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骈文作法上的理论，包括字句、声韵、用典、对仗等方面的理论。四六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在李商隐提出后，成了宋代文人普遍认可的一个名称。但他们有人认为四六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皆诗赋之苗裔也”[27]，因此，有诗话自然就应该有四六话。在宋代的四六话中，对于骈文的作法讨论较多，如“文章有彼此相资之事，有彼此相须之对，有彼此相须而曾不及当时事，此所以助发意思也”[28]，“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语以见工耳”[29]，“四六全在编类古语”[30]，这些是对骈文用典隶事方面作的描述。宋人喜欢对前人作总结，往往以“四六有用古人”如何如何为开头，如杨万里说：“四六用古人语，有用其一字之声，而不用其字之形者。”[31]对于四六的语言，他们也作出了一些论述。杨万里说：“四六有作流丽语者，亦须典而不浮。”[32]骈文在六朝兴盛以来，其语言的华丽，形式的华美，一直被看作是应该给予严厉批评的。在杨万里的理论主张中，他对于四六语言的华丽问题并不是完全否定的，而是有针对性地去看待。如他说“四六有作华润语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33]。对于文学来说，语言毕竟只是外在的东西，是表达意义的外在工具。王铚说：“四六贵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气格低弱，则类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气象，语剧豪壮而不怒张，得从容中和之道，然后为工。”[34]其实这一段话应该说对于任何文体都是适用的，尤其是“贵出新意”，这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生存的基础。
宋代的四六话，对骈文史也作了一些描述。这些描述主要是针对他们所谓的“四六”这样一种特定时期的文体。对于六朝的骈文，论者不多——毕竟，六朝骈文是被批判的骈文，是“亡国之音”——他们主要讨论的是“本朝”四六发展史及四六作家。王铚《四六话》说：“先公言本朝自杨刘四六弥盛，然尚有五代衰陋气。”[35]对于宋代四六文的兴盛，当时人完全不避讳。杨万里《诚斋诗话》说：“本朝制诰表启用四六，自熙丰至今，此文愈甚。”[36]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谈到：“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37]宋代是古文大发展的时期，但四六在当时依然是十分兴盛的。在批评家们所谈到的四六优秀作家中，有不少是以古文闻名的，尤其是王安石、苏轼等人，可以说在四六话中是经常出现的人物。据笔者统计，在杨万里《诚斋诗话》的四六话中，所谈到的作家最多的是王安石和苏轼。在王铚的《四六话》中，王安石和苏轼也是屡屡出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古文大家在骈文创作上也都有很高的成就。这应该说才是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四、形成期：清代体系完备的骈文理论的初步形成与日趋成熟
当时代发展到清代，文学到了一个总结时期，很多文学样式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清代的骈文，不仅出现了骈文八大家，而且骈文理论也日趋成熟，出现了诸如孙梅《四六丛话》这样的理论专著。
把这一阶段称为形成期，其原因也正在于骈文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系统完备的理论著作。真正具有文体意义的“骈文”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宋代四六话的出现，将李商隐所谓的“四六”当作一种真正的文体来看待。此后，四六即成了骈文的一个名称。清代也延续了这一称谓。陈维崧《四六金针》是清代较早出现的骈文理论著作。这是一部探讨骈文作法的理论著作，作者将四六作法分为“唐人四六之故规”与“宋人四六之新规”，并对所谓的“约事”、“分章”、“明意”、“属辞”和“熟”、“剪”、“截”、“融”、“化”、“串”进行了叙述，同时，对唐宋作家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分类，而且还对各种骈文文体的作法进行描述。
孙梅的《四六丛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骈文学的代表著作，也是骈文理论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部花费孙梅数十年心血的著作，被称为“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之作，可与《文心雕龙》并驾齐驱”[38]。全书共33卷，分门别类地辑录评述了各体骈文和各类骈文现象的材料。其中，卷一至卷五分别是与《文选》、《楚辞》和赋相关的材料，用以说明《选》、《骚》、《赋》对骈文的影响，这可以算是影响篇了。卷六至卷二十七则按文体分类，分别辑录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书、碑志、判、序、记、论、铭、箴、赞、檄、露布、祭诔、杂文等文体的资料；卷二十八为总论；卷二十九到卷三十三论历代的作家。全书所征引的资料近百种，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编撰资料的同时，孙梅还不时提出一些观点，表现出自己对骈文的起源、骈文的流变以及骈文的艺术形式等方面的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是骈文理论的形成期。
然而，这种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一部孙梅的《四六丛话》和陈维崧的《四六金针》，这种形成是全方面的。清代是多种文体中兴的时期，骈文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中兴，这就为骈文研究者提供了机会。同时，清中叶后骈散趋于融合的局面又使人们对骈文有了新的认识。刘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骈文”这一概念[39]，这是骈文理论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这一文体作这样的描绘。在清代骈文理论发展上作出突出贡献的除孙梅外，还有阮元。其观点见于《与友人论古文书》、《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等文章中。在《与友人论古文书》中，他对当代的古文给予否定，认为这些古文不是文章：“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40]贬低古文，其实就是在褒扬骈文。所以黄侃评价阮元的观点说：“阮伯元云：‘沉思翰藻始得为文，而其余皆经、史、子。’是以骈文为文，而反尊散文为经、史、子也。”[41]
清代骈文理论的发展还表现为骈文选本的大量出现，如李兆洛《骈体文钞》、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王先谦《骈文类纂》、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最具代表的是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这部选本表现出清乾嘉以来骈散合流的趋势：“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与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42]李兆洛认为在唐前尚无古文与骈文的区分，而分出古文与骈文，是不符合散文发展的规律的。这种观点在清代中叶后是很普遍的，因为文学的发展在清代乾嘉后确实就是这样的骈散合流的发展态势。
