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勰对骈文的发展史的前一阶段也作了探讨，指出了骈文在其发展初期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在《丽辞》中，刘勰说：
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悬；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
骈文的产生，其实是自然而成的。刘勰指出，早在先秦上古时期，骈句就已经产生。黄侃解释说：“上古简质，文不饰雕，而出语必双，非由刻意也。”[99]故刘勰又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
早期的文学虽然还不是很讲究文辞，但是却已经出现了骈文的萌芽，产生了早期简单的对偶句。这一观点对于后世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清代阮元以为，骈文的产生，最早来源于孔子的《文言》，“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100]。骈文研究在民国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著作，在谈到骈文的产生这一问题时，大多也持同样的观点。刘麟生就说：
以自由表现意志言，则散文似应独早；以上古人民生活简易文字取便于记诵言，则骈文又不能独后。……如此则骈言俪句，殆挟文字以俱来，古籍班班，征引有自。[101]
金秬香《骈文概论》也说：
至于周代，外史犹掌其籍，左史能读其文。及王子朝奉周之典籍奔楚，于时周室衰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乃退而删订六经。夫经语皆朴，唯《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骈语之采色于是乎出。[102]
应该说，作为骈文萌芽的对句，确实是在先秦上古之时就已经产生了。刘勰《丽辞》中对骈句产生的描述，揭示了骈文的由来，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观点。
一般以为，骈文形成于汉代，而自蔡邕时起，文学作品中的骈化倾向日趋明显。曹道衡在《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品》一书的前言中就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他说：“蔡邕和孔融均有很多骈文色彩。”[103]关于骈文形成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但是蔡邕文章中有浓厚的骈文色彩则是不争之事实，将之目为骈文，应不为过。对此，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早已有所描述：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刘勰指出，文学作品崇尚“丽辞”，自“扬马张蔡”时起，其“刻形镂法”，颇有“宋画吴冶”之风。在刘勰的心目中，尚丽风气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汉赋中首先产生。在其所提四人中，扬雄、司马相如、张衡为汉赋四大家中之三人，而蔡邕则可算是骈文形成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尚丽倾向自不待言。刘勰的这一段话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把《丽辞》视为骈文——骈文的一大特色就是“丽”，语言的华丽，是“丽辞”。骈文正如学者们指出的，有四大修辞形态：对仗、典事、声韵、藻饰，其中藻饰在语言的华丽上有较高的要求。
魏晋是骈文的形成期，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自觉”时期（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自觉，有时也以文学语言的趋向华丽而彰显，“曹植的文章骈化的特点尤为明显，……西晋潘岳、陆机之佼，和曹植等人相似，文笔华美，对仗工整，也好用典故”[104]。这样的提法，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情况。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则说：
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釐。
指出在魏晋时期，文学作品就已经有了特殊的变化。即注重文章语言的华丽，注重语句的对仗。
应该说早期骈文的发展，确如刘勰所论。后来刘师培在谈到这一阶段的文学发展情况时，也作了相关的描述：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105]
这也就是刘勰《丽辞》中所论初期骈文发展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刘勰《文心雕龙·丽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早期骈文发展史的一个总结。
四
骈散问题是历代散文作家及论者长期争执的一个话题，是重骈轻散抑或是重散轻骈，历代文人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从文学史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也有一个骈散分而复合、合而复分的历史发展进程。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以散句居多，六朝则主要以骈句为主。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则主张以“古文”取代骈文。宋代沿袭韩柳，但很多古文大家的四六文却也作得不错。清代乾嘉以来又有不拘于骈散的风气，一些文人甚至又以骈文为正宗。文学创作应尊重个性才气，既不必过分重视骈句，也不必过分抬高散体。两者相辅相成，才是文章发展的正道。
对于这一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早已作了明确的表述，而且这一表述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
如果仅仅是散句，则像“夔之一足”，“趻踔而行”。所以，像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在最初出来时也是不太为人所关注，而且读者还以为很难读下去。但若仅是偶句，则又“昏睡耳目”。刘勰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繁”还是有一定的看法——这个“繁”当然也包括“丽”或者说过分华丽——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中，刘勰有这样的描述：
博者该赡，芜者亦繁。——《总术》
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物色》
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物色》
虽然“繁”不一定就是指骈句而言，但是骈文确实又是在语言表现上具有“繁”的特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刘勰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分使用对句还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主张骈散相间：
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骈散相间，杂用奇偶，这才是好的文学作品。在历代作家中，那些成就突出的，往往也都是骈散兼长，“今观唐世之文，大抵骈散皆有，若敬舆之《翰苑集》，皆属骈体，而肫挚畅遂，后世诵法不衰，即退之集中，亦有骈文；樊南之文，别称四六；则为古文者亦不可废斯体也。宋世欧、苏、王三子，皆为古文大家，其于四六，亦复脱去恒蹊，自出机轴，谓之变古则可，谓其竟废斯体则不可也”[106]。对于骈散的问题，确实应如黄侃所说，不应该偏废某一种文体。
骈句与散句的结合，在形式上也有特定的修辞效果。骈散结合可以形成整齐和谐而又错落有致的特色，既便于作家叙事的需要，也便于作家抒发特定的感情。实际上，即使像柳宗元之类的古文作家，他们在骈散的结合上也做得很好，如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一段：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
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其中既有散句，如前面几句，而“施施而行，漫漫而游”与“上高山，入深林”则明显是骈句。这也就回答了骈散结合的问题。骈散的对立问题，“是唐代‘古文运动’以后形成的情况”[107]。正确处理骈散问题，也正如刘勰所说，应该是“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所以黄侃说“惟彦和此篇所言，最合中道”，我们对待骈散问题，也应持这一态度。骈句与散句在文章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诚如钱基博《骈文通义》中所引包世臣之话：“是故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108]。不能因为偏好某一种文体，而将另一种文体否定。文章中杂用骈散，才能使文章错落有致，达到骈散互补的境界。
由于《丽辞》一篇位列第35，而且由于诗歌辞赋中对仗句的存在，因而我们不能说《丽辞》一则完全是论说骈文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骈文理论却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对对句的产生及作法进行了介绍，对汉及魏晋文学的发展作了描述，而且对骈散问题也作了非常细致地探讨，其中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中仍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