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殊的文体，骈文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富于变化的历程。伴随着骈文的发展，中国骈文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可分为汉魏六朝的萌芽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期、宋代的兴起发展期、清代的形成期以及清末民初的兴盛期这么几个阶段，即使到了新中国，骈文理论也依然在发展，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地方。
一、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残丛小语式的理论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发展时期，文学理论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在骈文理论上，也出现了一些萌芽形态，主要集中在一些文学理论著作的片段中，具有残丛小语的特点，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理论的萌芽时期。由于骈文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一代之文学，为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而骈文理论也开始了它的历程。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二是对骈文历史的追溯；三是对骈文价值的评定；四是骈文选本的出现。
首先是对骈文产生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1]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则，那就是成双成对的事物占了很大的比重。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必然对此有所反映：“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2]早在上古时期，中国语言文字中就已经存在了对偶的句式。由于语言的发展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书写工具也比较原始，人们的交流主要靠口耳相传，对句这样的形式比较适合于人们的记诵与传唱。后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也说：“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3]
六朝时期的人们还对骈文的形式美问题进行了一番探索。当时的文人已经注意到骈文形式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外在形式的华美。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4]，认为文学讲究雕饰之美乃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文学自其产生到魏晋南北朝，确实在形式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随着语言艺术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在句式的字数、修辞、词汇等方面上都有了新的创新。汉代大赋的出现，就是一种文学趋向华丽的表现。六朝时期，这种华丽的倾向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以徐陵、庾信为代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超过了事物发展的度，就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因此，当六朝骈文极度发展的同时，也就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明确指出，“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5]，文学作品并不是以形式为最重要的，“兴”、“志”才是重要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礼义”。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今之文章”是“雕藻浮艳”[6]，萧纲《与湘东王》书中对“京师文体”作了这样的描述：“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7]他们都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待文学，因此，对文学的创作就提出了一个方向性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六朝人又强调了情的重要性。萧绎《金楼子·立言》说：“至如文者，惟须……情灵摇荡。”[8]萧统《文选序》也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9]，“情”成了评价文章的标准。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10]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11]，要求情的抒发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要有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度。这与儒家的经典提法是非常相似的，孔子就曾经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大序》也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六朝一部分文人对当时极度兴盛的骈文还是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与当时骈文的兴盛相比，声音无疑小了许多。不过，这对后世反对骈文倒是起了很大的理论准备作用。
在六朝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选本，即萧统的《文选》。这部著作虽然是一部各类文体作品的选本，包括诗歌辞赋，但其中的文则基本上是骈体的，因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六朝骈文兴盛的状况。
处在萌芽时期的骈文理论，虽然说涉及骈文的许多方面，但是，六朝的骈文理论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这些理论还不是专门讨论骈文的，许多是评论家对整个文学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都是散见在各种文本之中，颇有一种残丛小语的味道。
二、反复期：隋唐五代的骈散相争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骈文与古文的发展都受到了诗歌的冲击。虽然说在文坛上也出现过初唐四杰和燕许大手笔、陆贽以及晚唐三十六体等骈文的兴盛时代，也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但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光芒却压住了所有其他文体。但这并不是说唐代文学理论就没有成就。
隋唐五代的骈文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骈文的批评上，说是骈散相争，其实倒是批判的多，争的成分相对少了一些。整个唐代，听到的几乎都是批判的声音——尽管许多人都在作骈文。一直到晚唐时期，李商隐才出来对骈文作了新的阐释。从初唐到晚唐，刚好是一个反复。
在隋及初唐，继承六朝以来的反对骈文形式华美与内容空泛的观念就已经形成了。首先是对骈文形式美的批评。隋朝李谔说六朝文学是“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12]，过分追求形式，可谓一无是处。其后，魏征对六朝文学的形式美问题也给予猛烈地批评，“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13]，“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14]，他把六朝那种重文采、追求形式美的风格称为“亡国之音”。到了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时代，王勃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六朝骈文作了这样的评价：“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15]
当然，对于骈文这样一种文体，唐代的批评家不仅仅是从形式上给予了否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儒家观念出发，对六朝的骈文在思想情感上的倾向性进行了猛烈地批判。王勃说：“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16]陈子昂也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17]说的虽是诗，但用在文上，也毫不为过。
而真正对六朝文风给予巨大打击的，应该说是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他们继承了自六朝以来历经隋代及初盛唐的反骈观念，明确地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想。柳宗元批评骈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18]，说自己是“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19]。韩愈则认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20]，“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21]，“愈之为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22]。虽然说韩愈、柳宗元的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隋代王通以来的儒家所谓“贯道”、“济义”的文论观，但韩愈、柳宗元依然将骈文作为抨击的目标，他们把学古文当作是学古道的工具。为了宣扬古文，他们把六朝以来的骈文作为批判的对象。所以柳宗元说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23]。韩愈在对他所提到的各个时期的文学中，多数都予以肯定，唯有六朝，“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24]，他们反对骈文，仍然是对六朝以来骈文的两大方面不满：一是内容空洞无物；二是形式的桎梏，归根结底则是骈文缺乏政教作用。
但是，当文学发展到晚唐，李商隐的骈文创作又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对骈文也作了新的界定。李商隐在其文集的序言中说：“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25]“因恳索其素所有，会前四六置京师不可取者，乃强联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时以类，亦为二十编，名之曰《四六乙》。”[26]
三、兴起发展期：宋代评点式四六话形式的形成和骈文理论专著的出现
如果说唐代还是一个情感胜于理智的时代，则宋代刚好倒过来，人们更多了一些理性。在这一时代，出现了文学理论兴盛的局面。对于骈文理论来说，四六话的出现无疑是骈文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演进。
宋代的骈文理论的成就，一是在骈文的作法理论上；一是在骈文史上。既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析，也包括对文学现象的描述。把这一时期的骈文理论称为兴起发展期，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的骈文理论著作，如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同时，在许多诗话、随笔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四六话，如洪迈的《容斋随笔》、杨万里的《诚斋诗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