五、兴盛发展期：民国以来骈文理论著作的大量涌现和骈文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民国初年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文学来说，过去那种以文言为主导的发展被以白话为主导的新文化所替代。但是，即使是这样，骈文依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骈文理论在这一时期也走上了成熟兴盛的道路，出现了许多成熟的骈文理论著作，如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钱基博的《骈文通义》、瞿兑之的《中国文学概论》以及孙德谦的《六朝丽指》等。
我们把从民国开始的时期称为中国骈文理论的兴盛期，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骈文理论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骈文理论著作。既有对骈文产生的社会根源、文化心理的探索，也有对骈文的历史演变的探讨，而且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四六话传统。在评点上，在文学掌故上也依然保持了发展的趋势，真正成为兴盛的时期。
对于骈文产生的根源，论者不断地从中华民族自身上寻找——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自1840年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即使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些一味讨好西方的现象，视中国文学为落后之文学。于是，以刘麟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刘麟生以为，“骈文为吾国独具之美文，有其光荣之历史”[43]，“骈文之在吾国，与文化生活，有一种密切与特殊关系”[44]，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对骈文的历史作一个全面的描述。因此，刘麟生说：“骈文之在昔日，亦曾有其光明独立之史迹，时至今日，不可不为之作一综合的叙述。”[45]这种以骈文为中国所独有的自豪感在当时的许多文人身上都能体现出来，像刘师培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犹之。惟是……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轻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迹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46]
自以为骈文为中国所特有，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同时，他们以为，骈文和诗歌都是世界至美之文学。谢无量说：“中国文字皆单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准音署字，修短相均，故骈文律诗，实世界美文所不能逮。”[47]带有明显的反文化殖民味道。瞿兑之也说：“中国语的特点在单音。因为单音的原故，所以用骈体组成的语句容易引起联想与美感。”[48]当然，骈文这种文体形式确实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学样式，是其他国家其他文字所不可能产生的，后来许多论者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民国初年的学者们首先注意到了骈文产生和生存的文化空间。
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所替代，骈文和其他古典文学样式一起成为了历史。也正因如此，对过去文学发展的总结，也就成为必要的任务。当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在教育上也向西方靠拢。在教学内容上，当时的学校也模仿西方，于是文学史的编撰也就成为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出现的许多骈文理论著作都对骈文的历史进行了描述。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应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全书分为12章，分别为“别裁文学史与骈文”、“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文气”、“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所谓六朝文”、“庾信与徐陵”、“唐代骈文概观”、“陆贽”、“宋四六及其影响”、“骈文之中衰”、“清代骈文之复兴”、“骈文之支流余裔”、“今后骈文之展望”。其他如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金秬香《骈文概论》、谢无量《骈文指南》等著作中都有对骈文史的描述。
评点式四六话在这一时期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孙德谦的《六朝丽指》和钱基博的《骈文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六朝丽指》一书主要是对六朝的骈文作评点。六朝是骈文的兴盛时期，作者对六朝之文及优秀作家亦大加赞赏，“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六朝之气韵幽闲，风神散荡，飙流所始，真赏殆希”[49]。全书虽仍以评点式的四六话形式评论六朝骈文，但其中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六朝骈文兴盛的描述，也有对优秀作家作品的评析，宛然一部“六朝骈文史”。钱基博《骈文通义》则更像是一部现代意义的“骈文通论”——尽管它仍是以评点为主的骈文学。全书共分5篇：原文第一，骈散第二，流变第三，典型第四，漫话第五。
民国初期的骈文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总结式的骈文理论，也是一种体系完备、论述详细的理论。其后，骈文理论在民国后期仍有所发展，如蒋伯潜、蒋祖怡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骈文与散文》，王瑶的论文《徐庾与骈体》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进入到新中国后，在最初的30年里，骈文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骈文理论没有得到发展。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骈文研究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骈文理论出现了新的转机，出现了姜书阁的《骈文史论》、莫道才的《骈文通论》、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美及其文化意蕴》以及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中国骈文通史》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从骈文的产生、骈文的历史演变、骈文的美学特征、骈文的文化学意义等方面对骈文进行了全方位地研究，真正形成了现代骈文学。
每一门学科均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学理论的发展也必然经历一个由萌芽到产生到发展到繁荣的过程，骈文理论的历史演进也正是遵循了这样一条发展的道路。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的一个分支，骈文理论发展史旨在揭示骈文理论发展的历史演进轨迹，并通过这一研究，达到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特有的文体——骈文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的情况，并以此丰富完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以建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