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潜在增长率确定增长速度目标

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的制定中，GDP的年度增长率或年均增长率是作为一项预期目标提出的。这种预期的确定依据是对于今后特定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与其他预测经济增长的方法不尽相同，本文从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形出发，以估算潜在增长率及其趋势来预测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预期，也使我们能够避免不恰当的政策刺激，观察相应的改革可能产生的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即改革红利。

一 关于增长速度的“万亿元之争”

随着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十分关心未来的增长率究竟能够保持多高，相应地形成多种预测方案，相关结论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说，进行预测的有以下几种方法。常见的是传统的外推法，即用以往的速度外推将来。这种预测方法虽然常常没有精确的模型，似乎也不再为人们所实际使用，但是，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方法广为流行。问题在于，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发展阶段的变化，即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然而，随着先后在2004年经历了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表现的刘易斯拐点，以及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点，中国已经发生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质性变化，这种传统观念不再能够准确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

作为对于上述传统方法的修正，最近的文献显示以下几种引人注目的方法。首先是增长的“趋同法”，即遵循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按照人均GDP把当前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经济体的特定时期进行类比，判断中国今后一段类似时期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例如，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1%，林毅夫教授根据一些先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即日本在1950年到达类似的发展水平，新加坡在1966年到达类似发展水平，中国台湾在1975年到达类似发展水平，以及韩国在1976年到达类似发展水平之后大约20年的增长速度，预期中国可以靠后发优势继续实现较高的赶超速度。

其次是增长的“中断论”，认为高速增长终究要止于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根据大量国家数据，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发现，一般而言在按照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经济增长转向减速，减速程度为从以往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6.8%，降低到随后7年的平均增长速度3.3%。不过，这个经验包括了太多不同的国家数据，以致找不到能够解释减速的具有一致性的原因。

最后是增长的“趋中律”，根据一个自然统计规律（regression to the mean或翻译为“回归到均值”），认为任何经济增长必然回归到世界平均值上。按照这个“规律”，萨默斯等学者估计，中国在2013—2023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01%,2023—2033年期间更进一步降低到3.28%。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规律”，充其量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难以对得出的减速判断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解释。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是有依据的，但是，印度仍然处在人口红利收获期，用这样的“趋中律”预测印度经济减速，至少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例如，高盛集团就预测大约在2016—2018年之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会超过中国。

根据上述依据不同方法得出的相应预测，大体上可以归纳出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可能的增长速度预测区间，即从相对悲观的5%—6%到相对乐观的7%—8%。如果我们以不同预测方法之间的预测差异2个百分点计算，在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1.1万亿元的情况下，其2%即为1.22万亿元，所以可以说，这个关于速度的争论价值是以万亿元而计的，足见这个争论绝非无足轻重。

二 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与增长速度目标

鉴于上述方法都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我们采用的方法则是通过估算潜在增长率的方法来预测未来的增长速度。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响，而在长期则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后者即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正是由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等供给因素决定的。这些供给因素的潜在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而实际经济增长率总是围绕着潜在增长率波动。

根据我们的测算，1995—2010年期间的潜在增长率为10.3%。由于著名的“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因此，在潜在增长率仍然较高的时期，“保八”是必要的，否则会遭遇严重的就业冲击。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由于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在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表现在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削弱制造业竞争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抚养比上升导致资本积累速度放慢，以及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缩小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空间等方面。这些因素都导致潜在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此时再强调“保八”，就很可能导致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甚至是形成经济泡沫。此外，关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部分学者仍然持有“需求不足论”的观点。特别是，坚持认为出口需求不足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主因。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净出口的减少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正在逐渐失去传统贸易品比较优势。

我们的计算显示，传统上具有比较优势且占中国出口主要地位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I，即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同一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显著地下降到了2013年的3.4。很显然，这个指数的下降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些产品上的优势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在下降。并不是说没有绝对需求了，只是比较优势下降了。这也就意味着，近年来中国净出口的变化主要受供给方因素（资本劳动比）的影响。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口红利消失加速，这个过程将会更加明显，结果必然表现为GDP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事实上，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大幅度下降。测算表明，“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为年均7.6%,“十三五”时期则会进一步下降为6.2%，即使在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并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十二五”时期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也仅仅分别为7.75%和6.7%，仍然显示出下降的趋势。具体到各个年份，我们在表1中列出了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作为参考。实际上，根据生育政策已经通过“单独二孩”的实施而有所松动的情况，我们曾经以总和生育率从1.4提高到1.6为基础，预测过更高的未来潜在增长率。但是，根据新政策实施后实际表现出的极低生育意愿，我们认为以1.4的总和生育率预测潜在增长率更为适当，表1即为这个结果。

