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停地发生变化/群体所盲从的冲动无法被撼动，能轻易地消除个人兴趣的影响，群体不会未雨绸缪/种族的影响。2.群体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响。群体对于暗示的盲从/它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为什么对于群体中的个人，这些幻觉都是一样的/群体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什么两样/群体中的个人受控于幻觉的各种实例/群体证言的可信度极低/最糟糕的证据莫过于无数人的众口一词，这些证据永远不会被采用成为事实/史料价值微乎其微。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出现怀疑与不确定性/易于走向极端。4.群体的偏执、独断和保守。出现这些情绪的原因/群体面对强权的奴性/群体瞬间的反抗本能无法阻止最终走向极端保守/群体本能地对所有变化和进步怀有敌意。5.群体的道德。基于主导行为的暗示，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或低劣/解释与实例/群体很少被单独个体的利益考虑所左右/群体的训诫作用
我们在概述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还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研究。应该指出，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冲动、急躁、非理性、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绪等，几乎总在低等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比如说妇女、野蛮人和儿童。然而这个例子我只是说说而已，对它的论证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毕竟，这对于熟知原始人心理的人毫无用处，当然也很难让对这些不了解的人信服。
下面我会依次探讨在大多数群体中可以观察到的不同特点。
1.群体的冲动、多变和急躁
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就指出了，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深受脊髓而不是大脑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和原始人非常类似。这种行为可能被执行得非常完美，但是这些行为不受大脑的控制，个人往往是依据刚刚受到的外界的刺激而做出反应。群体总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影响，并且不断地做出相应的反应变化，就变成了接收到的刺激的奴隶。孤立个体也可能受到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的来自外部的刺激，但是他的大脑会告诉他屈服于这些刺激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会克制自己，不受摆布。这个原理在心理学上可以这样表述：孤立个体有主导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没有。
群体盲从的刺激，根据诱因不同，或慷慨或残忍，或英勇或怯懦，但是他们非常强大，强大到连个人的利益，甚至是自我保护的本能都无法控制他们。对群体产生作用的刺激各种各样，而群体对他们总是服服帖帖，其结果就是群体非常易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刚才还是嗜血残暴，转眼就变得极度慷慨和具有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了获得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这一点我们不用追溯到英雄时代就能找到佐证。不久前，一个突然声名大噪的将军，只要他振臂一呼，会有几十万的人为他赴死。
群体不可能预先谋划什么行动，他们可能连续受完全矛盾的情绪所鼓动，但是他们又总会受当前刺激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卷起的树叶，漫天飞舞，四处散落。等稍后研究某些革命群体的时候，我们会列出一些多变情绪的实例。
群体的易变性使他们很难实施统治，尤其是当公权力落入他们手里的时候。一旦日常生活用品不再充当隐形管理者的身份，民主就几乎很难维持下去了。尽管群体的意愿狂热，但不会持久。群体不能也不想做长远打算。
群体不仅冲动而且易变。就像野蛮人一样，他们从不认为在自己的意愿和实现意愿之间会存在障碍。考虑到人数众多，感觉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可能去了解这种障碍。对于群体中的个人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孤立的个人很清楚自己无法一个人去焚烧宫殿或者洗劫商店，即使是受到诱惑，他也会自觉抵制这种诱惑。作为群体中的个人，人数上的优势给了他力量，这些暗示足以使他屈服于诱惑去杀人劫掠。意外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的有机体可以被狂暴的情绪所占据，可以说，一个愿望受阻的群体，其常态就是情绪狂暴。
种族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我们各种情感的不变来源，总是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着影响，也影响着我们即将研究的大众情感。所有的群体无疑都是急躁和冲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拉丁群体和盎格鲁-撒克逊群体的差异最为显著。这一点在法国历史上最近发生的事件上更清晰。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是某位大使受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立即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法国人群情激昂，由此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后，关于电告谅山失败的一次无足轻重的电文，再度点燃民众怒火，直接导致了政府的垮台。然而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喀什穆的一次更为严重的失败，在英国只是引起了很小的情绪波动，甚至没有一个部门因此倒台。所有的群体都有女性特征，其中拉丁群体女性化特征最为突出。凡是能够赢得他们信任的人，必然鸿运当头，但是这样做无异于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
