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李世民和以魏征为首的唐初群臣首开唐代反骈的风气，那么，促使这种风气在整个唐代蔓延的，则是以“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革新派人物。“初唐四杰”是初唐时期重要的骈文作家，他们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骈文作品，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等，在整个骈文的发展史中都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批作家，他们对骈文的反对也是非常激烈，成为唐初反骈观念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初唐四杰”中，王勃是其中主要的人物，他的观点，基本反映了“四杰”的态度。王勃为隋代儒学大师王通的孙子，在文学观念上，秉承其祖父之志，以儒家思想来考察文学，将其作用提得很高。他称“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认为文章应当符合雅训，符合儒家之道，否则，即使再华丽的文章，其祸害也是非常深远的。又称“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128]，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他将周陈的灭亡之结局与徐陵、庾信相提并论。显然，对于像徐陵、庾信这样的作家的作品，即所谓的“徐庾体”，在王勃看来，恰好是南朝走向没落的标志。这明显是对骈文的否定。骆宾王认为文章可以“用之邦国，厚此人伦”，也是对文学功用的充分肯定。顺着这样的思路，他也认为六朝之文是“莫能正本”[129]。这些观点，在“四杰”中是一致的[130]。
在初唐，对反骈观念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还有陈子昂、卢藏用等人。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文，历来被视为唐诗革新中的重要文献，其中所论，实亦包含文章的革新。陈子昂在这篇文章中很明确地提出了“文章道弊五百年”的见解，指出，汉魏以后之文学作品，缺乏“风骨”、“兴寄”，可谓一针见血，道破了六朝文学的积弊所在。卢藏用亦从儒家的观念出发，对六朝文学予以全面地回顾与反思：
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自卫返鲁，乃删《诗》、《书》，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焉，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长卿、子云之俦，魂诡不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其后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做，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131]
这段文字，对先秦以来之文学创作进行了一个简略地回顾，从中反映出卢藏用的文学观念。对于孔子之文，他予以充分的肯定，表明他仍是以儒家的思想来看待文学，将孔子誉为文学之正宗。因此，他对自司马相如、扬雄以来之文学已颇有微词，而矛头最终直指徐陵、庾信，指称其作是“逶迤陵颓，流靡忘返”。徐陵、庾信以骈文大家之名，在隋唐被人讥笑，应该说是越来越频繁。卢藏用的这篇文章意图当然是为了彰显陈子昂的作品，他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对此前的五百年的文学自然是否定的多。他以孔子之文为正宗，指责六朝之文，与陈子昂是非常一致的。
与这些人几乎同时的刘知几，对文学所持的态度，也颇多相似之处。从思想上看，他也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质朴务实的文学作品多所推崇。他称“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132]，这是对秦汉以来日趋华丽文风影响史籍写作的否定，即反对浮华文风，主张写史应“采贞实”。对于自梁以来讲求声律对仗的文风，也多所否定，“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133]，对梁以来讲求修饰之功的现象殊为不满，认为这对史书的编写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里，刘知几虽主要从史学的角度来讨论华丽文风对史书编写的影响，但其所持观点依然是自隋以来反对六朝骈文所形成的华丽的文风。
在经历自隋至初唐三个阶段后，经过几代文人的努力，唐代文坛基本形成了反骈文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以儒家文艺理论观念作为基础，重新审视六朝文学，对六朝骈文追求华丽和浮靡的风气，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否定，并将之与国家的兴亡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文学的社会功用得到了加强。尽管在隋及初唐仍有不少人写作骈文，并有一些人对骈文的写作技巧进行研究，甚至反骈的文人的文章也写得十分优秀，在盛中唐也有人仍在继续创作骈文，但在初唐，反骈的观念已经形成。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由“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崇尚形式美的传统，变为注重内容的健康和形式的质朴。这是儒家观念对文学的渗透。在初唐之后，文坛上出现了新的文学现象。初唐反骈观念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儒家观念在文学中的渗透，帝王及朝廷重臣的直接参与，著名作家的投入，则是其中的主要方面。
这种观念的形成，使人们开始真正地从儒家思想出发，考察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追求质实，反对华靡，这就为中唐的反骈作了准备。其后的萧颖士、独孤及、柳冕以及以后的韩愈、柳宗元，在提倡古文运动时，其主要的观点，可以说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隋及初唐反骈观念的形成，可以说推动了唐代散文向多元化格局的发展，转变了骈文自六朝以来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中唐骈散相争及其美学价值
源于六朝，兴盛于中唐的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反骈的古文革新，是中国古代文章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体革新。韩柳的古文运动不仅改变了六朝以来骈文在文章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古文在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次古文革新也重新构建了一种新的和谐的形式美。
一
