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辉煌时代，也是各体文学样式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时代。骈文在经历了六朝的兴盛后，在唐代仍然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在隋及初唐就出现了批判六朝文学的现象，文章的发展也随即进入骈散相争时期。唐代的骈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并粗具规模。
第一节 隋及初唐反骈观念的形成
隋唐五代的骈文，经历了几次起伏，从唐初的兴盛到李商隐的复兴，可以说走了一个轮回，即从初唐的华丽回到了晚唐的华丽。这种起伏与发展，与唐代自隋及初唐以来反骈观念的形成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对骈文的发展冲击最大的是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理论观念的形成，则可以追溯到唐代初年反骈观念的形成。这次反骈观念的形成，则是从隋代开始的。
一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在统一中国之后，隋统治者也开始了文化方面的整治。在南北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隋王朝，对于前代君主亡国教训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对于前代的文学，也多所否定。隋文帝杨坚鄙薄文学，竟以“文表华艳”治罪文人，当时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即因此而成为受害者。迎合这种要求，李谔对前代的文学作了较为全面地否定，特别是六朝文学，“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由此，遂带来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没落：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109]
在李谔看来，曹魏以来之文学，由于过分追求文词华艳，可谓一无是处，影响极坏，致使人们思想混乱，儒家之说荒废，所谓“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这是因为“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从文学的社会功用上看待六朝文学，认为其影响了政治，李谔的观点无疑有夸大文学功用的嫌疑，文学本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是，这毕竟是隋人对前代王朝兴亡的总结。隋毕竟是在消灭了陈之后统一的中国，陈后主也毕竟是一个虽好文学但又荒唐误国的君主，“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群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110]。荒唐到这个地步的君主，文学成就再高，也必然会亡国。况且陈后主之作也多是宫廷华艳之词，李谔将这些华艳之词与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看待，这样，这种华艳浮靡的文风自然在摒弃之列。仔细考察，李谔之完全否定六朝以来文学的价值，可以说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考虑的。自魏晋玄学兴盛，佛学东传，儒家的地位日趋衰退，但自北朝颜之推以来，士人即有复兴儒学的愿望，以儒学教育后代，“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111]。颜之推还将文学与儒学相联系，所谓“文章者，源出五经”[112]。显然，对于李谔来说，他所谓的“大圣之轨模”，确是对儒学复苏的一种渴望。反对华丽文风，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复苏儒学。
以李谔为首的反对骈文的人物是朝廷力量的代表。这一现象表明，在隋代宫廷已出现了反骈的声音。隋代像李谔这样以复兴儒学为宗旨而反对骈文的，仍有不少人物，王通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王通是隋时儒学大师，其观点在其《文中子》中。在文学上，他以儒家的观念，对曹魏以来的文人，多所否定：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以怨；吴筠、孔稚圭，古之狂者，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113]
在这里，王通所提及的人，都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人，徐陵和庾信更是骈文大家。对于这些人及其作品，王通基本上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王通看来，人品与文章相通，有什么样的人品，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作品。王通认为，好文章的标准是要“贯乎道”、“济乎义”的，要进行“道”与“义”的宣扬。因此，作家应该修身，学圣人之道，才能在文中进行道统的宣传。六朝的文人，其行径多不合圣人之规范。所以，六朝文学是不足取的。王通论诗文，主张“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114]。这些观念，都非常鲜明地表现出王通作为一个儒学大师所应持有的观点。而这也正是隋代士人中反骈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即以儒学反骈。
隋代时日不长，而且其间也不乏为骈文歌颂的人物，如刘经善的《四声指归》，对文学的声韵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自然有与骈文相对应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则更因文章华艳而被治罪。但是，反骈的力量已经开始壮大，且唐代初年的文臣中，也有出自王通门下的。后来的反骈主力之一的王勃，则更是王通之孙。因此，隋季反骈的出现，力量的壮大，实开唐初反骈之先河。
二
唐代建国初年，沿袭了隋代遗风，对六朝以来的华丽浮靡的文风进行了坚决地清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在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所持的文艺观点上。