当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时，说明产能利用率超出一个国家的潜在水平，此时，为了满足更高的产出要求，就业人数就必然超过了潜在就业量（或称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就业数量），而失业率则低于自然失业率（或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仅包含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此时，宏观经济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反之，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则会产生周期性失业现象，形成高于自然失业率的失业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被描述为菲利普斯曲线；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以及周期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被描述为奥肯定律。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所描述的正是受短期需求因素如何影响实际GDP增长率与受长期供给因素影响的潜在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印证了潜在增长率决定论。

可见，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实际增长速度就是合适的，不再需要“保八”。2012年和2013年我国增长率预期目标都是7.5%，并且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此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把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的制定，建立在正确理解、判断和测算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坚持并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

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实际下滑趋势以及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我们可以为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目标提出相应的建议。鉴于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两种预测中分别为6.9%和7.2%，向上我们考虑到一定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效应，向下我们考虑到生育率可能略有提高对潜在增长率产生短期负向效应，相互抵消后我们认为把2015年GDP增长率目标定在7%是比较合适的。鉴于“十三五”时期两种模拟下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分别为6.2%和6.7%，同时有必要考虑到更多改革红利的释放会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我们建议在“十三五”时期，6.5%—7%的GDP增长率预期目标是适当的。

三 依据潜在增长率确定增长目标的意义

关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表现为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与升级，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创新（生产率提高）驱动。而按照潜在增长率的水平确定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主动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以平常心态看待经济增长减速，并通过收获改革红利争取更好增长结果的恰当反应和具体行动。

首先，按照目前测算的潜在增长率确定增长速度目标，加上合理预期的改革红利，可以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2010—2020年期间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即在2010年40.15万亿元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达到80.3万亿元。如果按照表1所示的关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2013年估计，2020年我国GDP总量为78.9万亿元，略低于翻番目标的要求。不过，按照关于潜在增长率的2014年估计，2020年我国GDP总量为80.63万亿元，恰好达到GDP翻番的目标。此外，根据我们的预测，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应领域的改革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在假设“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7%的情形下，2020年我国GDP总量可达82万亿元，甚至略超过翻番的目标要求。

其次，可以避免过度使用刺激手段。在认识和实际测算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由供给方因素所决定的中长期增长能力，与短期的需求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潜在增长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合理的速度区间。而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等需求因素，只决定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合理的速度区间运行，但不能改变这个区间。换句话说，需求方因素可以干扰实际增长率，使其高于或者低于潜在增长率，产生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即所谓的“增长率缺口”，但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

所以，在潜在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出现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在其以下水平运行的危险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管理需求是必要的，而用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政策，试图把实际增长率拉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则是不可取并且十分危险的做法。日本在1990年失去人口红利之后，朝野上下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不足导致增长乏力，所以多年实施带有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且把这种政策倾向体现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之中，造成泡沫经济、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生产率提高速度缓慢，导致了“失去的二十年”。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由于没有摆脱这个政策误区，所以终究挽救不了日本经济。

最后，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过去两位数到目前的7%—8%乃至以后的6%—7%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在微观企业层面是通过内涵和外延两种机制发生的。对于那些尚能维持经营的企业来说，减速意味着它们不再足以保持以往的生产规模，直接感受是原来有竞争力的产品竞争力不再，或者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对于那些无力承受成本上升、比较优势下降从而丧失掉市场的企业来说，减速可能意味着退出经营。整体而言，这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这种压力要求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保持竞争力和生存能力，从而提升中国经济整体生产率，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如果把增长速度目标定得过高，超过潜在增长率，则必然要不断诉之于政府实施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减轻了企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甚至会造就一批靠政策生存的“僵尸企业”。

（原载《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