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2)

最后一个阶段是回到我的牛津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反思和写作：静静地追忆情感。我也会在研讨会上讨论和提炼我的发现，与同事们交流。理想状态下，整个过程是周而复始的，研究、报道和反思的过程要重复好几次。在我上一部名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的引言中以及收入本书的《事实文学》一文中，有关于这种混合法更详细的介绍。

您在本书中发现的篇幅较长的分析性报道大部分都首发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有关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作家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有些章节由演讲整理而成，包括我对英国与欧洲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调查以及对欧洲力量（真正或据称）的道德基础的调查。大多数较短的文章都出自《卫报》的专栏。我将这些篇幅极短的随笔称为中欧新闻小品文的英文版：对一个主题自由发挥，发表个人见解，往往笔调轻松，围绕一个细节阐述，像一粒沙子将牡蛎转变成珍珠。或者说这是写这种小品文的人梦寐以求的。

相比之下，每周我在《卫报》上定期发表的许多评论文章都是展望未来，敦促读者、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有所作为，尤其是督促政府不要做一些他们当前正在做或提议要做的有害或愚蠢之事。“我们必须……”或者“他们不能……”，在这些专栏中这样大声疾呼往往无济于事。这类专栏文章具有自身价值，但未免过时。它们没有收录在本书中。预测和对策都要丢进垃圾箱。描述和分析可能会更持久一点。

全书我坚守一个立场，即我自认为可以被准确地形容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尤其在美国，这个被大量滥用的词的内涵需要详加说明（见《自由主义》一文）。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认为，在所有不时被拿来尝试的各种版本的欧洲中，欧盟是最糟糕的一个。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常常对我们充满好奇、合并而成的祖国（曾经是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深感沮丧。

我的工作中心仍然在欧洲。然而，在这十年中，我走出欧洲，到我们经常称之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其他地方做报道和分析。目前，我每年要在美国待三个月。除了西方，我还去了一些别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普遍称之为“亚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一些角落。

与研究更久远时代的历史学家相比，任何研究当下的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限制是不知道他或她所描述的事件较长期的影响。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文章稍有编辑，主要是删掉了一些令人厌烦的重复内容和诸如“昨日”或者“上周”等一些不协调的东西，统一了拼写和风格。我还纠正了一些事实错误。（如果还有错误，欢迎指出来。）除此之外，出版的文章保留了原来的风貌，首次公开发表的日期标在最后。因而，您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不知道的东西，评论我的误判。它们当中最令人痛苦的误判是伊拉克战争。读者将在《为骑墙派辩护》一文中觉察到，我不支持伊拉克战争，但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我本应该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的。我过于相信唐宁街10号那些搜集事实的人了，过于相信我所尊重的美国人了，尤其是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我错了。

由于这是我第三次将自己十年内的文章收集成册，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以十年分段是对时间的随意划分。有时历史与它们合拍，不过通常并非如此。我的第一部文集《灾难的价值》（The Uses of Adversity）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欧。20世纪80年代在1989年——世界历史转向中欧事件的时刻——光荣谢幕。《当下历史》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更广泛的欧洲，包括一些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悲剧。与1989年相比，1999年并不是一个转折点，但正是在这一年引入了欧元；北约扩张，三个先前身在铁幕之后的中欧国家加入了北约；似乎在科索沃爆发了最后一场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我们正在“进入新千年”的不争事实让人感觉历史告一段落，或许也让人产生这样的幻觉。

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不同，这是难以形容的十年。我不会用“〇〇年代”来形容它，令它难堪。这压根就不是一种好的尝试。这好像给一位大汗淋漓的人穿上一件缀有许多褶边的长礼服。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为这十年取名似乎更加合适，这不仅因为其特点，还因为其持续的时间依然不明朗。它并不是开始的时候才开始，却在结束之前已经结束了。经历漫长的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进入了我们可以任意命名的短暂时期。

得益于后见之明，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或者欧洲人所写的9/11），结束于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倒塌或者说美国人所写的9/11）。事后来看，20世纪90年代似乎夹在两个9/11之间，也夹在结束于1989年的20世纪和开始于2001年的21世纪之间。如果读者仔细阅读我对2001年5月与布什（George W. Bush）漫长谈话的描述（见《总统先生》一文），将会发现，当时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的担忧，与即将出现的担忧相当不同。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则根本只字未提。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迅速得出结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认同该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一个他们称之为“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新保守派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称之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但在2008年11月4日那个难忘的夜晚，我够幸运，在华盛顿亲眼目睹了一切（见《与历史共舞》一文）。由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击败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成为了美国第44任总统，这个时代几乎还未开启就结束了。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再面临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给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的严重威胁——我们过去面临这样的威胁，现在依然如此——而是因为其他的危险和挑战出现了，或者说提到了议程的前列。正如一位资深的内部人士曾经说的：问题通常没有被解决，只是被其他问题代替了而已。

在这个新的“新时代”中，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全球变暖的挑战（布什政府对燃油问题不屑一顾）、有人所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抑或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版本而已？）都是更为重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奥巴马主义温暖人心的现象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但是能持续多久呢？因此，其实这个十年看起来可能只持续了七年多一点，从2001年9月11日至2008年11月4日。

这是否高估了美国单方面的重要性？或许吧！然而，自从影响深远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任何十年一样，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政策改变了世界。不过可惜这次主要是向更糟糕的方向改变了。此外，我大胆猜测，由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美国自身深陷金融困境（亚洲的存款资助美国的挥霍无度将两者连在了一起），美国将无法像这十年一样塑造下一个十年。

至于欧洲，我们这片古老大陆浪费了大部分这些难以形容的岁月，未能团结一致应对一个越来越非欧洲的世界。因此，欧洲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与20世纪80年代（当时，欧洲仍然是全球冷战的中心舞台）或者说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没什么两样。除非我们欧洲人幡然醒悟，认清我们所处的世界——但我们没有表现出什么这样的迹象——今后我们的影响力将继续减弱。

然而，这些只是根据历史做出的猜测而已，真心希望事实将证明我是错的。万花筒从未停止转动。所以我期待再记录一个十年，我们大概会将它称为21世纪10年代。事后的总结恐怕要等到2020年了。

蒂莫西·加顿艾什

2009年3月于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