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放与国际关系紧张

开放就是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不同国家间的利益重组。正是不同国家间这种相互作用和利益重组，构成了国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的有限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竞逐利益的行为可能引起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诚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由于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性，过去五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往往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者至少是一部备战史。

一、开放与权力转移

所谓权力转移，在权力转移理论的创立者奥根斯基看来，就是指国际关系权力等级体系中最强的权力拥有者和它之后的次强权力拥有者的易位，也即权力等级地位的变化。简而言之，权力转移实际上就是大国的兴衰更替。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过程就是权力转移的过程。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国际社会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处于等级结构状态。全球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各个地区也存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每个等级结构中，都有一个处于塔尖的主导国，处于其下的是大国，再下面是中等国，处在最底层的则是小国。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国家的力量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到了一定的程度，最后就会引起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导致权力转移。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奥根斯基认为，虽然大国权力分配有差异，但是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政府效率的影响，后起大国非常有可能和以前的大国出现权力持平，从而引发权力转移。

关于霸权兴衰的原因，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究。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一书中，保罗·肯尼迪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霸权兴衰更替的原因，认为技术进步、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且提出霸权过度扩张导致霸权衰落的观点。在《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罗伯特·吉尔平也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原因。他指出，一个社会一旦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在维持自己的地位和阻止最终的衰落方面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外，它开始遭遇农业或工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增加了消耗及保护和生产的存本，它开始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它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巧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对处于体系边缘的社会。另外，那些崛起国享受较低的成本、上升的资源回报率和后发优势。体系内衰落国家与崛起国家的不同增长率迟早会产生关键性的权力再分配，从而导致体系的不平衡。

毫无疑问，国家力量变化的关键在于国家内部的发展。但是，外部因素对国家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吉尔平指出，霸权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巧扩散也会对后发展国家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联合对于国际战略力量的消长变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国家内部发展的作用显然没有错。但是，它忽视了外部联系的影响。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内部增长如此重要，以致“权力转移”概念最初就是指国家内部发展的过程，即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和预测大国间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其“兴趣在于解释重大战争”。与均势理论相反，权力转移理论不赞成国家之间权力的均衡分配有助于保持和平，而是认为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在竞争性国家集团之间均衡分布加大了战争的可能性。为了分析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系，权力转移理论家提出了“权力持平”的概念。他们认为，权力持平是指潜在挑战国的发展达到了主导国力量的80％以上的一个阶段，当挑战国的力量超过了主导国的20％时，持平阶段就结束。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持平阶段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特别是当出现力量超越时，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如果在竞争者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只有当竞争者之一处在超过另一竞争者的过程中，他们才会发生冲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冲突一定会发生。显然，这个过程是冲突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它也可能在没有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因此，权力转移理论还引入了一对概念：满意和不满意，认为“权力持平”和“对现状不满”是发生体系转换战争危险的决定性因素。对现状满意的国家没有挑战既有国际权力结构的欲望和动机，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则想改变既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可见，在权力转移理论家看来，当权力持平与对现状满意相结合时不会发生战争，当权力持平与对现状不满意同时出现的时候，最有可能发生大国间的战争。

摩根索指出，像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就是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权力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在追求权力的斗争中，出现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冲突是否上升为战争特别是大国间的战争，存在很多制约因素。虽然权力转移不是大国战争的充分条件，但是它仍然存在着引起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挑战”，至少是导致国际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之一。问题不在于权力转移是否会引起战争，而在于如何避免权力转移引起大国间战争。均势模式是防止战争的途径之一。但是，历史上也出现了均势失灵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沉痛的教训。对此，权力转移理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该理论认为，当处于劣势的国家与处于优势的国家之间的国家能力不平衡时，和平保持得最好。这样，对于主导国来说，尽可能延缓其他国家发展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显然，这并没有跳出霸权稳定论的窠臼，不过，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部分现实。

诚然，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不可能解释所有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权力转移理论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时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这对于认识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吉尔平指出，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通过霸权战争解决的，霸权战争重建了国际系统中的平衡。国家力量的兴衰确实会引起有关国家的紧张，但并不意味着崛起国就是战争发动者。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主导国和崛起国都有可能成为战争发动者。即使崛起国满足现状，即使它不挑战主导国的任何既有利益，主导国也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以保持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力量差距。

