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和就业现状

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以及劳动力需求旺盛，在经济增长趋于下行的情况下，我国仍然保持了就业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减速没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大的冲击，这是中央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定力的信心所在。迄今为止，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结构性而不是总量性问题。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中长期风险，需要用改革的办法预先防范。

一 普通劳动力短缺仍是主流表现

自2011年以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皆为负增长，加剧了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用工荒和招工难现象。相应的，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已经多年快于GDP的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工资上涨呈现了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趋势，缩短了企业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时间。经济增长减速过快与这种部分企业“过早死”现象有很大关系。

成本提高直接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根据计算，我国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并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某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贸易同一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了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这就是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的萎缩，出口减弱主要不是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而是比较优势下降的结果。

随着人口继续老龄化，特别是农村户籍人口年龄升高，新增农民工数量很快将小于返乡人口数量，形成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这将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根据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16岁（大约为初中毕业）到19岁（大约为高中毕业）的农村人口（正是外出的年龄）,2015年为3513万人，到2020年将减少到3055万人，净减少458万。事实上，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

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仅减弱产品出口，还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失，许多跨国制造业企业外迁，甚至国内投资者和企业也会因成本过高到周边国家寻找投资出路，这都会进一步加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我们的预测表明，按照传统增长因素计算的潜在增长率，2015年将为6.9%,“十三五”时期将下降到年平均6.2%。

二 短期内劳动力市场没有风险

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下，在没有周期性失业和通货膨胀条件下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因此，由于目前我国实际增长率仍然在潜在增长率之上，所以就业仍然是稳定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劳动力市场指标来观察。

第一，公共劳动力市场信息显示，不仅整体“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仍然大于1，而且过去几个季度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也提高到1以上，说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已有所缓解。

第二，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调查失业率为5.1%，都不算高。我们的估算显示，我国城镇因结构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1%，这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实际上很低（即5.1%-4.1%=1%）。如果考虑到目前的调查样本对农民工的覆盖偏低以及农民工失业率很低的情况，鉴于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经占到35%，我国周期性失业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近年来每年城镇就业新增人数超过1000万以上，这一数字固然反映了就业创造的活跃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但是，由于15—59岁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幅度绝对减少，所以这个数字不是城镇就业的净增量，而且存在着将进城农民工重复计算的问题，所以并不能反映劳动力市场全貌。因此，建议逐步放弃使用这个数字指标。

三 过度就业有可能导致中长期风险

如果我们按照城镇就业人员中35%是农民工（其调查失业率低于1%）,65%是户籍就业人口（其调查失业率略高于5%）的权重计算，城镇劳动力市场整体调查失业率实际上还低于4.1%的自然失业率。然而，由于自然失业率主要是因人力资本不匹配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保持一定的自然失业率是必要的，可以为新成长劳动力提供受教育的激励。过快提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的比重，或者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过度刺激经济，虽然扩大了短期的就业，长期来看却有过犹不及的效果。

过度就业会引导农村青少年在初中毕业后（甚至许多人从初中辍学）匆忙加入非农就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吸纳到产能过剩甚至具有泡沫风险的行业。一旦将来出现较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农民工将遭遇周期性失业的冲击。由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技能要求，根据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可能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加上农民工尚未成为户籍市民，缺乏失业保险等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新一代农民工也无法利用农业作为其就业蓄水池，不仅会发生逆向的产业结构变动，还可能造成社会不安定局面。

四 稳增长和稳就业的改革思路

在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关系恰好发生逆转，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短期内劳动力市场不会遭受冲击。但是，这样一个局面是短暂的。老龄化的加快将进一步压低潜在增长率，如果不能利用目前存在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通过培养人力资本和调整产业结构获得新的增长源泉，就依然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唯一的出路不是实施短期刺激政策，而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赢取改革红利。

首先，加快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以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吸引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仅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计算结果显示改革红利可达1—2个百分点），而且可以在避免工资过快上升、企业成本负担过重的同时，继续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其次，遏制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现象，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保持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关键，在于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而不是发展职业教育。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高中阶段上，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率平均为0.52:1，而我国该比率高达0.80:1。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更加侧重通识教育、培养学习能力和就业的软技能，有利于培养具有适应能力的劳动者，以应对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

最后，着眼于给企业制造竞争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推动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行业和地区流出去，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延长人口红利，应该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式，防止制造业过早、过快地流失到其他新兴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