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本书中使用的“近代文学”、“近现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学”概念未必是不证自明的，关于其定义尚需要专门讨论，但是，这不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暂时表过不述。为了行文方便，在此笔者套用日本文学史学界传统的表述方式。
据吉田精一考察[5]，奠定日本近代国文学方法论基石的学者是芳贺矢一。不过，其理论方法还比较抽象，在这方面做出弥补工作的是藤冈作太郎。他把日本国文学研究与文艺性维度的探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让研究沿着文艺学的方向具体化地展开，不断取得长足发展，这已是日本国文学研究史界的共识。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也有人唱反调，一些有留西体验或有西学背景的学者，擅长以西方文化教养为发脚点，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意识，这无疑对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刺激。虽然他们不是所谓的专业型日本国文学学者，但是，其实力颇巨。他们不断向日本国文学界发起冲击，至昭和时期，最终形成了足以解体日本国文学的力量。
芳贺矢一的日本国文学，质言之，就是日本文献学。之所以创立这么一种学问，是因为他发现，在日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学术业绩于质于量皆丰富斐然的国学，与德国文献学（尤其是奥古斯丁·贝克的古代学文献学）之间存在着共通性。
两者间所谓的共通性表现为：国学研究应该以“认识古代人业已认识到的东西”为使命，向世人忠实地再现古代文化整体面貌。如此一来，将日本国学改换说法，称之为日本文献学亦无可厚非。然而，芳贺矢一在此强调的是，文学史研究是日本文献学的本质部分，其余皆为末节。摈弃日本国学的古道学说，基于合理的历史认识，重新树立文学史，这就把日本国文学与日本国学区分了开来，体现了新学说的重要特质。但是，古道说由来已久，已被奉为日本国学学问体系的源泉，也是国学存在的意义体现，若要对此加以排除，那么就必须保障文学史在当下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后来，藤冈作太郎沿着芳贺矢一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剔除了日本国学的非合理性，告诫人们始终应警惕研究过程中偏重古代的倾向，要穷究各个时代文学与生成它们的社会情态之间的关联。后来，如此清扬的学术见解却招致了学界对日本国文学的深刻怀疑，可见，实质上这与明治文化的现代性体验的局限性不无关联。
藤冈作太郎主张，之于文学史叙述，本质的东西是评论，要对文学自身的价值进行操作。而版本学、书志学角度的考察应该定位成开展评论的前提乃至基础。他还反复强调，采取历史还原、事实还原等方式，置身于文学发生的时代去看文学，是很重要的，有必要探究文学与生成它们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由此，我们不难觉察到艺术哲学家泰纳对其产生的影响。
他的执着最终成就了名篇巨制《国文学全史平安朝篇》，然而，能够使得一以贯之的“日本文学史”成立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对此本体论问题，藤冈作太郎的态度极其乐观。但是，其思想意识仍然没有摆脱皇国史观的拘牵。即，日本的特殊国体，虽然有矛盾摇摆，但始终有一种信念保证国民思想的一贯性。这种信念就是使得文学史成立的要件，如此观点到了大正时代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怀疑主义精神的冲击。
大正时代出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史，当数出自津田左右吉之手的《文学中所体现的我国民思想之研究》四卷（1916—1921年），坪内逍遥亲自为此书作序。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坪内逍遥的门徒五十岚力和漥田空穗也分别推出了《新国文学史》（1912年）和《奈良朝及平安朝文学讲话》（1915年）。众所周知，坪内逍遥任教于早稻田大学期间，对门徒们大肆绍介泰纳的艺术哲学，并开设比较文学课程，想必弟子们颇受感化，屡有建树，实属情理之中。不过，后来对文学史研究影响最大、最具研究史意义的还是津田左右吉的研究。
不久之后，闪亮登场的是《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年）的作者和辻哲郎和《文学序说》（1927年）的作者土居光知。另一位不可忽视的学者是文学家、民俗学者折口信夫，他著有《古代研究》（1929—1930年）一书，与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以及土居光知形成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三驾马车，他们的见解给内心焦躁不安的年轻的日本国文学者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另外，值得特书一笔的人物是风卷景次郎，他是一位初出茅庐的研究者，但是在回顾昭和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之际，我们不能忘却：在形形色色观点、见解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界，风卷景次郎的思考独树一帜，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古典研究的历史》一书中提到过三个人，即池田龟鉴、久松潜一和冈崎义惠。其中，冈崎义惠立足于样式论美学，提倡建立“日本文艺学”。后来其理论历经曲折最终结出果实，那就是成书于1955年的著作《文艺学概论》。久松潜一著有《日本文学评论史》五卷（1936—1950年），池田龟鉴则著有《关于古典的批判性处置之研究》三卷（1941年）。这些著述都为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批评与研究
文学的批评与研究都是一种营生，它始发于批评或研究主体对于某个观照对象所怀抱的兴趣、关切，终点是获得某种主体性见解。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无法将二者严格地区分开来。然而，一般来说，之于批评，重点在于主观性、创造性、现代性的阐释与评价。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同时代文学。即使品评的对象属于古典的范畴，也是基于现实意义的评价或者重新评价。批评不会止于某个文学的批评，而是通过它，甚至超越它去阐发批评主体的独自见解，或者独树一帜的文学主张。相形之下，之于研究，重点终究落实在就某个文学进行客观的、还原的、历史的解释说明，旨在获得能够超越研究主体之主观性的学说，可能的话，最好可以树立定说。为了避免掉入主观臆断的陷阱，时时要留意事实、文献、资料以及处理它们的方法或理论，要关注研究对象或问题与比邻领域、基础领域以及其他事物、现象之间的逻辑关联；同时，还要广泛搜索、辨析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如见解、学说、论断等等，批判性地摄取这些学术遗产，以图攻玉。至少就结果而言，自己的研究能够有益于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能够把本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自不待言，文学研究必须采用文学的方法去进行，从这个意义上看，批评与研究二者密不可分。依笔者管见，二者互动于一个逻辑链条上，批评是感性的赏析、品鉴的知性深化，而研究是知性的批评的理性升华，他们之间相通相容，相得益彰。