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国内增长对权力转移的意义，认为内部增长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来源。但是，权力转移理论假定主导国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的内部发展，认为如果国际现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发展，它仍然能够在孤立中发展。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世界市场经济鼓励通过国际体系来扩大经济增长。通过贸易、海外投资和技术转让，财富和经济活动趋于从旧的经济增长中心向新的中心扩散。由于享有后发优势，这些新的中心往往取代并超过原生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可能推动权力转移。因此，主导国可能会在其他国家开放的过程中设置障碍，从而引起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开放与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论是冷战结束以后最富争议的国际政治理论之一，是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来的。1993年，他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对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斗争的范式进行探讨。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阐述了文明冲突理论。根据亨廷顿的理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文化和文化认同@@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正在变成冷战后世界上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文明冲突论甫一出笼，就引起了国际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批评者有之，赞誉者也不少。这充分表明了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事实上，不管文明冲突论是否符合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现实，文明间存在冲突仍然是人类历史的不争事实。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上存在过的各种文明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但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屡有发生。从1096年到1291年，西欧基督教国家为了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先后对地中海东岸国家（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发动了8次征战，时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是由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歧引起的。1946年，印巴分治也打上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争端的鲜明烙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时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全球范围文明冲突的历史进程。“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碰撞，已经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压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随着美洲印第安人村庄被消灭，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输出，殖民主义犯下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罪行，而且还是文化罪行。“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连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且从属于西方的影响。”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对其他文明血腥征服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1492年哥伦布在海地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到1511年迭戈·贝拉斯克斯占领古巴，西班牙殖民者在加勒比地区进行了长达19年火与剑的征服历史。在对加勒比地区进行征服的几十年内，有1200万～1500万印第安人被杀害。可见，随着人类活动地域的不断拓展，文明之间及文明内部的冲突时有发生。

文明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从6个方面进行了概略的分析：①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本的；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③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过程正在将人们从长期的本土认同中分离出来；④西方的双重作用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长；⑤文化的特征和差异比政治和经济的具有更少的易变性，因而也更不容易妥协和解决；⑥经济地区主义正在增长。值得指出的是，文明冲突论的逻辑起点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提出的这些理由是在解释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因此，即便这些理由充分正确，它也不能完全解释文明之间冲突的原因，更何况这些理由还显得不是那么充分。正如倪世雄教授指出的，有些理由从根本上讲并非文化事项，这些原因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所指向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

亨廷顿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间冲突的根源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间冲突的东西：控制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文明冲突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与历史、宗教、文化、习惯等抽象事物相联系，又与人口、领土、资源、财富等现实利益相交融。1857年，英国殖民者发给印度士兵涂有牛油和猪油的子弹，引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19世纪中叶，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给中外关系横生了许多枝节。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华人权提案问题上屡败屡战，等等。这些既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注脚，也为国家利益争端提供了解释。事实上，文明不同于国家。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具备国际和国内行为能力。诚如亨廷顿所言，“由于文明是文化而非政治的实体，因此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收赋税，进行战争，商定条约或者做政府做的其他任何事情”。所以，文明冲突只能以国家或民族为载体，将文明冲突与国家冲突截然分开是困难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大都有可能引起文明冲突。

矛盾是同一性中的斗争性，没有同一性就不可能有斗争性。文明冲突的发生必须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文明的相遇。在不同文明彼此孤立的环境中，文明冲突是不容易发生的。只有在不同文明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发生争斗。事实上，文明之间可能冲突的范围是随着文明间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的。最初是文明内部的争斗，后来才是文明之间的争斗。亨廷顿将文明间关系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遭遇是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关系。在这个阶段，不同文明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彼此之间的交往基本不存在或非常有限，文明间冲突的范围大多数局限于文明内部，不同文明之间有限的交往与冲突是交织在一起的。冲击是指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文明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影响。西方文明崛起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自然条件对人类交往的限制减弱了，文明间的交往迅速增多。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科学技术将自己的足迹踏遍全球，通过征服和渗透控制了整个西半球以及亚洲、非洲的重要文明。相互作用是指1990年以后国际社会形成了6个以上的世界。随着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作用取代了西方对亚非拉的控制，每个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文明间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从文明间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文明间关系演变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演进是同一个过程，文明间关系演进的历史就是各文明超越自身疆域限制走向全球的历史，就是文明间互相开放的历史。随着文明交往范围的扩大，随着文明开放程度的加深，文明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文明冲突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开放是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重要背景。

三、开放与经济纷争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础。人类要生存，首先就必须吃饭穿衣住房子，然后才能进行其他活动。由于自然因素的制约，任何地方都不一定能够提供附着于其上的人们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财富，获取资源。这就可能引起资源、资金、知识、市场和贸易争端。

