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底气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的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也不免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悲观看法；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一次次喊“狼来了”却始终落空的预言者，这回以为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还有一些投资（机）者，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机会，意欲做空中国经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及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一旦澄清在认识中国经济增长上的错误方法论，就可以拨开形形色色悲观论的迷雾，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这个增长速度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并且过分渲染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结果，是进入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水平排列，就可以看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长速度递减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所处的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处在更高收入水平阶段上的中国，与之前处在较低收入水平的自身比较，增长速度有所降低无疑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中国经济政策才有定力，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型反弹。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经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这类学者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认为高速赶超不可能长期保持，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终将要减速。就此而言，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这是因为他终究没搞清楚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究竟靠的是什么因素。改革开放意味着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从而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减速之后中国经济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在于赶超条件迄今依然存在，使中国继续保持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二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首先，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其次，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最后，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到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三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泰勒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泰勒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能够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也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穆迪式不可能三角”。

（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