在给群体下定义的时候我们说，群体一般特征就是极易接受暗示。我们还指出暗示在聚集的群体中是多么容易传染，一个事实解释了群体的情感会快速地转向一个明确方向。无论被视为是多么的漫不经心，群体通常处于一种翘首以待的姿态，容易接受任何暗示。暗示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感染注入每个个体头脑之中，群体情绪的相同倾向性立刻就会变成现实。
因为所有人都受到暗示的影响，想法进入大脑之后会转化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要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会义不容辞地投入其中。一切都取决于诱因的性质，而不像孤立个体，只能在暗示的内容和行动的原因之间找到直接性的关系。
结果，群体永远迷走于无意识的边缘，随时听命于各种暗示。狂暴的情绪，对于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丧失了判断能力，除了极度轻信再无其他。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理解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和子虚乌有的传说，记住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杜撰的传说能够在群体中轻易地流传不仅仅是他们极度轻信的结果，也跟事件本身在群体中的想象被极大地扭曲有关。在群体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事件很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这个形象很快就会衍生新的形象，和最初的形象没有丝毫的逻辑联系。我们不难设想这种状态，我们在回想某些事实的时候，脑袋里总会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理性告诉我们这些想象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但是群体对于事实却熟视无睹，对真实的事件和歪曲的假象傻傻分不清。群体很难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通常会接受头脑中的幻象，即使这些幻象只是和观察到的现实有着非常微小的联系。由于组成群体的个人性格迥异，群体对事件歪曲的方式既多且杂，各不相同。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互相传染的结果，事件在群体中的歪曲都是一样的，群体中的所有个人也会表现出一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就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在圣乔治当着所有十字军战士的面第一次出现在耶路撒冷墙上之前，肯定有队伍中的人先于此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借助暗示和传染，一个人编造的幻象，立刻被所有人接受。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其机制也莫过于此。因为这是成千上万人亲眼看见的情况，这种幻觉似乎具备真实性的一切公认特征。如若阻止前面的事情发生，根本不用考虑个体的智力品质，智力品质无足轻重。在成为群体中的一员那一刻起，博学之士和目不识丁的笨蛋没什么两样，都没有了洞察力。
这个论点似乎是非常荒谬的，若想证明它，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然而就是写下几本书，可能也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我不想给读者留下信口开河的印象，我会从可资引用的实例中信手拈来几例。
下面这件事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因为它来自一个集体幻觉，在这个幻觉里，群体是所谓的受害者。群体里的人有各种类型，既有目不识丁之人，也有饱学之士。这件事是由一个叫朱利安·菲利克斯的海军上尉在他的一本叫作《海流》的书里提到的，先前还被《科学杂志》引用过。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为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正在海上巡航。当时正是个阳光明媚的大白天，突然执勤船员发信号表示发现一艘失事船只。根据信号指向，每个官兵都清楚地看到了一艘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德斯福斯将军指挥放下一艘小船去营救失事船员。在小船快接近目标的时候，船上的官兵“看到许多人在挣扎，纷纷伸出他们的手，还有各种混杂不清的声音”。当目标到达的时候，船上的人发现他们找到的不过是从附近岸边漂来的一些长满树叶的树枝。在明显的证据面前，幻觉消失了。
我们前面已经解读过的集体幻觉的机制在这个实例上依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方面，是一个翘首以待的群体，另一方面，随着执勤船员发信号表示在海上发现遇难船只，这一举动成为一个暗示，暗示经过一步步的传染，最终被所有在场官兵所接受。群体会经常眼睁睁地看着正发生的事实被歪曲，真相被与它们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这种情况往往不需人数众多。一旦部分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群体，尽管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但是在他们专业之外，他们也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都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全都消失不见了。有一个叫达维的非常睿智的心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提到了这件事。达维先生召集了几位知名的的观察家，这群人中包括非常杰出的英国科学家华莱士先生。达维让他们检查了物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在上面做了标记，并当面展示了招魂以及灵魂显形的过程，并把全过程写在了石板上。
