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样的分类，则《丽辞》一篇属创作论无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似乎有些犹豫，尤其是那些对骈文有一定看法的人，总以为这应该是一篇论述骈文的。黄侃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对这一篇文字的认识其实就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或鉴于对偶之末流，遂谓骈文为下格；或惩于俗流之恣肆，遂谓非骈体不得名文；斯皆拘滞于一隅，非闳通之论也。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89]
从这一段文字看，黄侃主张居于一个合理的地位来看待骈文，不能因为骈文的对偶而因此将骈文打入“下格”，也不能以为天下仅只有“骈体”。在他看来，刘勰的这篇《丽辞》是对骈文作出准确评价的最好的论著。当然，他也就将这一篇看作是论述骈文的。民国时期的谢无量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骈文指南》一书中说：“《文心雕龙》叙丽辞之祖曰……”[90]他也是将《丽辞》一篇看作是论骈文的。
其实又岂止黄侃，就是范文澜先生在为《文心雕龙》作注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黄说。在《文心雕龙注》中，范文澜先生就将许多与骈文有关的内容注入其中，如孙梅的《四六丛话》、阮元的《与友人论古文书》、《文韵说》、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序》等，而且也多次引用黄说，很明显是受黄说影响，也是将《丽辞》作为论骈文的创作来看待。后来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注释》中对《丽辞》一则也作了这样的描述：“《丽辞》即骈文，讲对偶句，所以承接《章句》。”[91]这大概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了。
《丽辞》一篇是否论骈文？关于这一问题，在1996年的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这一疑问。他们以为骈文首先仅仅是一种修辞形态——“对仗”的变异发展的结果，其是否能成为一种文体，这存在着学理上的缺陷；其次，《丽辞》在《文心雕龙》中位列第35，属于创作论而不属文体论。因此，这一则不能说是论骈文的。
应该说，这一说法的前一观点显然不能为学术界所接受。至于后一论点，似乎有道理。但仔细分析，仍有其不足之处。首先，作为一种文体概念，骈文的提法最早产生于清代。在此之前，从中唐柳宗元到晚唐李商隐，逐步将之定为“四六”。在中国古代，文体的概念历来就不是像现在这样以西方的四大种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来划分的。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作者是将文体作了一个非常细致的划分，其中与骈文相关的——或者说这一文体中有属于骈文类作品的——至少有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檄移、章表、奏启等。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文体划分，自然也就不会再单列出一则“骈文”出来。但是，对于这些文体的创作上的共同特征则不妨作一描述。这些文体的一大特征就是“对仗”或“偶句”的大量使用。因此，《丽辞》一则就担当起这一任务，介绍这种文体在形式上的特点，介绍这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这种文体的作法。毕竟，从《丽辞》一篇本身所论述到的具体内容来看，这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而这恐怕也正是《丽辞》一则的价值所在。
不可否认，《丽辞》一则中主要探讨的“对仗”问题在诗歌和辞赋中其实也都有很突出的表现。因此，《丽辞》一则可以说是对与骈文相关的创作方法的探讨，而不能完全说是探讨骈文的——毕竟，诗歌与辞赋也都有同样的表现手段。
二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首先探讨了对仗句的产生，这其实也是对骈文的产生作了描述，探讨了骈文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骈文的产生首先就是由对仗句所引发的。在许多骈文学的著作中，大家都讨论到这一问题，如谢无量《骈文指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骈体至齐梁而盛，齐梁以前，行文已重偶辞。”[92]于景祥先生在其《中国骈文通史》中，亦将骈文的历史追溯到古谣民谚中的排句与偶语，“骈体文的产生是以丽辞即偶语为温床的，这种偶语早在上古至战国时期就已经大量存在了”[93]。在《丽辞》的开始，刘勰就对这一问题作了描述：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94]
刘勰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造化赋形，支体必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多数都是成双成对的，所谓“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在自然界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这样的许多实例：白天与黑夜，雄性与雌性，等等。人类社会也存在着这样的对应法则：双眼，两耳，四肢，男女，君臣，父子，夫妇，等等。因此，人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以对称作为一种美学风范，建亭子，左边有一座，右边必定也会有一座。写文章也一样，对仗句或是偶句也经常出现，这正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所共同存在的法则。所以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也说：“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95]
对于偶句的产生，范文澜先生谈到：“人之发言，好趋均平，短长悬殊，不便唇舌；故求字句之齐整，非必待于偶对，而偶对之成，常足以齐整字句。”[96]偶句的产生，其实主要是由于人们的诵读记忆。“偶对出于天然”，是人们的天然之性使之然。因此，可以说，骈文的产生，也是“出于天然”。
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刘勰的表述，就会发现刘勰在说明骈文的产生时有这么一个问题：骈文这种对仗形式的运用其实与早期人类社会的生活有一定的关系。刘勰以为，在先秦的典籍著作中，很多文章都是运用偶句的，如他所举的例子：“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这实际上也就说明在上古时代，偶句是人们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偶句或者说对仗的一个特点就是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在文字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这确实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所以刘勰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关于偶句的产生问题，清代阮元在《文言说》中也有一段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论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也，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使人易诵易记，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97]他指出，对偶句的产生也正是基于人们便于记诵传播的需要。
刘勰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虽然说此时的五、七言格律诗尚未成熟，但是随着永明体的出现，诗歌中重视对仗形式的运用也成了一种文学发展的趋势。这种对仗在汉赋作品中其实已经大量存在，只是有时以一种排比的句式出之，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一段：
楚王乃驾驯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98]
随着对仗句的日趋成熟，有必要对这种修辞方式进行总结，以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就谈到了丽辞、对偶，而这也是骈文的修辞形态：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对于这些对仗形式的作法，刘勰又分别作了描述：
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从刘勰的论述来看，“言对”其实就是自出机杼的对仗，“事对”则是用典故的对仗。当然，刘勰的这些描述仅仅列出了“言对”、“事对”两类，每一类又有正反两种，一共算四种，这对于复杂的对仗的形式来说是少的。初唐时的上官仪提出的“六对”以及《文镜秘府论》中列出的29种，就丰富得多了，但应该说这也是对对仗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