚列强从中国获取不平等利益提供了便利，为美国诱导中国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条件。其他侵略者也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除要求增开汉口、九江、镇江、牛庄、登州、台南、淡水等通商口岸外，还提出了赔偿兵费、内江通商、内地游行以及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侵略条款。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了。

3．美国公使进驻北京

在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后，双方又围绕换约地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并最终再起兵端。清廷担心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对其统治造成威胁，认为此举有碍国体，极力要求取消该款并阻止外国公使进京换约。咸丰皇帝说道：“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为妥善。”但是，在清政府付出巨大代价勉强换得取消公使驻京条款后，双方最终还是因为进京换约问题发生了战争。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后赶到上海，与先期到达的美国公使华约翰一起，准备前往北京互换《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英法公使不顾清政府的反复要求和劝告，企图武力打开前往北京换约的道路，遭到大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美国再次扮演了帮凶角色，华约翰随同普鲁斯、布尔布隆到达大沽，为英法侵略军助威出力。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他批准达底拿乘快艇冲向英军危急存亡之地呼喊“血浓于水”，号召士兵紧急救援英军。虽然达底拿的舵手被炮弹打掉脑袋，快艇被炸得粉碎，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水兵留在英舰上代为英军施放枪炮。英法舰队败走后，华约翰又装出友善的面孔，乘民船从北塘登陆进京，并与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

英法战败后决定再次发动侵华战争。此时，美国已经处于南北战争前夕，根本无暇顾及远东战事。同时，美国深知，根据既有不平等条约，美国即使不参加侵华活动也会取得英法联军同等的不平等利益。因此，美国公使华约翰在英法联军开始侵华军事行动后返回了美国。不久，中国再次战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和《天津条约》，美国分享了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中施及英法俄等国的相关“惠政恩典”。1861年6月，美国新任总统林肯任命蒲安臣为新一任美国驻华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抵达北京，成为首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

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尊严扫地。为了处理外交事务，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及通商等事务。至此，清政府中央政权机构发生了适应近代开放的重大变化，中国成了一个向西方列强开放的国家。

二、与欧亚列强合作推进中国开放

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时，对既有的国际规则非常陌生，为使中国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列强决定继续改造其内政与外交，以将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过程中，美国扮演了积极的合作者角色。

1．美国提出合作政策

蒲安臣新任美国驻华公使之际，美国正陷于南北战争之中，无力与列强竞逐在华侵略利益，因而采取了与英法合作维持中国开放状态、维护美国既得利益的政策，即协商与合作政策。1862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西沃德训令蒲安臣，要他在对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同英法等列强合作，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华的各项特权。

为了维护美国在华条约利益，蒲安臣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措施。1862年，法国驻上海领事要求在宁波建立一个租界，引起了蒲安臣的不安和抗议，并提出“不割让主义”予以阻止，以确保中国各通商口岸对美国开放。蒲安臣述说其理由道：“任何中国土地的让与，就是缩小了美国的条约权利。依据条约，美国在所有条约商埠内，有权自由买卖及居住。故让与任何一部分土地为一国租界地，必然妨碍美侨享有之自由买卖及居住的权利。”此后，蒲安臣又秉承西沃德的意旨对“不割让主义”进行了补充完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合作政策的具体内容。根据1864年6月15日蒲安臣致美国上海总领事的信，合作政策之主要内容为：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在致函该总领事前，蒲安臣还将该信致送英法俄三国公使，并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赞同。

可见，“合作”包括两个方面，即列强与清廷合作、列强之间合作。在与清廷的合作方面就是支持清政府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维持清政府的统治，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列强之间的合作方面主要是各国联合向清政府施压，迫使清政府成为列强的忠实奴仆，切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同时相互抑制彼此对中国领土的独占和瓜分，维护各自的条约利益，当然首先是维护美国的条约利益。对此，各国虽然心存异志，但是为了迫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为了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还是暂时得以实现，从而维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开放状态。

2．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在“合作政策”指导下，美国首先伙同其他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稳定了清廷统治。祺祥政变后，清政府决定借助列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2年初，英法领事在上海与上海道吴煦会商上海防务，成立“中外会防局”，并派遣英法军队伙同俄军对太平军展开了军事攻势。美国流氓华尔也率领洋枪队加入其中，给太平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蒲安臣不仅在太平军进军上海时致信西沃德，要求向上海派遣舰队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而且拒绝给予帮助太平军的美国人以“外交保护”，将一度加入太平军的美国人白齐文交由清政府处理。正是在列强与清政府的合作下，在列强之间的相互合作下，太平军起义被联合镇压下去了。