从最终收取的这些著名观察家的书面报告来看，他们认为所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才能获得。达维先生向他们透漏，这些报告就是他的简单骗术的结果。这篇报道的记者写道，“达维先生的调查最让人震惊的不是其骗术的高明，而是外行目击者所做的极端虚假的报告。”他说，“很显然，即使有更多的目击者，也会给出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术来解释了。达维的方法如此简单，人们最惊奇的是他竟敢这样使用他们。但是他就是有力量让这个群体相信他们看到了其实并没有看到的东西。”其实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催眠师对于被催眠者的控制能力。可见，即使对于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已经怀有疑虑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而易举地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就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正铺天盖地地报道两个溺水女童的事情。有两个女孩被发现淹死在了塞纳河里，有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声称认识这两个女孩。所有证词如出一辙，连法官都没有半点怀疑的余地，于是就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两家为孩子即将如期举行葬礼的时候，偶然的机会发现，两个被怀疑是受害者的孩子还活着。而且，她们与死者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几个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也是幻觉的受害者，他的证词直接影响了其他目击者。
类似的事件中，暗示的起点都是由某个人模糊的记忆产生的幻觉，这种幻觉得到确认之后就会传染。如果第一个人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辨认出的尸体就会呈现出——除了一些真正的相似之处——一些特征，比如一块疤痕或者某些打扮上的细节，足以让他人产生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可能会逐渐变成肯定的核心，攻克一个人的理解力，瘫痪其判断能力。此时观察者看到的已经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头脑中的幻觉。这也可以解释在接下来的实例中，孩子的尸体会被其母亲错认。尽管这是一个发生很久的事了，但是最近报纸旧事重提。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精确追踪我已指出的运行机制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认错了，于是开始了毫无根据的一轮又一轮的辨认。”
“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学生辨认完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女人惊叫道：‘哦，天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尸体前，检查了衣物，发现前额有块伤疤。‘没错，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去年失踪了，他是被人偷走然后被害的。’”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上的看门人，叫夏凡雷德。她的小叔子被叫了过来，问他的时候，他说：‘这是小费力贝特！’”
“几个住在福尔街上的人都确认了拉维莱特公园里发现的尸体是小费力贝特·夏凡雷德。其中一个是费力贝特的老师，他根据孩子身上的校徽确认了他的身份。”
“然而，邻居、小叔子、老师还有妈妈都弄错了。六周之后，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儿被杀然后被一家运输公司带到了巴黎。”
很明显，这些确认都是由妇女和孩子做出的，他们通常是最没主见的人。他们也同时向我们表明，这样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就孩子而言，他们的陈述尤其不应该被引用。法官总爱说童言无忌，孩子不会撒谎。但凡他们有一点心理学素养，他们就会知道，正好相反，孩子也撒谎。当然，这种谎言是无辜的，但依然是谎言。与其由一个孩子的证言决定被告的命运（这情况经常发生），还不如靠投掷硬币靠谱。
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上来，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更容易出错。大多数时候，这些观察只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幻觉，通过一步步的传染，给后面的人以暗示。事实证明不相信集体的证词是明智的，一点儿都不为过。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著名的骑兵进攻。面对矛盾百出的目击证词，查到是谁指挥了战役已经基本不可能。英国将军沃尔斯利勋爵最近在一本书中证实，直到现在，关于滑铁卢战役，还有很多人犯了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由成百上千人证实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群体的证言究竟有何价值。逻辑学的著作包含许多证人的众口一词用来证明事实的准确性，然而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逻辑学著作需要重写。那些被众多观察者见证的事件往往最让人生疑。事实上那些被成千上万的人证实的事情往往会与真相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历史学著作必须被视为纯粹的想象。它们是对歪曲的事实所做的充满想象的记述，还有些是对结果思考的解释。写这些著作完全是浪费时间。如果过去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传世的不朽之作，我们可能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于对人类文明有着重要影响的伟大人物，诸如赫拉克利斯、释迦牟尼等，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能得到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有可能一句都没有。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生平对我们无足轻重。抛开那些广为流传的传说，我们只想了解这些伟大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打动群体心灵的只是传说中的英雄，而不是真实的英雄。
