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按照加藤周一的观点，“文学史”通过身为文化、思想一种形式的“文学”之形态的变化，被包含于文化史、思想史之中。或者换一个角度看一下，谈论“文学史”，就意味着不得不把文化史、思想史纳入背景场域之中。可见，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有着明确的方法意识，他在此书中操作的“文学”，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文学史”范畴。从内容上看，既包括宗教的、哲学的著作，甚至涉及农民起义的檄文。再从形式上看，它涵盖了在传统的“日本文学史”中往往被等而下之的“汉文”或口诵文学的记录等等。例如，在谈论昭和文学（加藤周一本人没有使用该名称）时，他居然大谈特谈大佛次郎、渡边一夫、丸山真男以及森有正等人，给他们很高的地位，如此“文学史”，迄今为止当属罕见。通过这一个小问题，我们就不难想见，加藤周一的方法是创新性的，而且拥有深刻的愿景。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那样，文学发展的路径，就整体而言，若不考虑文学之外的条件，就无法理清。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文学史序说》的确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佳作。
如前所述，假如“以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同时性结构为前提”的话，那么，它就会与读者论、媒体论以及表现史等等直接比邻的领域发生密切关联，不仅如此，甚至必须把社会史、文化史进而是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也当作与“文学”形态紧密联动的重要因素，加以处理。《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叙述道：“（本书所述文学史）以本世纪（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文学家为下限”[38]。对加藤周一而言，这一点是必须明了的：至少“战后”文学史“即便成为《日本文学史序说》的附录，但是也不能够成为其一部分”[39]。我们可以理解，就连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加藤周一本人，也感到不可以把“战后”文学史定位于历史的远近法之中。该书在最后的叙述环节，让三岛由纪夫和大江健三郎登场，这不仅表明其独特的历史性，而且对今天的文学状况来说，也颇具象征性意义。到了晚年，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等人一起创建了“九条会”，雄辩地批判了三岛由纪夫之流“粗鄙、杂乱的耽美主义”。从这种意义上看，对他而言，大江文学、三岛文学，因其离我们太近，还无法整合进“历史”的远近法之中。正是缘于如此近距离感，加藤周一至少总体上没有将“战后”文学组合进《序说》之中。
对此，井上厢和小森阳一并不推崇，毋宁说他们采取了与加藤周一《序说》完全不同的方法去描述文学史。他们一边将“时代的社会文化的同时性结构”组合进去，一边又不回避因对象的迫近感而导致的历史远近法的不整合，斗志昂扬地逼近“昭和文学史”的整体形象。他们的努力最终结出丰硕果实，2003年以井上厢和小森阳一为首的一批学界精英联袂奉献了《座谈会昭和文学史》全六卷[40]。它是系列座谈会的结晶，井上厢和小森阳一担任主持人，具有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学者以嘉宾身份参与，座谈内容，纵横捭阖，跨越各种文类。自1997年至2003年，连头带尾持续了7年，《SUBARU》杂志跟踪刊载了总计多达26次的系列座谈会的内容。与其说前述出版物具有“通史”的整合性，毋宁说它更让人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昭和时代结束，时光即将过去十年，必须对昭和“文学”整体有一个重新把握。
该系列内涵博大精深，单看部分章节题目，就可略见一斑。例如，第19章《原爆文学与冲绳文学》、第21章《在日朝鲜人文学》、第25章《战后的日美关系与日本文学》等等。其中还明确地包含着与参与者“同时代”息息相关的论争内容。多姿多彩的对谈嘉宾方阵中，就包括加藤周一本人。他主谈的第1章《由大正而昭和》，弥补了他《日本文学史序说》中的不足。在他看来，“昭和文学”原本只能是《序说》的附录，已不足为训，更何况论题居然包含了向“平成”年间移位的整体状况；而且如此“昭和文学史”叙述，尽管采用了有别于自己的方法，但是成功地弥补了自己的“文学史”最后部分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自己获得了亲自谈论该“同年代史”的机会。