3．诱导中国遵守国际秩序

作为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新来者，中国对列强主导的国际规则知之甚少，难以满足列强维护其对华侵略、掠夺和剥削秩序之需要。因此，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后，首要任务就是诱导清政府接受国际规则，使之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诚如马士所言，“这些代表们并没有忽视他们的首要责任@@要约束中国人适当地履行条约条款，并且要保护交托给他们的那些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还有责任去教导在崭新的国际关系中并无经验的那些中华帝国大臣，并且给以意思诚恳而且实际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为此，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自撰的《局外旁观论》，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通过驻华公使阿礼国提交了其所撰写的《新议略论》，以威胁的方式训导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并听从英国建议。在赫德、威妥玛以殖民嘴脸威胁清政府守约的时候，美国公使蒲安臣则向总理衙门送上了一册《万国公法》，诱导中国遵守不平等条约、接受列强主导的国际规则。该书有助于中国正确认识当时的国际社会，有利于中国维护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奕等人的重视并被准予刊行。这也表明以奕为代表的清廷官员思想观念的改变，正由中国中心观转向世界中心观，由封闭转向开放。

4．蒲安臣使团出访美欧

中国被列强武力打开国门后，统治者的思想仍然处于保守、封闭和落后状态。在接纳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时，清政府并没有及时对等地向对方派出使节。这种状况妨碍了列强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不利于推进中国开放。因此，列强多次要求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使节。对此，美国也有非常强烈的要求。1865年12月15日，西沃德训令蒲安臣道：“本国政府甚愿接待中国皇帝派来一个与你职位相等的外交代表”，“如果他们接受这一建议，美国大总统将感觉莫大的欣慰”，“由于中国人民侨居美国，特别是侨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非常众多，他们尤其有遣使来此的必要”。

然而，随着开放的扩大和深入，清政府内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要求遣使欧美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苦于出使人才缺乏。1867年11月，深得清政府好感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在赫德帮助下，他获得了清政府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职位。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志刚、孙家谷率中国第一个赴欧美正式外交代表团从上海出发，首站便是蒲安臣的祖国。在美国，蒲安臣秘密听取了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的训令，并僭越职权与之签订了完全由西沃德起草的“蒲安臣条约”。使团在美国活动了3个多月才启程前往英国，此后遍历英法普俄等10国，于1870年10月回到上海。蒲安臣在出使过程中确实做出过一些有违清政府初衷、损害中国利益的事，但是使团遍历欧美11国也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更加客观、更加全面了。毫无疑问，这对中国人改变观念、革新开放、自强求富是有所裨益的。

5．帮助其他欧亚国家侵华

在英法美俄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鼓舞下，在不平等条约利益的吸引下，欧洲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向中国谋取条约利益，亚洲个别走上殖民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武力迫使中国给予其欧美国家所享有的不平等条约利益。从1861年到1869年，先后有普鲁士、葡萄牙、荷兰、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等与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英美法俄四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获得的特权。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索取条约利权的过程中，美国与欧洲强国合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丹麦公使洼地玛·拉斯勒福来华索约时得到了英美两国公使以及赫德的极大帮助。诚如马士所言，丹麦公使洼地玛·拉斯勒福大佐从外交团的合作政策中获得很大的援助。他曾经对于他所处的被排斥在天津的地位表示不满，贸然前往北京，使恭亲王颇为不快；但是这桩事为蒲安臣和卜鲁士的友谊调处所解决了，因为拉斯勒福本人曾经分别由这两位公使的本国政府介绍给他们的，因此，拉斯勒福大佐对于“热诚地一齐支持他的各外国使团”和“中国人托付安排新条款工作的那位海关里的赫德先生”所给他的协助深表感谢。

英美两国还多次为日本谋取侵华利益。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确立了脱亚入欧的政策，迅速走上了侵略中国的殖民道路，得到了欧美强国的大力支持。在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及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曾从军事上或外交上给予大力援助。英国也在甲午战争中从军事和外交上大力支持日本，利用日本侵华来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拓展自己的侵略利益。

6．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在运动过程中，义和团沉重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也出现了一些有违基本国际惯例的情况，引起了列强的仇视和嫉恨。以慈禧为首的清统治者不仅难以满足列强镇压义和团的要求，而且利用义和团打击侵略者以泄私愤。在此情况下，各国在抛弃合作、各自为政20来年后，再次进行了合作。1900年4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两个月内将义和团镇压下去，否则将代为剿平。6月，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屠杀中国人民。清政府在利用义和团运动一段时间后，再次“借师助剿”。这样，在列强之间相互合作下，在列强与清政府的合作下，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除了巨额赔款、列强军事控制京津地区、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镇压反帝运动以及签订新商约外，条约特别规定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这样，列强通过对清政府中枢机构的进一步改革，强化了中国对列强被动开放的状态。

