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选》的序言中，萧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文选》选文的标准，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68]，所选之文必须是情义与辞采都出众的作品，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都是辞藻华美的骈文作品。萧统在《文选序》中这样表述了他对“文”的认识：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令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69]
在这里，萧统叙述了哪些不能入选他的《文选》，即周公、孔子之著作，诸子之说和贤人忠臣的言论以及历史书。这些文章，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哲学著作、历史学著作一类。而能入选的，则是他所谓的“篇章”、“篇翰”、“篇什”以及赞、论、序、述等，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文”。从他所选的文章来看，如果将赋排除于骈文之外，那么，与骈文有关的类别有诏、册、令、教、文、表、书、启、弹事、笺、奏、记、檄、序、颂、赞、论、箴、铭、诔、哀、碑文、墓志等等，所占比例非常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骈文的重视。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与萧统的文学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当时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两大类，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刘勰出入于萧统的东宫，而《文选》的文体分类与《文心雕龙》大体相同，显见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萧统也反对那种过分追求华丽形式的作品，但他还是很注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的，他强调“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之不选诸子之作，其原因正在于这些作品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这样，那些内容与形式均优秀的骈文作品，自然在所选之列。在萧统的心目中，骈文成为了文学正统之一。
萧统《文选》的出现，从骈文选本学的意义上说，是开创了先河。而对于六朝骈文来说，则是得到了时人的承认。长期以来，尽管也有如王国维之流将骈文视为六朝一代之文学[70]，但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则是将骈文排除于文学正统之外，更不用说将之目为一代的文学了。因此，《文选》可以说是正确反映六朝文学发展状况的一个文献资料。
四
六朝是骈文学的滥觞期。作为研究骈文的学科，骈文学在六朝的生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六朝骈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确立了骈文学在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在中国的文学中，各种文体均得到充分发展，相关的学术也都得到人们的重视。如诗歌理论，自诗歌产生之后，即得到人们的重视，最早出现的文体理论专著《诗品》即属于诗歌学。对于骈文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文体，自然需要有人对它进行研究。六朝骈文学的产生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需要。骈文学产生在骈文最为兴盛的六朝，也显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日趋成熟，反映了文学的发展对理论的需求。
其次，六朝骈文学为骈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从六朝骈文学的表现来看，它主要的研究方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探索骈文产生的原因；二是研究骈文的作法；三是对一些骈文作品进行研究；四是不断更正骈文发展的方向，使骈文不致走上极端。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在此后的骈文学发展中不断被后人所补充和完善。尽管在民国以前的骈文学发展演进中，这些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但研究的方向却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同时，六朝骈文学的表现也在预示着骈文学在以后发展演进中的艰难。六朝骈文学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残丛小语式的，这虽然说是因为六朝骈文学才刚刚产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体系，但在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骈文极为兴盛的六朝，骈文学没有抓住机遇，失去了发展的一个有利机会，从而使今后的骈文学发展困难重重。随着中唐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兴起，骈文的地位日趋下降，骈文走上了变化发展的道路。骈文研究失去了原有的语境，发展极为缓慢。而且，流俗所指，也让骈文学的发展极为艰难。虽然在宋代出现了四六话，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骈文学，却是要到清代了。
尽管如此，六朝骈文学的出现毕竟是骈文学发展史中一件重大的事情，它毕竟开创了骈文学。这对骈文的发展，对骈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二节 萧子显的骈文观
一
萧子显是南朝梁时人，据姚思廉《梁书》记载，萧子显曾作《普通北伐记》、《南齐书》、《后汉书》、《贵俭传》和文集20卷。但是，今天只能看到他的《南齐书》，其余的大多未流传下来。因此，探讨萧子显的文学理论观点，就只能从《南齐书》出发了。
《南齐书·文学传》是对当时文学状况进行描述的传记，其中的“传论”则是萧子显对文学发展的一些看法，我们从经常被引用的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到萧子显的一些文学理论主张：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至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71]