除加藤周一之外，渡边昭夫作为井上厢的左膀右臂，对此系列出版做出了应有贡献。如今加藤、井上以及渡边三人已经去世，《座谈会昭和文学史》本身也将成为历史化的文献，其意义不可估量。但是，不论《座谈会昭和文学史》，还是《日本文学史序说》，都仍然算不上完美无缺的“昭和文学史”。而且，为什么至今尚未出现续接“昭和文学史”的“平成文学史”？原本“昭和文学史”采用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这种时代区分方式，其澄清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史”的方法里，就不能够出现重新认识的契机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又浮出了水面。再次引用加藤周一的说法，所谓“文学史”叙述，就是“根据前面的事实，去尝试性地澄清导致后面的事实发生的一条流径，或者如此意义上的发展过程”。可见，他试图将各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律及逻辑上的必然性联系起来，去叙述“文学史”，也即，向“前面的事实”寻求动因，向“后面的事实”追问结果。如此一来，所谓“历史”，就成了被镶嵌进“遵循着因果律，去记述秩序井然地相继发生的事件”这一框架中的东西。要想更矮小化地理解他所说的“发展”的话，所谓“进步”一语恐怕会成为历史记述理所当然的前提。加藤周一对其中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文学作品，其本身具有完整的一面，包含着超越历史的面度。文学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它既是自我完结性的、历史性的，又是超历史性的现象。著者（加藤本人）在文学史范畴，十分关注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文学作品的历史面度，在详细论述论证个别作家作品之际，强调其自我完结的方面，之后，涉及超越历史的方面。”
加藤周一的如此认识可谓高屋建瓴，对我们思考“文学史”的疆域与可能性，给予极其重要的启发。他的基本方法是：“文学史”应聚光于“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历史性”，而“作家论、作品论”则要聚光于“自我完结性”，应该区别考虑此二者。然而，假若反过来看的话，就有这么一个疑问：“作家论、作品论”与“文学史”，除了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换言之，“作家”也好，“作品”也罢，那都是操纵“语言”，并通过“语言”组装起来东西，难道那“语言”本身没有包含“历史”性吗？
一部小说中的一个事物，记述一个事件的一个“语言（词）”，都只不过是其他庞大的“语言”网络上的一个交点而已。如果我们将文本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语言”，我们就会注意到，在其背后潜藏着无可胜数的由语词记述的事件。从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别于既往概念所显现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社会性”及“历史性”状况。果真如此的话，就意味着“语言”本身包含着“历史性”，同样，“文学作品”本身也含包着“史”的成分。或许可以认为，“昭和文学”并不是过眼云烟，作为“文学之史”，它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它是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崭新意义上的“文学史”。
由昭和而平成
随着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日本再次迎来重大社会变革。泡沫经济崩溃，大工业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致使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评价机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特殊症状。
“无国界”现象
昭和改元为平成，时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如今，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生态有多面度的新展开，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可以用“无国界”这个关键词概括。也即，文坛涌现了许多新的文类、新的文学样式，从前那种日本近代文学框架，已经无法涵盖它们的丰富内涵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音乐、漫画以及文学