三、敦促欧亚列强维持中国开放

强盗联盟，貌合神离。由于各国对华心存异志，合作政策很快被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葬送了。各国在中国掀起了强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然而，从美国当时所处的内外环境来看，中国此时被欧亚列强瓜分对其显然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它自己难以分得一杯羹。因此，美国极力敦促列强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确保中国全境对美国开放，维护美国的条约利益。

1．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

正当列强在中国强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与西班牙的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爆发了美西战争。美国无暇与其他列强竞逐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当它打败西班牙后将目光重新转向中国时，除了直隶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在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了。同时，在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了镀金时代，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然而，美国的军事力量，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落在英、德、俄、法等国家后面，特别是美军的远洋投放能力不足。因此，美国打算扬长避短，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与列强竞逐在中国的利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1899年9月到11月，海约翰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法、意、日六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内容一致的照会：在中国任何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对于上述利益范围内（除自由港外）一切口岸装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适用中国现行的关税率，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任何这样“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进出港的他国船舶不得课以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务费；任何此种“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的铁路运输他国人民的货物通过此种“范围”，运费不得高于本国人民同样距离所运输的同类货物。这就是所谓的“门户开放”照会。对于美国这个“门户开放”照会，各国反应不一，言辞闪烁。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意大利欣然赞同，迫切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日本表示同意，英、法、德基本上表示肯定，俄国表示除了辽东半岛外赞同在中国一切港埠实行门户开放，实际上拒绝了门户开放政策。但是，海约翰还是以此宣布各国都已经明确表示接受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为了防止列强利用帮助镇压义和团的机会瓜分中国，1900年7月3日，海约翰再次向各国发出照会，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宜在目前环境许可之范围内阐明态度”，“美国政府的政策乃是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维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中华帝国境内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随着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发布，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已经定型。此后，美国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门户开放政策成了一个基本准则，影响深远。毫无疑问，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华条约利益，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抑制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特别是被日本所独占。

值得指出的是，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可以看作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摆脱继续追随英国、拒绝继续做英国的“狗腿子”、宣示美国强国地位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行动。1880年，美国国务卿威廉·埃瓦茨明确告诉安吉立：“我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对华’政策，不应单纯地依附英国。”事实上，“门户开放”不是美国独创的一个全新概念，“门户开放主义@@这个主义如此陈旧，因而英国议会在1898年提到它时说： ‘这个著名的用语一再地被重复引用，令人厌烦得几乎作呕’”。同时，1898年3月，英国政府还向美国总统建议共同维护中国开放。英国政府在指出了其他强国可能吞并中国领土的一些地区或建立租借地的危险后询问美国：“他们是否能指望同美国合作来一起反对外国的这类行动，美国是否准备在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同英国一起反对这类措施。”由于此时离美西战争爆发仅有大约一个月，所以美国以战争为由没有做出积极回应。1899年，美国以同样的借口再次拒绝了英国的提议。显然，正如海约翰的远东政策顾问柔克义指出的，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政府并没有采纳英国的政策。如果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英国宣布的政策偶然相似，这只是一个幸运的一致而已。

2．门户开放政策的维护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列强并不想真心接受，美国自身也没有真正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决心与打算。诚如海约翰所言，“我们不想采取任何可能与其他国家为敌的示威行动来实现我们在中国的意图。”这就决定了各国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力度，也决定了美国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行动。

第一，以武力摧毁俄国对东北的独占。早在美国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照会时，俄国就将辽东半岛作为例外项勉强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又利用清政府困于内乱的时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大举入侵，妄图将中国东三省变为俄国的独占殖民地。1900年11月，俄军司令武力胁迫清盛京将军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条约》，实际上独占了中国东北地区。显然，这是与门户开放政策相违背的，影响了其他列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因此，在其他列强的阻止下，清政府不仅没有与俄国签订出卖此地区的正式条约，而且于1902年签署了《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表示分三个阶段从中国东北撤军。然而，在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俄国不仅违约不肯撤兵，而且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些排他性要求，从而与其他侵略者产生了严重冲突，英国和美国便支持日本以武力摧毁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图谋。

1904年2月7日夜，日本不宣而战发动对俄军的进攻。日本打着门户开放的幌子，获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大力支持。战前，英国就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在得到日俄开战的消息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异常高兴，认为日本是在为美国打仗，还警告德法不要重演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否则他将迅速站到日本一边。战争期间，美国还向日本提供了巨额的财力物力支持，仅对日低息贷款一项就高达4.5亿美元。在英美两国支持下，日本打败了俄国，从而以武力改变了俄国独占中国东北的局面。