毋庸讳言，跨越明治、大正、昭和、平成，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也算得上广义的同时代文学。当然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之间的亲疏关系方面存在形形色色的个体性差异。例如，对生活在当下语境的研究者而言，日本战后文学也属于前代文学，可是在岩野泡鸣们看来，明治时代初期便驰名日本文坛的红露逍鸥文学也是同时代文学。而且，研究是以对象与主体之间的某种密切度和隔阂感这对相互矛盾的两大契机为动因，并以此为发脚点而展开的营生。但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的隔阂感并不仅限于时间性的距离感，同时，它又是空间性、心理层面的陌生感。因此，我们不能够囿于时间性隔膜感去凝练问题意识。当下，就日本文学研究而言，虽然社会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业已迈进后工业，换言之，即后现代阶段，但是，近代这一文学时代尚未终结。
在如此语境下，如何客观地、历史性地而且是“学理化”地推进身为同时代文学的近代文学研究，将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深思：近代文学研究或研究史里批评占据着优势，批评与研究相互交错渗透，因文献资料整理滞后造成研究自身的裹足不前，研究的传统即正当意义上的学理化路线尚不够完备，存在着阐释焦虑的问题，如此等等问题皆根源于前述转型期独特的现实。我们期待着批评与研究之间能够进行富于创造力的交流，我们对两者间发生追根问底的扬弃满怀渴望。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批评对象十分合适的近代文学，如何能够成为我们客观研究的标的？如此研究如何独步文坛？这是近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本体论课题。诚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即昭和二十年代之后，近代文学研究快速发展、成果璀璨夺目令人目不暇接，不过，仍然遗留许多亟需阐释的问题。
近代文学研究的源流
据吉田精一考察：“整体地、历史性地把握近代文学的尝试，始于明治二十年代的山路爱山的《明治文学史》（1893年）、北村透谷的《明治文学管见》（1893年）大和田建树的《明治文学史》（1894年）”[6]。不过，对此后日本文学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当数高山樗牛的《明治小说》（1897年）。高山樗牛首先声明，在当下为明治小说做史尚为时过早。不过，他对截至1895年的小说发展状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整体把握。他以坪内逍遥推出《小说神髓》为分水岭，将明治小说发展过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加以考察。他高度评价了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主张，对接受如此主张的二叶亭四迷的创作实践，尤其是《浮云》的完美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他也待望于甲午中日战争后的“现在”文学的发展，希望能够生成“建基于国民底性情之上的国民文学”。顾名思义，高山樗牛的此文讲的是“明治的小说”，并非明治文学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把小说这一文类置于中心地位去把握并进而叙述文学史的做法可谓是一种创举。此后这一做史手法成了近代文学史写作的经典模板。当然，为了验证高山樗牛史观的合理性，我们也不能不回望山路爱山、北村透谷等先锋史家的丰功伟绩。
继承高山樗牛衣钵，将明治时期明治文学史研究推向顶峰的人物是日本国文学者岩城准太郎，其奠基作是成书于1906年的《明治文学史》。他借鉴高山樗牛的做法，将截至1903—1904年的文学史分作三个时期，内容不单单是议论小说，也包括“新体诗”、“戏剧”等等文类。从这点来看，此书已经具备文学史的体裁。此外，该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划时代亮点，如，按照戏作文学、翻译小说、政治小说等等文类的交替顺序把握文学史，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选取、说明力求周密妥帖，繁简得宜，等等，这些都成了此后文学史叙述的固定套路。这部文学史书在1909年又做了修订，增补了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第四期”内容，这为此后尤其是昭和时期的明治文学史研究、学习制定了明确的指针。在岩城准太郎之后，建立丰功伟业的当数高须梅溪，其代表作是成书于1921年的《近代文艺史论》（后更名为《明治文学史论》）。后来，他又推出《现代文学十二讲》（1924年，后更名为《明治大正昭和文学讲话》）。在高须梅溪之后还有宫岛新三郎的《明治文学十二讲》（1925年）值得关注。
在明治时期，日本学界就比较关心已故作家的遗稿、全集、回忆录等方面的出版发行。例如，齐藤绿雨系统地整理了女作家樋口一叶的创作业绩，其间的作业就不失研究的眼光，这些也应该算作萌芽状态的文学研究。坪内逍遥与内田鲁庵联袂编写的回忆录《二叶亭四迷》（1909年）也引起轰动。该书编录的《年谱》一直被袭用。此书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还算不上研究，但是，它具有史学价值，是纪念碑式的出版物。及至大正时期，一度燃起回忆录热，内田鲁庵的《昨天今日》[7]（1916，后更名为《难以忘却的人们》[8]）、田山花袋的《东京的三十年》（1917年）和《近代的小说》（1922年）等等，这些都成了昭和初期盛况空前的回忆录热的先驱。
不过，即便到了大正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仍然没有形成气候。1913年，东京大学学生石山彻郎将毕业论文题目设定为《夏目漱石论》。由于该文是以现役作家为主题，所以究竟它算不算得上研究，许多人还存有疑问，于是，在指导教师藤村作的干预下，该文改名称为《最近的小说》，最终才勉强通过教授会评审。此事颇具象征性意义。明治时期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时代，近代文学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前史”状况。近代文学研究在学术园地获得市民权是昭和时期的事情，尤其是在昭和20年代，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才有了正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