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萧子显在这段文字中所批评的是“今之文章”，而对其他时期的文章，却并不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这段文字之前，萧子显也曾谈论到前期的文学，如“陈思代马群章”、“平子之华篇”、“卿云巨丽”等，而对南朝以来的作家，他也说：“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这些言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肯定了前朝的有成就的作家，这些作家中就有以骈文著称的人，像鲍照就是一个著名的骈文大家，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就是一篇历来传诵的骈文佳作。应该说，萧子显也不是一味地否定骈文。那么，为什么他对“今之文章”却予以猛烈地抨击呢？我们从这样几句话中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斯鲍照之遗烈也”，“三体”文章全是沿袭前人的。尽管谢灵运、鲍照诸人很有成就，但当时的作家一味地模仿他们，这样就很难超越前人。显然，萧子显的批评是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的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今之文章”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只是简单的模仿前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因此，也就没有可取之处。萧子显的意图是正确的，但是他简单地将当时的作品分为三类，为每一类找出根源，虽然从理论上确定了各体的渊源，为正确认识这三体文学提供了方便，然而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当时所有的骈文作家。
萧子显在批评时文的同时，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提出了他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的骈文创作来说，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他说：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唯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78]
过去认为，萧子显只是对骈文提出了批评，而没有提出解救的方法。实际上，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萧子显对骈文乃至文学发展的意见。
从内容上来说，萧子显主张“委自天机，参之史传”、“杂以风谣，轻唇利吻”、“独中胸怀”，主张在独出胸臆的同时，一方面强调所谓的“天机”，另一方面强调“风谣”。这里的“风谣”应该说和《诗经》有关，《诗经》多是民间歌谣，而且“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是《诗经》的传统。而《诗经》又被当作儒家经典。因此，萧子显的这一论断无疑是要求骈文或文学在内容上应具有风化的作用，亦即符合儒家“刺上”的原则。从萧子显自己的创作来说，他也是遵循这些原则的，“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79]。过去常认为古文运动提倡的“文以载道”的渊源从王通开始，或以为刘勰《文心雕龙》首先提到类似的问题，也有认为反骈的“缘情绮靡”从颜之推时开始，这恐怕还不是很准确。萧子显在这里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没有很明确地提出“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的口号，但其观点已经包含了这个方面的内容。
在形式上，萧子显崇尚的是一种含蓄委婉、雅俗并存的文风。他说，“吐石含金”，“言尚易了”，“言之未尽”，强调的是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很明显受到儒家文论的影响。儒家讲究“温柔敦厚”、“文质彬彬”，《诗经》在表现手法上也以采用比兴为主。孔子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对曾皙的肯定，明显是偏向于谦虚委婉一方的。儒家又强调典重质实，文学语言上崇尚质朴无华，讲究文质彬彬，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提倡文华与质朴配合得当，雅俗并存。同时，这也是受到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学历来强调含蓄，因此，萧子显也提出了含蓄委婉、雅俗并存的要求。在他看来，“文憎过意”，谢灵运影响之下的文学过于典雅深奥，鲍照影响之下的文学又太通俗浅显，过分地强调或者将某种形态过分地突出，都是错误的。萧子显对骈文的批评，对当时作家的批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因为骈文是形式美的文体，其典事、藻饰、对仗及声韵，无疑使得它的形式方面的刻意追求十分突出，萧子显不满意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此，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表现出的是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即从儒家思想观念出发，强调文学的发展变化，反对因袭守旧，提倡文学形式的雅俗并存，反对过于典雅深奥或过于通俗浅显。强调文学作品的功用，体现了儒家文论观对其思想的影响。这开启了以文学功用反对骈文的先河。
三
魏晋南北朝是朝代更替频繁的时代。由于上层社会权力斗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社会秩序相对混乱。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政治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重。正如《南齐书·褚渊传论》中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80]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这显然与儒家所说的“入仕”、“济世”思想有悖。这也就导致了后人所说的“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81]，“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82]。儒家思想在经历了魏晋的动荡，佛道思想的冲击后，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如何重兴儒学，成为文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实际上，南北朝时人们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说：“道沿圣以垂文，圣以文而明道。”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也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83]这些话都涉及文章的思想内容方面。刘勰所说的“道”，明显带有儒家的意味。萧子显提出“参之史传”、“杂以风谣”，可以说也是在这种环境下提出的。