马克思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资源是创造财富的必要前提。丰富而良好的资源状况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一个资源不能自足的国家是难以发展成为综合国力大国的。德龙和威廉森认为，在高昂的运输成本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可得性是新产业或者新技术得以引入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对19世纪后期的本土钢铁工业而言，煤和铁矿石的储量是国家经济发展壮大的必要因素。资源丰裕的英国和德国在此阶段实现了钢铁产业的迅速成长，从而奠定了工业强国的坚实基础。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意大利由于国内煤矿储量的缺乏导致落后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大逊色于其他欧洲强国。然而，地球上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石油是现代社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超过1/3的可采石油储量集中在中东地区。事实上，其他资源的分布状况也大体如此。这就势必引起各国对资源的争夺。诚如吉尔平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一个不太能自给自足的苏联在世界市场上向美国挑战，争夺有限的资源，这就将（且肯定将）变成一种不稳定因素。如果苏联的石油生产下降或苏联进入世界市场，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形势并提高经济紧张的程度”。

在分析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时，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是与人均资本的增加相关的；在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增长的社会中，每年的投资不到其国民收入的4％或5％，而进步经济的投资每年都在12％以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生产对资金的要求相对不高。在近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增长与资金投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资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资本积累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一个国家要实现“起飞”就必须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就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也难以改进生产技术，更难以实现工业化。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面临资金困境，资金投入难以切实保障。钱纳里和斯特劳斯的“双缺口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从而形成投资约束和外汇约束，影响经济发展。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从国际市场引进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都是以国外资金来补充国内储蓄不足的。在17和18世纪，英国向荷兰借债；在19和20世纪，英国几乎向世界上其他每个国家贷款。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时也曾大量借款，以后又成为20世纪的主要债权国。但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普遍不足的现实，国际市场上的资金也不一定能够满足其发展需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可能会形成竞资现象，发达国家也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附带种种不合理的条件，从而引起国家间的摩擦和争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产越来越复杂，知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知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包括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始终在于一系列为投资和经济扩张提供新机会的技术创新。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1948年到1982年34年间，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诸因素中，技术革新和工人的技术素质大约占一半，对劳动力的教育占1/3，资本设备占15％。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核心权力，对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经济权力基础更为关键，技术创新是先进工业化国家实力增长最重要的来源和主要动力。同时，社会知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也进一步显现，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和配置模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关于事物与生物的技术知识，又取决于关于人以及人与其同胞的关系的社会知识。在这方面一般都强调了前者，但是后者也同样重要，因为增长对学会如何管理大型组织或创造有利于经济努力的制度的依赖，和对培育新种子或学会如何建造大坝的依赖是同样的。

然而，知识研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学习国外先进知识是实现现代化和迎头赶上的捷径和必由之路。历史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首先经历了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并通过技术引进获得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力。发达国家也普遍经历了一个学习和引进先进知识的过程，即使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在建国初的100年里主要是依靠大量引进先进的欧洲技术和设备完成其工业化进程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大体如此。英国在欧洲的技术领先地位，首先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他国家的发明；日本则是依靠有选择地采用其他国家创造的思想和技术迅速进入现代世界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基于对知识重要性和自身发展经验的认识，发达国家经常在知识转让过程中设置障碍，以实现其技术控制。此外，知识产权争端也日益成为有关国家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一种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必须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以实现其价值。如果销售不了，价值就不能实现，商品生产的循环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中断，扩大再生产就更加困难。因此，商品销售是确保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贸易是实现财富的主要渠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的供给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发达，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商品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导致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生产能力强，人口相对较少，也存在商品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从而影响了商品价值的实现，制约了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可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到国外拓展销售市场，从而可能引起市场争夺。

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托马斯·曼认为，国内贸易仅是财富的相互转让，对外贸易才有助于财富的增加。因此，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就财富增加而言，国内贸易只是社会财富在国内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分配，国家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实现财富，而且能够增加财富，赚取外汇。刘易斯指出，在经济活动水平较低时，为国外市场生产往往是使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面临“双缺口”困境的国家来说，发展对外贸易的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虽然从绝对意义上讲，当一个人通过市场经济获取财富的时候，其他人也都会相应有所受益，但总有一些人得到的东西要略多些。起码在开始的时候，市场的趋势是将财富聚集在某些群体、阶级或国家地区”。正是国际贸易的这种财富转移功能，使有些国家想方设法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从而可能引发有关国家的贸易战，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正如托马斯·曼所言，贸易双方的利益远非和谐。在国际贸易中，一国之所得为另一国之所失。因此，各国都利用政策手段来保护本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