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老英国自由派的犹豫

梁文道

一

据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这句话简单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还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问题重重。例如，它似乎隐含了一个标准，一个什么事情能被写进历史的标准；难道只有今天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才够得上历史的殿堂吗？当然不，因为我们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在判断什么事情才有新闻价值的时候，总是已经先有了一套预设，而这个预设又总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明天的史学家凭什么要全盘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学进展往往和新史料的发掘相关；那并不只是新发现了一批被人遗忘的文档那么简单，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从未想过要入档留存的东西当成史料。比方说树木的年轮，前人可曾觉得这是诉说他们那个时代事实的重要线索吗？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学会在一片树林的年轮里判读过去气候变化的痕迹，从而掌握往昔人们生活劳作背后的自然条件。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说，今天的新闻固然可以是未来的历史，但对今日新闻标准的疑问更有可能是未来历史学者的重点。

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只是事实如何发掘，更是事实到底可以证明什么的问题。自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种忽略事实与证明之关系，转而强调事实被诠释被叙述的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现代倾向），就渐渐又变成史学主流的趋势了。因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做事实，基本上是个看你把它们放在什么框架之下叙说，又如何叙说它们的问题。毕竟，任何时代的人用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视界及价值标准，都是一些可以说出来的叙事，并且还可以不断重新叙说。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讲“故事”、“叙述”和“书写”乃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几乎恨不得把历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说似的纯粹叙述技艺。相反，依旧坚守某种单纯甚至天真的事实之力量，则是不合时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实即颠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书，因为它连书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书序言里所讲的，他依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这是真的吗？事实本身就具有这样的颠覆性吗？还是说编纂事实和安排事实的新叙事使得事实颠覆？

加顿艾什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过英国《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后来在《卫报》有固定的专栏，而且还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曾经长年住在东德、波兰和捷克，跟哈维尔与瓦文萨变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认为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身边的顾问，穿梭于学院、政坛和大众媒体之间，其著作读者不计其数。老和他笔战的新左派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带着贬义地）说他是冷战末期推倒东欧共产政权最有力的一个声音。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才译出了他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读者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可我还是长年阅读他的著述。且引一句当今左派大红人齐泽克的话：“尽管他是我的政治对手，我也一直认为他那些丰富的精确观察仍是值得阅读的，可以作为东欧沧桑剧变的可靠材料来源。”的确，整个英语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东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领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动人的著作《档案》（The File）当中，他回到德国翻查公开了的斯塔西档案，发现不少当年圈子中的朋友原来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曾向当局报告他这个英国人的言行和心理，这个发现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满阴郁气氛的溯往旅程，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情谊的脆弱与极权社会最深处的秘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外国人都会有的；就算有，也不会有他那种专业史学训练所赋予的识见和涵养，好把这个经历写成一部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忆。

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作比。布鲁玛的对象是日本和东亚，而加顿艾什则可说是东欧的布鲁玛。他俩都是记者型的学者，或者反过来说是学者型的记者。从奥威尔开始，记者就已经取代了那种会渲染异国风情和浪漫化自身经验的传统外游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从未去过的曼德勒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比较可靠也比传统学者有趣的外国知识来源。所以当前市面上介绍各国情况的非虚构书籍当中，那些驻外记者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晓得怎样和公众读者沟通，又有长年的第一手经验，有的甚至还具备了相当不错的学养。加顿艾什和布鲁玛就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是20世纪后期大众传媒国际化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像人类学家，在祖家和他乡之间迂回，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离中清醒观察本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另一个框架之中考察省视。当然，加顿艾什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德国史的了解要比许多德国百姓厚实得多，于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时候就有了一道从往昔深处照下来的微光。

然而，《事实即颠覆》并非典型的加顿艾什。因为东欧在他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写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缅甸，甚至香港。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访谈是记者获得事实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晓当地语言一向是学者型记者的基本要求。加顿艾什会波兰文、捷克文与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吗）？他甚至从来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怎能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当所有通向事实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实，当事实本身都难以获致的时候，事实还可能有颠覆的力量吗？