李世民为帝初期，每以前朝兴亡为鉴，特别是隋代的兴亡，引起了他高度的重视。在贞观二年九月，他下诏释放宫女出宫，“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115]在贞观四年秋七月，“上谓房玄龄、萧王禹曰：‘隋文何等主？’”[116]释放宫女，是为了吸取隋亡的教训。问其手下隋文帝的情况，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前代君主执政中所做的影响政权稳定的事。这些都表明，在刚经历了一个动荡的时代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对于前朝的兴亡十分敏感，时刻都有一种危机感。著名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就是从前朝的兴亡中吸取教训而得到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李世民对于隋及前代的各个方面，自然都会予以高度重视。太宗本人亦好文，有诗文传后。他对前代文人亦有所评价，其中体现出他的文艺理论观念。如他曾评论晋时文人陆机：“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弛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117]对于陆机，他十分赞赏，虽然陆机之作是“文藻宏丽”，但李世民仍认为那是“独步当时”，甚或“冠乎终古”的。这种观念当然也和李世民本人的创作有关。李世民与其大臣如虞世南、李百药之流多有唱和，其诗风不脱南朝积习，因而对陆机有这样的论述，自在情理之中。尽管如此，李世民毕竟是帝王，他所考虑的毕竟是其政权的稳固，因此，对于前代文学，尤其是南朝及隋代的文学，他多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可以从他对文学功用的强调中看出。他自己曾说过，“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118]，通过文学，可以考察前代帝王之事。李世民看文学的眼光确实与人不同。他评价陆机之作，也说：“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119]，对其文不能免死而深表惋惜。为此，李世民还曾经接受王师旦的建议，黜退“文章浮艳”的张昌龄[120]。这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文以致用的问题。隋及初唐，文人对于六朝文学的一个最大的不满，就是文学脱离生活，不能为现实服务。作为君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观点，在当时应该说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李世民对文学功用的重视，自然引起了他的文臣们的重视，也影响了他们对前代文学的认识。
《晋书》、《陈书》、《梁书》、《隋书》、《南史》、《北史》等重要历史典籍在当时的出现，自然与李世民以前代兴亡为鉴的观念有关。其中涉及的对文学的一些共同的观点，则可以说是在李世民的影响下形成的唐初统一的文学观念，是反骈观念形成的真正由来。
在太宗众多文臣中，魏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代名臣，魏征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他超群的意识。对于文学，他亦秉承太宗之意。他虽对南北文风多有揭示，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121]，认识应该说是很深刻的。而且他主张合南北文风之长，“文质彬彬，尽善尽美”[122]，这也为整个唐代文学发展所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具体时代的文学上，魏征还是显示出他对六朝文学的批判姿态：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23]
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
对于梁以来之文学，魏征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考虑其社会价值，这也是为臣者所要考虑的。“亡国之音”自然是应该否定的，一个国家，如果因为文学的缘故而致使国家灭亡，那当然是不可取的。魏征将近古“皇王”追求“浮艳”之作，视为“饰雕虫之小伎”，亦可看出他对南朝以来文学的轻视与否定。对于那些因追求文学华艳而亡国的，则更加以谴责，“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袵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124]，梁陈之君主，确有因文而亡国者，尤其是陈后主。他们所追求的那种华丽与雕藻的文风，也因他们的亡国而变成了最大的罪魁。于是，以华艳、雕藻而著称的六朝骈文，自然成为批判的首选对象。骈文大家如徐陵、庾信，当然也就被看成了主要的“罪人”：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125]
作为一代宗师，庾信可看作是南北朝骈文集大成的作家，特别是其名作《哀江南赋序》，概述自己在丧乱中的遭遇，抒发深沉的故国哀思，表现出了一种非常悲痛的心情，为人所称道。但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居然也被令狐德芬称为“辞赋之罪人”，由此亦可见当时唐太宗李世民身边的大臣们思想上的倾向。但这毕竟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且，这些人在看待文学时，也多带儒家的思想意识，如下面两段文字：
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126]
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27]
“文”、“文学”是人伦的基础，显然是以儒家伦理观念来看待文学，注重的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要求的仍是文学应担负起风化人伦的作用。
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重视，带来的是将文学价值片面地提升，将之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从而否定六朝骈文的存在价值。这可以说是李世民及以魏征为首的唐初中央群臣对六朝骈文的全面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其后出现的文人，无论是在中央身居要职的，或是职位低微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逐步在唐初形成了这股反骈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