不幸的是，尽管这些传说在著作上有清晰的记录，但却毫无稳定性。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某些种族的原因，群体的想象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勒莎的《爱的上帝》中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佛祖和印度的也没什么相似之处。英雄的传说终将会被群体的想象所改变，使他们渐渐离我们远去，这往往不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这种转变有时甚至几年内就会发生。在当代，我们已经见识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的传说已被更改多次。在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慈善家，卑贱者的朋友。按照一位诗人的说法，他注定会被底层人民永远铭记于心。然而30年后这位平易近人的英雄变成了嗜血的暴君，他篡夺了权力，破坏了自由，仅仅为了个人的野心导致了300万人丢掉了性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说又有了新的版本。几千年后，当那些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载，会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位英雄。就像现在有人怀疑佛祖，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者是一个赫拉克利斯式传奇的演变而已。他们无疑对这种不确定性很容易自我安慰，因为他们比现在的我们更了解群体心理的特点。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历史也没有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无论一个群体展现出来的情绪是好是坏，它都呈现出非常简单和非常夸张的双重特点。从这点上看，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和原始人没什么分别。因为无法做出细致的区分，他把事物视作一个整体，无视事物的过渡阶段。群体情绪的夸张遇到一种情况会被强化，即任何感受一旦表现出来，就会通过暗示和传染快速传播，对于这种感受的任何明确的认可都会强化它的力量。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产生的结果是：一群人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就像女人一样，立刻就会走向极端。疑虑一说出口，立刻就会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厌恶和反对的苗头在孤立个体身上不会获得力量，但是在群体中的个人身上立刻就会变成愤怒和仇恨。在异质群体中，由于缺少责任感，群体情绪的破坏性会增强。由于确信不会受到惩罚——人数越多越确信——相信数量带来的随时随地的巨大的优势，使得一些在孤立个体身上不可能出现的情绪和行为在群体身上成为可能。在群体中，那些愚蠢的、无知的和有嫉妒之心的人丝毫不会觉得他们微不足道和力量弱；相反，他们深信自己拥有残酷的、暂时但是强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被作用于有害情绪上面。这些情绪是原始人本能遗传下来的残渣，对于惩罚的畏惧，使那些孤立的负责的个体克制这些本能。因此群体很容易被引向一条恶行之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下，表现出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高尚的品行。他们甚至比孤立个体更能显现这些品质。稍后我们研究群体道德时还会有机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群体因为乐于夸大自己的感受，所以只会被夸张的情绪所打动。一个演说家若想打动一个群体，必须要发动语言攻势，狂轰乱炸，言之凿凿。要夸张，要肯定，要不断重复，永远不要用理性去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演说家在公共集会上惯用的演说技巧。此外，群体喜欢夸大他对英雄人物的情感，那些英雄人物鲜明的品质必须始终被放大。记得有人说过，群体总是对舞台上的英雄有着过高的期待，希望他们拥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拥有的勇气、道义和美德。
有一种特殊观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以剧场的视角看待事物。这种观点存在无疑，重要的是，它的规则与常识和逻辑无关。吸引群体的艺术毫无疑问算不上高大上，但是它需要十分特殊的才能。通过看剧本来解释戏剧成功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剧院经理同意推出一部新戏的时候，对于能否成功他们自己一般也非常没把握。如果想判断出结果，他们必须能把自己变成一个群体。
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再一次做出更宽泛的解释的话，我们应该显示一下种族因素的强大影响力。一部在某个国家引起群体热捧的戏剧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一点也不成功，或者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它没有产生能够作用于其他公众的影响力。
我大概不用补充说明，群体中的夸张倾向只存在于情绪方面，而不是智力方面。我业已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一个人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水平会立即大幅度降低。一个叫塔尔德的博学的法官，在他对群体犯罪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个事实。就情绪而言，群体可以把它升得很高，或者相反，也可以把它降得很低。
4.群体的偏执、独断和保守
群体只能知道简单和极端的情绪。对于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思想和信念，他们一般都是全盘接受或完全拒绝，视之为绝对真理或者绝对谬误。信念通常是由不断地暗示引发，而不是由理性思考产生的。每个人对与宗教信仰相伴而生的偏执和专制思想对人的心理控制心知肚明。一方面，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力量有着“清楚”的认识，群体总是乐于赋予他的灵感和偏执权威性。个人可以接受矛盾和争议，群体绝不会。在公共集会上，演说者提出一点点不同意见便会立即受到愤怒的咆哮和猛烈的抨击怒骂，如果演说者不改弦更张，被驱逐下台在所难免。若不是权威代表表现克制，事实上，异见者往往会被处死。
偏执和独断是各类群体的普遍特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这里，对于人的所有情感与思想的有着主导作用的种族观念再度凸显。尤其是拉丁人群体，他们的专横与偏执已经达到了巅峰。事实上，这种专横与偏执的发展已经完全摧毁了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一样的强大的个人独立情感。拉丁人群体只关心他们族群的集体独立性，这种独立观念的特征是，他们需要采取手段让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立即臣服于他们的信仰。在拉丁种族中，各个时代的雅各宾派，对于自由观念的理解，从来没能出现过新意。
