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霍金开怀大笑的科学脱口秀

在我开始对这本书的结构进行简单的介绍之前，我得先对你脑子里已经产生的一个疑惑好好解释一下。你可能很想知道：你学了这么多科学知识，又对它们有着这么强烈的感情，为什么最后去演喜剧小品了呢？

虽然很难面对这个话题，但是在我读博士的第一个年末，我开始意识到，虽然我对物理有着强烈的感情，也有能力成为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但是我是不可能进入史蒂芬·霍金的研究小组的。换句话说，在物理学领域我就相当于音乐界的录音师：技术上可能很有能力，但出现在专辑封面上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是我。在本科阶段，作为一个领域的纯粹爱好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研究生阶段，我觉得我应该作为一个领军人，而不是一个跟随者。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禁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其他东西，我对未来应该做什么感到一片迷茫。

接下来，碰巧在1989年的夏天，马戏团来到了剑桥镇。

全国大学生戏剧节是全英国的一个年度性活动，每所大学负责主办两年，两年后再换一个新地方。1989年来到了剑桥。恰巧那时我的一个朋友，卡萝-安·艾普顿担负起了组织这个活动的重任。

她很好心地给了我一个机会：开车带评委们在各处参加活动，报酬丰厚——一天10英镑。你知道，我并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必须好好利用这次机会。这个工作的额外好处是，我可以去参加戏剧节的各种研讨会。《妈妈说我不该》（My Mother Said I Never Should）的作者——剧作家夏洛特·基特利（Charlotte Keatley），举办了其中的一个写作课。在一个非常奇妙的下午，我居然自己动手写了一个小品短剧，让几个演员表演，然后看到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这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我想要从事这个行业。

我当时还不知道，夏洛特答应常驻圣约翰学院工作，而且她专门成立了一个学生写作小组。当戏剧节结束时，她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小组。写作小组的其他成员当时都在创作严肃的戏剧，关于种族和弱势群体的戏剧；而我则是个滑稽分子。我开始在写作小组表演我创作的短剧。慢慢地，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有着不错的前途，我将来会以它谋生。

在第二年结束的时候，我加入了剑桥大学戏剧社——脚灯（Foot Light），担任编剧，然后在戏剧社最重要的演出——夏日巡演中担任编剧并亲自出演。巡演的剧名叫作《荒诞多人组》，我们在剑桥艺术剧院演出的时候，著名喜剧演员格里夫·赖斯也前来观看了表演。他非常喜欢我们的演出，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想购买我们的一些小品剧本，而其中一两个就是我写的。从此，我开始得到了一点点剧行业的工作机会，给史密斯和琼斯创作剧本；甚至还在一两集里演个小角色，跑个龙套。

学术研究团队是一个互动十分密切的组织，而我的这些外务开始让我的同事感到了不满。那时还是90年代初期，移动电话还没出现，所以每次有人叫我去学院办公室接电话，说是经纪人打过来的，总是让我有点尴尬。当我开始有了全职工作，可以和卡罗林·昆汀一起出演亚瑟·史密斯的喜剧《沟吻》时，因为我们需要在爱丁堡实验剧场一口气表演一个月，这时抉择的时刻到了。说到底，不管我选择什么职业，美妙的科学都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因为——就像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证明的一样——科学的欢愉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但是戏剧，则有可能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

放弃攻读博士是很严重的，因为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研究经费也是很难保证申请到的；而一个研究生在提交论文前就退学，对下一年的学术资助申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在25岁时，假如我想去变幻莫测的演艺圈发展的话，我已经在喜剧表演的方面有了一点成绩，而我的博士论文还需要占用我最少18个月的时间。我心一横，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佩珀教授：我要离开半导体物理小组，去喜剧的世界里试试身手。

在我俩之间，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对谁减去的负担更多，是他还是我。“很好，”他像柴郡猫一样喜气洋洋地说，“你有没有看过《台词落谁家？》里面弹钢琴的理查德·弗兰奇，他以前就是我的学生。他经常穿着晚礼服跑到实验室来工作，很好地调节了这里的气氛。如果你遇到他，请代我问他好。”

如果当时我还曾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决定，那么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疑虑。那年夏天我导演了脚灯（Foot Light）的演出——《剑桥地铁》，本剧也跟前一年的《荒诞多人组》一样在剑桥艺术剧院演出。开幕那天晚上，第一排的中间坐着我心中永远的偶像：史蒂芬·霍金教授。他看起来非常喜欢这个话剧。虽然我没办法和他一起探索人类知识的最前沿，但至少能让他开怀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