二

虽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教书，是个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学院里的理论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不会像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那样，在史学方法论上细致探讨事实、证明与修辞的关系。他用心的事实问题，是种更接近新闻记者专业关怀，更贴近常识意义，或许因此也更容易为人理解——同时也更容易犯错——的问题。比如在谈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拥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当成事实。结果呢？他自然错了。在整个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个不好笑的笑话一样。不只如此，加顿艾什在那篇文章里头竟还说道：“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实却颠覆了他当年的判断，这大概是所有时事评论家的尴尬。

《事实即颠覆》原书出版于2009年，加顿艾什本来有机会删掉这篇他自己都很后悔当时弄错了事实的分析；可他没有。一来，就像他所讲的，错了就是错了，不掩过乃是道德义务。二来，我猜让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在那篇文章题目里头就已经表达出来的态度；它叫做“为骑墙派辩护”。也就是说，尽管他相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个事实，相信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的伊拉克一定会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轻言美国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战派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也很说得过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不要忘记，那可是个黑白多么分明的时刻。布什声称：“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中国则有人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世贸大楼倒塌一边拍手叫好，同时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署宣布“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战或不战，义或不义，几乎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而加顿艾什居然要为骑墙派辩护？没有立场？那你写这篇东西干什么？他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他甚至认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态度：“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为托尼·布莱尔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自由派”，就是这里头的关键词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像时下中国许多施密特及施特劳斯的信徒所以为的那样，是批没有价值倾向的虚无论者。最起码，自由主义者要相信言论的自由。好比加顿艾什，他可以同情欧洲穆斯林的处境，但他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信仰受到冒犯，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跑去杀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画家。而且他还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试一试”；所以他比较不赞成法式启蒙运动的路子，干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头罩还是十字架项链——出现在广场之上。这样的自由派会拥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当年他要和哈维尔等东欧异见分子站在一起，主张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还会看重一些最显眼的事实矛盾，不屑于理会对那些矛盾的各种深奥辩解，所以他要说前东德禁止了自己国歌的歌词（因为它歌颂“统一的德国”），是对自己覆灭的恐惧（因为它害怕会被西德统一）。我们知道，除了前苏联和前东德，这世上还真有些政权害怕人民过度认真对待国歌与执政党的党歌，而且居然有人辩说那是“复杂国情与时代的错位，不能简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加顿艾什这种自由派看来，你担心人民把国歌当真，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问题，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种种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激情。在英国人算不算是欧洲人这个大题目上，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分析过其中各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再度摆出了骑墙的态度：“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身份认同也好，政治立场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确的结论，可加顿艾什这种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却只能提供倾向。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所以他当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当成神祇来朝拜的人那样，不顾现实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愤慨现实的人，走上怀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国家主义的道路。像加顿艾什这般的自由主义者，总是要在信念支撑的理想倾向与层出不穷且困扰理想的事实之间，进退犹豫。

由于《事实即颠覆》离开了加顿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带，因此他在这部文集里头变得更像那些什么国家的事都能够畅谈一番的“国际问题专家”，这部书于是就更能考验他身为记者、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实材料的拥占上不具优势，所以带动他写作的信念和倾向就会变得更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战。他是个记者，把自己的写作类型规定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误会，这不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现在如何成为现在的历史”，而是冷战“围堵理论之父”乔治·凯南推介的学术与新闻的混合写作），所以他当然要发掘事实，最大程度地亲近现场。但他究竟是个历史学家，就算不爱谈太过哲学化的史学方法论，却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从现场带回来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一本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受到不断地加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

历史学家加顿艾什疑虑的，大抵就是这种舒服，把事实裁剪修整得较为合体，较为符应论点逻辑的舒服。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则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他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他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所以他总在犹豫、进退。在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或许就是这本书值得当今国人一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