专横与偏执这种情感，群体对它们有着清楚的认识。群体容易产生这种情感，一旦产生，也很容易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俯首帖耳，很难被善良打动，对他们而言，善良是孱弱的代名词。他们的同情从不给那些平易近人的主人，而是给了积极压迫他们的暴君。他们总是给后者立碑。诚然，当暴君被剥夺权力，群体也会上前踹上一脚，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权力，重新沦为弱者。群体蔑视他，是因为不再怕他。
群体青睐的英雄，通常是恺撒那样的人。他有吸引人的地位，震慑人的权力和让人生畏的利剑。
群体会随时起来反抗衰弱的权威，也会甘于接受强权的奴役。当权威处于不稳定（时强时弱）状态，群体就会被极端情绪所左右，时而叛乱，时而接受奴役。
然而，认为造反的本能在群体中起主导作用完全是对群体心里的一种误解。在这一点上，群体的暴力倾向欺骗了我们。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通常是短暂的。群体由于遭受无意识因素的过多支配和遗传因素的强烈影响，难免十分保守。任由其发展的话，群体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向接受奴役。当拿破仑用铁腕维持其统治，钳制各种自由的时候，正是那些最目空一切、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向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如果不充分地考虑群体的深刻的保守本能，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会变得非常困难。没错，他们非常渴望改变制度，为了实现这一改变甚至不惜采取暴力革命。但是这些制度的核心又极大地反映了该族群的传统诉求，使他们不得不遵守。群体的多变使其只能对表面的事物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实群体的保守本能跟原始人的一样坚不可摧。他们对一切传统无条件尊崇，他们对一切可能改变其生存条件的新鲜事物都怀有无意识的恐惧，而且这一点根深蒂固。如果在纺织机、蒸汽机和火车发明之前就实现了现在推行的民主，那么这些发明可能不会出现，或者要通过革命和无休止的杀伐付出代价才能出现。在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现之后才出现了群体的威力，不得不说这对文明的进步来说是多么的幸运。
5.群体的道德
如果把“道德”理解为是对社会传统一贯的推崇和对自私冲动永久的抑制的话，群体因为其冲动和多变，明显是不道德的。然而如果我们把道德这个词的内涵解释为某些品质的持续彰显，如克制、牺牲、无私、奉献和公平等，群体有时反而也能表现出非常高尚的道德水准。
少数心理学家在研究群体的时候，仅从犯罪行为的视角，在发现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之后就得出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准非常低。毫无疑问，这也是实情。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就继承了野蛮的具有破坏性的本能。对于孤立个体而言，释放这种本能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在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中，当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处，就会任由他的本能支配。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对同胞使用破坏性本能，我们会限制它的使用，但是对动物，我们就没有顾虑了。大范围捕猎的热情，和群体的暴行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一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受害者的行为，是非常怯懦的暴行。对于哲学家而言，这种暴行与十几个猎人一起兴致勃勃地参与猎狗追逐和捕杀倒霉的雄鹿非常接近。
群体可能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也能产生非常高尚的行为，比如奉献、牺牲和无私，这些可能比孤立个体做得还高尚。对光荣、荣耀和爱国主义等情感的诉求，可能对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历史上像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志愿者那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集体主义本身就是无私和奉献。有多少群体为了一知半解的信念、思想和口号而英勇地面对死亡。那些罢工的群体之所以罢工，往往不是想增加自己微薄的工资，而只是为了服从命令。个人利益不会成为群体的驱动力，但它几乎是孤立个人的唯一目标。可以确信的是在那么多的战争中，推动那些群体的不是一己私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智力总是让人难以理解——在战争中，群体就像被猎人用镜子催眠的小鸟一样引颈受死。
就是在那些恶棍身上，也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仅仅因为他们是群体中的一员，便会使他们暂时恪守严格的道德准则。泰纳曾经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九月大屠杀”的凶手把从受害者身上发现的钱包和珠宝都放到了委员会的桌子上，这些钱财他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自己拿走的。在1848年革命中，那些咆哮着蜂拥而至的衣衫褴褛的群体，在侵入杜伊勒里宫的时候，并没有染指任何足以让他们目瞪口呆的贵重物品。尽管对他们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解决他们几天的吃饭问题。
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化当然不是一贯的准则，但却是常见的，甚至不是在像我刚刚提到的严重的情况下也能看到。我曾说过，群体总是要求戏剧里面的英雄人物有夸张的品德，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集会，即使成分低劣，也总表现出正人君子的样子。那些浪荡子、皮条客和狂徒常常在某些需要注意的场合轻声细语，尽管这与他们平时的谈话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尽管群体经常放纵自己的低级本能，但是偶尔也能树立起道德高尚的榜样来。如果说无私、顺从和绝对奉献于一个真实或者虚幻的理想算是美德的话，可以说，群体通常拥有的美德及其水准，连最聪明的哲学家都自惭形秽。尽管群体无疑是在无意识地践行这些美德，但这并不重要。对于群体更容易被无意识因素驱动，不够理性，我们不该求全责备。如果群体在某些时候开始变得理性，顾及眼前利益，我们的星球可能就不会生成文明了，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