在“传论”中所论的文体较多，可以说它涉及了当时几种主要的文体：诗、辞赋、骈文。从所涉及的作家看，萧子显提到了曹植、王粲、屈原、曹丕、孙绰、谢庄、颜延之、谢灵运、鲍照等作家。这些人或以诗歌见长，或以辞赋取胜，或以骈文著称。但是在谈论到“今之文章”时，萧子显所提到的人物明显与骈文有关。可以将萧子显对时文的评价理解为对骈文的评价。透过其对时文的评价，也能体现出其基本的骈文观点。萧子显说“今之文章”“略有三体”，一是“启心闲绎，托辞华旷”，“出灵运而成也”。谢灵运以堂堂东晋贵族而入仕刘宋，而且位不居显要，心怀忧愤，乃纵情山水之间。其文多游览山水名胜，感时伤己之作。其骈文总的成就虽不及诗歌，但就模山范水之新奇，铺采摛文之绮丽，则亦有诗之风致。如其《岭表赋》：
若乃长山款跨，外内乖隔。下无伏流，上无夷迹。麋鹿望冈而旋归，鸿雁睹峰而返翮。既陟麓而践坂，遂升降于山畔。顾后路之倾，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罗石棋布，怪谲横越。非山非阜，如楼如阙。斑采类绣，明白若月。萝蔓绝攀，苔衣流猾。[72]
这篇小赋描摹景物，精雕细琢，工巧无比，极为精致地刻画出奇山秀水的风貌。既有华丽的文采，句式上也工致整齐。这与萧子显说的“启心闲绎”、“托辞华旷”、“巧绮”是相吻合的。萧子显提到的另一重要作家是鲍照，即“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倾炫心魂”之体。鲍照是元嘉三大家之一，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评价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璧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见此君意气所在也。”[73]鲍照骈文崇尚光大，下字清新，属对精切，工于骋势。如其《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奇崛之笔调，极尽山水景物之神韵：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前后相属，带天有匝，横地无穷。……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而是注集，长写不测，修灵浩荡，知其何故哉！[74]
这段文字描摹了一幅气象万千的重峦迭嶂与江涛汹涌的图画，颇有一种大开大阖、汹涌澎湃的气势，这无疑也就是萧子显所说的“发唱惊挺”、“操调险急”。至于另外两个作家傅咸和应璩，也有骈作传世，如应璩的《与侍郎曹长思书》。而提到这一体的“辑事比类”、“全借古语，用申今情”，这种用典的风气在齐梁时的骈文作品中是普遍的倾向。
一般认为，萧子显这段文字是评价当时的诗歌的[75]。但是萧子显在整个传论中，虽间或论及诗歌，然全文多以“文章”或“文”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代的传统，以“文章”或“文”指称文学，如曹丕《典论·论文》中称“文章经国之大业”，就是这样的用法。“文章”或“文”具有种类概念的特征，是对文学的总称。在“文学传”中所列的作品，如丘巨源《与尚书令袁粲书》、陆厥《与沈约书》等均为骈文。从上段的分析可知，萧子显所论的“今之文章”中的三体作家，他们的骈文成就亦颇高。而且，他们的骈文也都存在着萧子显所指出的毛病。同时，南北朝时期是骈文的鼎盛时期，这已为众多论者所肯定。孙昌武先生认为萧子显的这段话是对当时文风的批评[76]，这当然也就包括对骈文文风的评价，因为骈文是当时最兴盛的文体。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萧子显“文学传论”虽也有对诗歌进行评价的因素，但更多地则是对当时的骈文的评价。因此，我们这里从骈文的角度出发，探讨萧子显对骈文的评价及其文学观。
二
萧子显对当时的骈文很明显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从他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这一段论述中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这也是历来所公认的。但在这一段论述中，有一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是萧子显对“今之文章”的批评，可以说抓住了当时骈文存在的几个重要的问题。“托辞华旷”、“雕藻浮艳”是批评骈文的藻饰华丽，“辑事比类”、“全借古语，用申今情”是批评骈文用典繁多，“非对不发”是批评骈文过于讲究对仗。骈文自先秦萌芽以来，经过秦汉时期，开始走向繁荣阶段，在南北朝就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因此，南北朝骈文在形式上可以说是骈文最成熟的时期。骈文在修辞形态上讲究对仗、典事、声韵和藻饰，是以浓艳为特色的美文。对仗自骈文萌芽就已经产生，典事在中国各体文学中均有使用，声韵在经过魏晋后逐步发展成熟，而藻饰从骈文萌芽时期的楚辞开始，就已经成为文学的一种常用手法。萧子显在这里反对“今之文章”，很明显是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的。从内容上说，“启心闲绎”、“宜登公宴”，讲究的是修身养性，酣歌宴舞，并没有让人感受到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没有曹魏时期的“建安风骨”。从当时具体作品来看，确实有许多人的作品在内容上并无新意，没有可取之处，无非是赠别、抒愁之类，而且多有感伤的情调，像前引谢灵运的《岭表赋》也无非是吟咏山水之作，即使像江淹的《别赋》，也不能脱此窠臼。因此，萧子显的这一批评应该说从内容上对当时的骈文予以了中肯的评价。不过，这种毛病其实也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存在的通病，并不仅限于骈文。在形式上，萧子显指出，“今之文章”、“托辞华旷”、“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这些实际上也是针对骈文修辞形态上的对仗、典事、声韵和藻饰。骈文发展到南北朝，已经是很成熟的文体，在修辞上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在萧子显看来，这种文风导致了这样几个不良的后果：“酷不入情”、“职成拘制”、“顿失清采”。鲍照的作品过于近俗，而谢灵运的作品语言则又太书面化，过于典雅深奥，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是不足取的。客观地说，萧子显的这些评价虽然也能针对当时的骈文自身存在的毛病，但是，他的这些评价仍有未能全面把握骈文的地方。骈文发展到南北朝，可以说各个方面均已成熟，而且，骈文的各种修辞形态也都有其深厚的审美基础[77]。由于受到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受到江南文化的熏陶，骈文更讲究形式美。骈文的这些修辞形态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萧子显指出了当时骈文的不足，然而他却未能指出这种毛病的根源，也未能认识到产生这种问题的深刻的文化背景。这是萧子显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