第二，以妥协诱使日本遵守门户开放。日本侵略东北后，采取了比俄国更加封闭的政策，严格限制美国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反对美国在东北修建铁路和投资，而且妄图独霸全中国。对此，美国采取妥协退让方式诱使日本遵守门户开放。1908年，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和美国国务卿罗脱签署协定，两国同意用和平手段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内列强工商业之机会均等主义。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美矛盾，日本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且，美国的妥协还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1915年，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这是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充分表露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对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了根本威胁。对此，美国虽然对部分内容提出了抗议，但是总体上还是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它劝袁世凯接受日本的有关侵略要求，并以对中日两国分送一份内容相同的“不承认”照会了事。美国国务卿布赖恩甚至说：“日本不应该要求太多，中国也不应该让与太少。”然而，不断退让换得的只是步步进逼。为缓和两国在侵华问题上的矛盾，日美再次展开谈判。1917年，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前外相石井交换关于中国的换文，日本表示尊重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美国承认日本基于“领土接近”在中国产生的“特殊利益”。这是美国对日本的又一重大让步。

第三，以国际公法维护门户开放原则。1921年底，美国发起召开关于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中国问题是会议的重要议题。经过3个月的讨论，与会9国签订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这样，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被以多边国际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成了国际法的一项具体内容。这为维持中国开放提供了法律依据，无疑有利于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正如美国国务卿休斯所言，“我们认为，由于有了这个公约，‘门户开放’才在中国终于成为现实。”但是，公约是软弱无力的。它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证，而且对日本在满蒙、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加以了肯定。“按照美国代表、公约起草人伊莱休·鲁特的解释，这些原则是用来维持‘现状’，而不是改变它。”

第四，以抗议反对日本破坏门户开放。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恣意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挑战九国公约。对此，英、美、法等国对日本采取纵容政策，仅以软弱无力的抗议反对日本破坏门户开放，英法控制下的国联也不分是非将中日同等对待。九一八事变后，针对国务卿史汀生的制裁建议，美国总统胡佛认为美国犯不着去摸老虎屁股，建议史汀生捡起1915年布赖恩的“不承认”政策。1932年1月，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出内容相同的“不承认”照会，重申美国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原则，不承认任何损害门户开放政策的新情况。国务院甚至声明，“美国根本不想干涉日本在满洲的以条约为根据的合法权益”，“不想干涉日本对任何事件的解决，只要这些事件不损害合众国的利益”。日军进攻上海后，英美再次向日本发出抗议声明，甚至向上海增加军事力量。但是，这只是一种姿态。在英美法意促使下，中日停战协定接受了日军驻留上海的事实。显然，这样的抗议只会纵容日本扩大侵略。此后，在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发动卢沟桥事变等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的重大事变中，美英等国仍然采取这种软弱抗议的形式，没有也没打算采取任何实质性步骤制约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筹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这种软弱状况才得以改变。

四、排斥欧亚列强左右中国开放

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后，为了取得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不仅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强了陆军的实战能力，而且通过华盛顿会议确定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海上强国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的国际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准霸主”，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权与其在世界其他问题上的发言权迅速上升。美国基本上摆脱了欧亚列强的羁绊，左右了中国开放的进程。这在一定意义上为美国独霸中国，变门户开放为对美开放提供了前提。

1．力主中国以强国身份加入国际机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主要大国均卷入了大战，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机成熟。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在安排签署顺序时，美国有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中国的位置安排在前面。“在赫尔和罗斯福讨论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时，总统认为中国和苏联不应当列入按字母排列的国家的名单之中，而应当与美国和英国一起领衔签署，而且在美国的最初稿本中，中国紧跟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位，而不是后来的第四位。”这既是对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肯定，更是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肯定。但是，欧洲老牌大国不顾客观事实的巨变，继续以殖民主义眼光看待中国，企图将中国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罗斯福力主中国以强国身份加入战时国际机制，从而为中国以平等地位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一项涉及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普遍安全宣言》。虽然中国外长没有参加会议，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应该作为签字国之一签署该宣言。国务卿赫尔说道：“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②但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最后，“赫尔不惜以减少‘租借’援助为威胁，促使苏联同意中国也加入到宣言的签字国之列”。显然，这为中国日后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