昭和末期创刊的文艺杂志《角川月刊》起初并没有太大影响。可是，刚进入平成时代，它就开始标榜一个噱头味儿十足的广告词：“致洛克一代的文学少女！”其真实意思是，从超越了既往文学条条框框的形形色色文类中，涌出了渴求新的文章表达方式的欲望，我们坚决地称那些积极响应此运动的读者为“洛克一代”。当时，该杂志组办了许多越界、出位性的特辑，例如，策划了只有音乐杂志才会问津的演奏家、演艺家总特辑，其中包括坂本龙一、尾崎丰、冈村孝子、THE YELLOW MONKEY、铃木保奈美等等；还刊登了樱桃子等人的漫画随笔。同时，又策划了村上龙、五木宽之等作家的长篇小说的连载。纯文学杂志的销售量一般是3，000~10，000部，而《角川月刊》杂志的销售量高达将近10万部，看到如此傲人的业绩，我们不难推测，该刊物的编辑已获得消费群体的支持。1998年11月，《角川月刊》休刊，恰值这个时间点前后，《文艺》杂志打起了新的旗号，声称“J文学”是“总称90年代文学新潮流的语言”，因而大力提倡之。“J文学”“不设定纯文学与娱乐之间的界限”，也即，归根结底，它是限定在文艺范畴之内的一个名称。在《90年代J文学地图》（文艺别册）中，也包含了演奏家、漫画作家的姓名，在《文艺》连载板块里也罗列着尻上寿等漫画作家的名字。基于以上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既往的文学与“新音乐、漫画”之类的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暧昧了。
作家们的新潮流
再来看一看刚进入平成时代，就大张旗鼓地开展创作活动的作家群体的众生相。首先，我们发现拥有独特人生经历的人增加了。不是说有人从韵文文学创作转向了散文文学，问题不在这个层面上。而是说，有些音乐演奏家、漫画作家转身变成了小说家，这种情形在昭和时代（以及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其中，由演奏家转变为小说家的有辻仁成、町田康、大槻健二等等；而后者的典型代表当数内田春菊、中岛罗茂、山上龙彦等等。或许我们可以引证纯文学持续性地被大众文学包蕴的现状批判说，这种事实说明文学的水准在降低。或许我们还有发表各种各样议论的空间。但是，至少可以说，现实中这类作家受到了广大受众的认可，这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抑或文化？
再来考察一下平成时代文学研究的状况。在开展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之际，屡屡能够听到究竟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议论。当下，人们在开展文学研究时，不只是停留在文学文本这一封闭的空间，而是不断地在扩大视野，把目光盯住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等围绕在文学外侧的各种要素。无论你喜欢与否，你都不得不承认“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下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科名称正在做调整，其中，国文学学科或日本文学学科的名称，呈现出变更为“日本语言文化学科”的趋势。毋庸置言，其背景就是，文学研究已经被普遍性地当作文化研究的一种渠道。
媒体与文学
战后的日本文学，由于出版发行的产业化、大众消费社会的成型以及各种媒体的发达，其存立形态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自1950—1952年前后起，廉价的文学全集、文库本及新书版文学图书系列开始大量出版，有力地推进了文学的商品化。从1953年起，“KAPPA BOOKS”先后引发伊藤整、壶井荣等作家热。它完全采用商业化操作模式，编辑人直接扮演发行人的角色，从内容到市场营销战略全由其一手掌控，这种把文学商品化的商业模式被称作“创作出版”。1955年，石原慎太郎发表小说《太阳的季节》，“太阳族”一词成为流行语。与此同时，生成一种新的社会现象。1956年，原田康子的《挽歌》问世，引发强烈反响。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宣传也启动了商业化模式。电影、广告以及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纷纷被卷入，引发广泛的社会文化热潮，铸造出“媒体综合广告”动向的原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电视开始普及，以电视为媒介的畅销书的“电视畅销书”开始出现。司马辽太郎、海音寺潮五郎以及松本清张等作家的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等等，与NHK热播的长篇连续剧紧密呼应，都被炒作成炙手可热的畅销书。自1975年前后起，又兴起了一种所谓的“角川商法”的商业模式，它以热销横沟正史、森村诚一等作家的文库本为抓手，积极开展文学图书的市场经营。基本的手法是，与拍电影、制作主题歌唱片等形式相互配合，投入大量电视广告，举办大规模的作家交易会，策划大手笔的媒体综合活动，等等。借此，媒体综合广告这一商业模式成型。其基本手法如今仍然被广泛地运用在畅销书的市场营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