汉初骈文形成以后，在经历了魏晋的演进，到六朝及唐初达到了鼎盛的阶段，成为极其讲究形式的文学样式。在当时，“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134]，这就使整个文坛，除诗歌之外，几乎全被骈文所占据。“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35]，骈文在当时地位之高，声势之隆，成就之大，作家之繁多，确如王国维所说，“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称其为六朝一代之文学，也不为过。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了六朝乃至初唐文坛的单一形式美倾向的形成。
首先，从骈文的形式来看，骈文讲究形式美，声韵、藻饰、对仗和典事是其四大修辞形态，六朝骈文在这四个方面可以说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36]，“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尽管六朝骈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现了许多至今传诵的优秀作品，但是这种形式至上的审美观念却也导致了文学形式的单一化，文学模式的僵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几篇名作中的片段文字：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137]
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弛名永巷。亦有颖川、新市，河涧、观津，本号娇娥，曾名巧笑。楚王宫内，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138]
这两段文字均是当时最有名的作品中的名段。这两段文字几乎句句用典，对仗也极为工整，声韵的配合，藻饰的运用，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而，这样的文字组合，尽管表情非常委婉含蓄，极富于典雅之美，但是，毋庸讳言，过分地用典，无异于“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139]。对仗的工整，音韵的和谐，尽管也加强了文章的节奏感，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但却也给人一种僵化感，缺乏变化，呆板了些。也正因为如此，后世论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予以强烈地批评，“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140]，“竞采浮艳之词”[141]。技巧上的进步，这在文学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过分地强调，刻意地追求，一味地表现，必然会使文学走向另一个极端。
技巧上的片面追求，自然也带来了另一负面的影响，尤其是藻饰。骈文十分注重语言的华丽，写景咏物，铺采摛文，至为华丽。以华丽的词藻，优美的语言来写景抒情，本来亦无可厚非，但是骈文太注重形式美了，这样，人们在阅读骈文时，往往受其形式的影响，而忽略了其思想内容。像上面提到的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文章主要表达的是所选文章首首珠玑，篇篇天成，而文中却在大肆描绘、渲染美人的天生丽质。再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文章所要表现的是作者的忧思之情，但文章却以瑰丽奇崛的语言描绘了九江、庐山一带的神奇风光。这种写法使人容易更多地重视其摹物写景，而忽略了文章自身的思想价值。于是，尽管六朝骈文中的大多数篇章都表现了一定的思想感情，但却仍被人讥为空洞无物，“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142]。
由于当时骈文的影响巨大，各种文字悉用骈体，且永明体诗歌的兴起，也在形式上确立了诗歌发展的方向。在整个六朝文坛上，形式美几乎成为文学唯一的美学追求，展现才学，炫耀才学，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这也就导致了六朝文坛单一形式美的形成。这种情况，在唐初依然延续，初唐的上官仪、四杰等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二
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自觉，是指它自身意识到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是它追求自身的完美，是它自身特质的充分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几个重要内容：重文学的抒情特质，重文体的表达功能，重视创作过程的独创性，重视文词的美学特征，重视表现技巧的丰富与完善，都是文学追求自我完美的反映”[143]。形式美方面的追求，应该也是文学自觉的一个表现，但是“文学醉心于自身、着意于形式的美的追求，反过来又影响着它自身在生活中的地位。它的消闲的性质突出了”[144]。六朝文学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它脱离了政教，它没有被用来作为教化的工具。
自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毛诗序》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风化原则使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政教的作用，也即要求文学要充当教化的工具。然而，随着汉帝国的土崩瓦解，儒家思想的一统地位也已不复存在，风化原则在文学创作中的影响自然大大地减弱。六朝文学注重形式，追求形式的美，就是一种反映。这种重文轻质的文学与儒家的“文质彬彬”自不相同，如清刘开所说：“自永嘉以降，文格渐弱，体密而近缛，言丽而斗新，藻绘沸腾，朱紫夸耀，虫小而多异响，木弱而有繁枝，理拙于辞，文灭其质。”[145]华丽的形式掩盖了内容的贫乏，这在六朝骈文中虽不能说全部如此，但肯定有一定数量的作品是如此的。随着新儒学的逐渐出现，一场骈散相争的文坛盛事也就逐步拉开了序幕。这次骈散相争的时间是漫长的，它可以说起于六朝，至中唐韩愈、柳宗元时达到了高潮。我们将之称为“中唐骈散相争”，主要是因为中唐是其关键阶段。
早在齐梁时期，一些文人对当时骈文的表现就已经颇为不满。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就批评当时的文学太注重形式技巧，用典太多，指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认为当时的文学僵化呆板，缺乏创新。但他们仅就文学的形式华美提出了批评，尚未真正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刘勰可以说是较早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在其《文心雕龙》中，专设“原道”、“征圣”、“宗经”，提倡“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尽管刘勰也强调文学的形式的美，但儒家的文学观念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把这三章放在全书之首，足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