1943年11月22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这是战时中国首脑参加的唯一一次大国首脑会议。会上，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支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战后国际组织。“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加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的问题上，中国应担任主要角色”。事实上，撇开美国的这种保证不谈，首脑会议本身就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一种肯定。正因如此，苏联拒绝中国参加首脑会议。罗斯福原本打算将拟议中的美英苏三国德黑兰首脑会议扩大成四大国首脑会议，邀请蒋介石参加。但是，斯大林表示，除了苏美英三国之外，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罗斯福邀请丘吉尔一道在美英苏首脑会议之前召开美英中首脑会议。然而，丘吉尔也非常反对美国将中国的地位抬得太高。

1943年11月27日，罗斯福、丘吉尔在结束开罗会议后立即飞赴德黑兰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除了讨论对德作战的战略问题外，还就战后国际组织、德国处置、波兰疆界、远东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战后国际组织问题时，罗斯福再次提出自己的“四警察”设想，支持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战后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建设。但是，斯大林和丘吉尔反对建立世界性组织，尤其反对“四大警察”的提议。“当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四大警察的构想时，斯大林就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中国试图出面解决欧洲的争端，欧洲人将如何反应？他又说道，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担负此一世界警察角色，因此建议创立一个地区委员会来代替，以维持和平。”但是，罗斯福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认定他在德黑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四大警察的共识。”最后，在罗斯福坚持下，会议按照他的意见通过了相关决议。

1944年7月，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讨论和拟订新的国际组织的章程。在这个筹建战后国际组织、安排战后世界和平的关键时刻，“苏联以自己未参加对日作战为理由，反对中国参加会议”。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不得不将会议分成两个阶段，从而保证了中国参加这一历史性会议。这进一步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基本确立了中国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

当然，美国力挺中国参加战时国际机制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是为了拉拢中国作为自己战后称霸世界的小伙伴和战略盟友。但是，其客观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视当前国际形势，美国战时力挺中国的意义对于中国走向世界更是不言而喻。

2．改变中国开放的空间方位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长期引发美国人的遐想。立国以来，美国一直寻求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影响。正如亨利·洛奇所言，“整个欧洲都在中国扩张，如果我们不在东方建立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未来可以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巨大贸易，以及有希望找到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新市场的广大地区，都会实际上对我们永远关闭。”但是，由于力量相对弱小，美国一直未圆自己的中国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欧洲和中国对美国需求的增加，历史的机遇似乎降临到了美国头上。

就当时的中国局势而言，在大战作用下，真正对中国有影响的只有四个国家：日本、美国、苏联和英国。日本是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其对中国的影响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结束。英国是打开近代中国大门的急先锋。随着近代中国的逐渐开放，英国以侵略手段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条约利益。1943年1月，国民政府与英美两国分别签署了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除了香港问题被搁置外，英国在华的条约利益从法律上被废止。虽然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提议遭到了丘吉尔的断然拒绝，但是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显然已经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大的威胁。在美国看来，只要将苏联的势力从中国排除出去，美国就可以单独控制中国，实现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排他性开放。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战略，确保中国对美的排他性开放。

一方面，美国不断诱使中国国民政府出卖民族利权，以实现中国市场对美国单独开放。1943年，中美新约签订时，两国约定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进行谈判，以签订一项新的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1946年2月5日，两国开始在重庆谈判新的通商条约。经过长时间谈判，《中美通商航海条约》于11月4日在南京签订。虽然条约是在国民政府自愿之基础上签订的，也充满了平等互惠之说词，但是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对美援依赖之深重、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之巨大，条约仍是不平等的。事实也是如此。正如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说的，“与早先的商务条约相比，这一条约包括了一些更宽广、更现代化的规定，以便使公司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规定得更具体、更详尽”。同时，国民政府还与美国签订了中美30年船坞秘密协定、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一系列条约，从而确定了美国在中国市场的排他性地位，从法律层面实现了美国独霸中国开放之利益的梦想。

另一方面，美国大力消除苏联在中国的影响，以从事实上实现自己对中国市场的独霸。俄国是在中国获得侵略利益最多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苏联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华利益。时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不仅继承了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传统，而且利用共产主义扩展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就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因为它希望战后在东亚出现一个统一而亲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由于“共产”二字而遭美国怀疑。在美国战略家看来，只有将中共吃掉才可以彻底消除苏联在中国扩张的危险。因此，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美国开始逐渐放弃联共抗日的政策，扶蒋反共，以将苏联影响从中国排挤出去，避免中国在战后倒向苏联一边对付美国。赫尔利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将中国共产党与封建军阀相提并论。此后，美国又不断给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军事和外交援助。然而，虽然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了巨大支持，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本身的腐朽，最终还是被中国共产党打垮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开放的方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个面向全球的全面开放国家变成了一个主要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部开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