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韦守信

农业是我们的祖业，对其重视和关注，大概是一种求生本能和亲祖情怀吧。素闻柏仁同志多年来专门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对大量的原始素材进行比较系统、长时间的调查收集，且深入地分析与探讨。近日他给我送来一沓厚厚的手稿，题目为《“三农”问题调查与思考》，沉甸甸的一大本，带着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使人不胜感慨。

重视农业，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远古时代的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封建社会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成天下大事，国之根本。中国共产党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56年胜利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正是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农村的改革开放才得以顺利进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农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

“三农”的提出，源于《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发表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3月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中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第一次并行提出“三农”之说。这是从不同角度相对而称的三个本为一体的概念，缺一则不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有5000年之久的农业文明史，且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到21世纪初的农村仍然陷于“苦”、“穷”、“险”的境地？这不得不令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黎民百姓去深入思考……此后的2004年至2011年，中央连续八年发布“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同时也说明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问题，不是哈气而成、朝夕可就的。

柏仁同志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多年在乡村、企业和县级党政领导岗位上工作，不管身居何职，都能够深入基层，扎根农村，接触地气，为民谋利造福。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仍能深入农村，潜心研究“三农”问题。正是由于他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三农”、关注“三农”，随着不断实现人生道路的每一步顺利跨越，他在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面、更大的范围上为农民群众鼓与呼，为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他所撰写的各种调研报告、论文，相继被国家、省报纸杂志刊登，获得数十项荣誉。其文章主题鲜明，直指“三农”；内容丰富，包括村级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问题、农民看病难问题、农村文化建设、农民素质问题、农民养老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农村干部作风问题、扶贫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乡村旅游问题等等，几乎涉及农村的方方面面；结构严谨，由数据的搜集整理，进入现状的特点分析，到更深层次的原因解剖，直至提出相关建议对策。数据翔实，论证缜密，说理充分，建议科学，观点新颖。每一篇调研报告、论文，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他田间地头奔波的汗水，无不包含着他挑灯苦读、奋笔疾书、一往无前、执著如一的精神。

通览柏仁同志的这本书，会感到其鲜明的特点：

一是“实”。他走基层，访农民，互谈心，取得第一手素材，贴近基层，反映实情。比如司空见惯的广大农民群众看病难、就医贵，农村孩子的上学远、难、教育资源匮乏而得不到良好教育，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的确显示出他与农民群众有着长期的、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良苦用心！这些问题也的确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乎国之根本、民生大计，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

二是“真”。书中的许多话，可以说是出自农民之口，发乎农民之真情。急农民之所急，忧农民之所忧。时下有关“三农”问题的著述繁多，但大多站在专家、学者，或者政府官员等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发声。柏仁同志则是站在广大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替农民群众鼓与呼，为党和政府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的很多见解十分独到。比如针对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简单为建新房的问题，提出要构建农民自己的新文化，要保留农村的田园风光，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要加强农村水、电、路、网，以及学校、医院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要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培训教育，要保护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问题。

三是“直”。该书很多观点直抒胸臆、直截了当，不拐弯，不隐晦，其中除分析产生问题的客观根源和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急功近利外，矛头直接对准我们的个别基层官员贪、懒、腐、奢等现象，一针见血、剑指弊端。

四是“深”。即感情深。该书反映出柏仁同志相当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农业、农村和农民，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深厚感情。正是这份感情驱使，他才写出如此发人深省的好作品。

所以，不免让我联想有二：一是时下不少人言佛、论佛、信佛，据不完全观察，从动机而言大概有五类：第一类是真心信佛，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别无他求；第二类是信佛拜佛，求得神佑，心想事成，吉祥如意；第三类是求佛拜佛，利我而不利他；第四类是喜爱佛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第五类是赶时髦，搞炫耀，满足其虚荣心而已。当然还有亵渎者应当别论。二是为农民办事，不太准确地说，从动机而言大致应分四类：第一类是全心全意为农民办事；第二类是真心为农民办事，满足同情心；第三类是为农民办事，或获得社会荣誉，或获得工作政绩，或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第四类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办不了好事，有时还会把好事办坏。

认真品读柏仁同志的这些作品，大喜之中亦有余忧。我们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按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农民办事，制订了符合农村实际和农民要求的政策，采取了诸多有力措施，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多年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引导广大农民走上了小康之路。但我们还需要继续艰难地探索。为此，柏仁同志提出一些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一是我们的农民群众还比较可怜，虽基本实现了温饱，又走上小康之路，但与真正的小康生活差距较大。二是有些地方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做法确实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背离初衷。三是新农村建设，农民群众应是主体，但有的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四是我们的农村仍然缺乏生机和活力。五是强行逼农民拆房上楼，真正得益的是政府，最可怜的还是农民。这些，都是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即对农民过去是单剪刀差，现在却是双剪刀差，仅剩下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农副产品可出售。这让人模模糊糊看出，幼儿学说话、学走路，不靠别的高明老师，而正是靠自己。中国现代化的榜样，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中国，就在中国自己的创新。

本书给我们以新的启迪，似乎是应老老实实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建城市式的农村、农村式的城市，大中小城市、小城镇、社区、村庄相结合；不创新、不发展、不前进不行；急于求成，搞强迫命令、揠苗助长也不行；单一的政绩观不行，趁机图谋不轨更不行。应在经济实力和民主自愿的基础上，典型示范，积极引导，循序渐进。城市并非一切都好，并非越大越好，农村并非一切都不好，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在那里，那里才真正是我们生存的地方，那里有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大城市的优越性是有限的，是由很大的牺牲代价换来和维持的，农村的优越性才是无限广阔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专家学者幻想中西方式的城市化，而是应该建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万里海疆的生态园。

国内有关“三农”问题的著作浩如烟海，我也读过一些，但柏仁同志的这本书，的确值得细细咀嚼品味。当然，这种乡土调查，相对于学术理论探讨，仍有很多观点有待商榷，有些建议苍白无力；同时地域性很强，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毕竟显示了他对农民的真情、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受柏仁同志之托作序，水平所限，老之难新，但盛情难却，心得又涌，提笔缓就，谨以代之。

2011年11月25日

（韦守信，原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