南北朝是骈文的鼎盛时期，骈文的各种修辞形态已经发展成熟。对仗自先秦时就已经产生，到这时则发展得更为完善。由于骈文与辞赋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大赋的铺排直述，富艳精工自然对骈文的藻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声律运用则是在南北朝时趋于成熟。沈约、谢朓和周颙在这方面有独到之处。像沈约就曾对声律的运用作了这样的描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84]萧子显在《南齐书·周颙传》中也指出，“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85]。《南史·陆厥传》中也认为，永明体的形成与沈约和谢朓有直接的关系。至于用典，在南北朝时期则更是一种时尚，在很多社交场合中，用典往往体现出一个人的才学，梁武帝时，刘峻就因为很会用典，抢了梁武帝的风头，而得不到重用。在这种情况之下，骈文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当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且很多文章也都用骈体的形式来写，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用骈体写的。也正因为如此，南北朝文学才遭到后人的批评。萧子显显然是看到了骈文修辞运用上的毛病，即没有创新，各种修辞形态运用过分，所以才对当时的“三体”文章提出了批评。这也反映出萧子显的独到之处。在当时骈文力量还很强大的时候，敢于提出这样的见解，除了自身政治地位特殊，且有一定的真知灼见外，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
六朝文学，正如纪昀所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86]，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要发展，“变”自然就成为关键，当时的一些文人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刘勰就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87]认为文学的规律是运转不停的，它要求文学作品要有变化。萧子显认为“今之文章”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却没有创新，他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也是强调文章要有变化。这种观念的出现，可以说是这一时代有识之士的共识。
萧子显对骈文的批评，他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可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时期提出的。
四
全面地看待萧子显对汉魏六朝骈文的评价，应该说，他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他既认识到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看到了当时文学存在的种种不足，为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首先，他并没有完全否定骈文这一文体形式。从他对前人的一些论述来看，虽不能说是完全赞赏，但至少没有否定。他对当代作家的批评，主要也是从文学的继承性上出发，从文学的表现手法出发。他批判的是那些只注重表面华丽、不注重文章内容的现象，是针对当时骈文表现出的不良倾向提出的批评。他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又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从这些提法的表面看，萧子显否定当代的文学，而且有否定文学的继承性的倾向。但是，他提出这些观点是有针对性的，并非一味地否定文学的继承性，而是强调文学的变化发展。从当时骈文的发展情况看，这种提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后来的初唐四杰之所以能成为转变文风的关键人物，其原因正在于创新。文学的发展必须是在对前人文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完全抛弃前人，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一味照搬前人，则又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发展。因此，萧子显这一观点就当时的文坛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历代对骈文的反对主要是在华丽的、纤秾的风格上。骈文讲究典事、对仗、藻饰和声韵的修辞形态，但运用得过分，就很容易束缚作家的思想表现，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因此萧子显说“文憎过意”也是从事物的度出发，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适度，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分。
其次，萧子显在谈论“今之文章”时，也提出了他的理论主张。这个主张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内容上说，他主张“独中胸怀”和“杂以风谣”，要求文学作品直抒胸臆，但又要有“风化”的作用。这一提法实际上也涉及到文学的社会功用。萧子显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强调文学作品应具备一定的讽谏作用，这对当时的骈文无疑是敲响了警钟。骈文是由汉赋发展而来的，汉赋最大的特点就是“百美讽一”，骈文自然也受到这个特点的影响。当然，萧子显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文学的社会功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从形式上说，萧子显反对骈文的过分追求修饰，主张“文憎过意”。这种主张继承了儒家尚质的传统，对当时的文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文学有一种倾向，即十分注重追求华丽的语言，追求一种浓艳的风格。而对于骈文来说，它的四种修辞形态也十分突出。然而，这种修辞形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则又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如典事的运用，如果太多了，就会让人有读不懂的感觉——除非读者的知识也非常渊博，但至少大多数人是无法做到的；再如藻饰，为了追求华丽的风格，作家可能会钻牛角尖，搜奇猎异，最终只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不便。因此，萧子显在最后虽然也说“文成笔下，芬藻丽春”，但是他强调的是“文憎过意”，为当时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萧子显对汉魏六朝骈文的评价虽然涉及到其他文体，但主要还是骈文。他的评价由于受到当时文风的影响，未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但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正确的，说明他对骈文还是有着深刻地认识，后来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和他的理论也不无关系。
第三节 《文心雕龙·丽辞》与骈文理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无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确立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而且在很多方面为后世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东西。产生于魏晋南北朝骈文兴盛时期的文学理论著作，而且又是以骈体作的一部书，自然与骈文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很多观点，如“征圣”、“宗经”、“原道”等，用于骈文，并无不妥。作为《文心雕龙》中的一个有争议的篇章，《丽辞》究竟是文体论还是创作论，历来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作文体论，则可视为论骈文；如作创作论，则可视为论对仗手法。无论如何，都与骈体有关。
一
《丽辞》一篇在《文心雕龙》中位列第35，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应该属于创作论部分：
这部著作，凡十卷五十篇，可以清楚地分为四大部份：一、总论（一至四篇）；二、文体论（五至二十五篇）；三、创作论（二十六至四十三篇）；四、鉴赏论（四十四至四十九篇）；而以自序性的《序志》一篇作为第五十篇。[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