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天鹅绒革命，绵延不绝(2)

米洛舍维奇败北的第三个原因是，金吉奇和其他人彻底平息了他们内部的争执，一致提名让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当候选人。科什图尼察是小塞尔维亚民主党的领袖，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民主党分离出来。科什图尼察不太愿意去竞选——他自嘲道，自己是第一位犹豫不决的选民，但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他集四种品质——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不腐败和迟钝——于一身，独一无二。

科什图尼察从来都不属于共产党。他是一名宪法律师和政治学家，1970年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反对党在多党制中的作用。他后来翻译了《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还专门研究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洛克（Locke）。由于反对铁托（Tito）1974年颁布的宪法，称该宪法对塞尔维亚人不公平，他被贝尔格莱德大学开除。与大多数其他反对党领导人不同，他竟然从未见过米洛舍维奇，直到10月6号，星期五，军队总司令内博伊沙·帕夫科维奇（Nebojsa Pavković）才给即将离任和上任的总统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面。科什图尼察自豪地告诉我：“因此我是在他垮台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他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曾支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强烈批评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战争。与德拉斯科维奇和金吉奇不同，人们从未看到他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过从甚密。轰炸期间，他一直留在贝尔格莱德，而金吉奇逃到了黑山，或许正是担心自己的小命不保。

他不腐败。我基本上还未见过比他的党务办公室还简陋的办公室。他和妻子还有两只猫一起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开的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南斯拉夫牌汽车。这又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尤其是金吉奇和德拉斯科维奇）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穿着光鲜亮丽的西服，开着快车，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贪污腐败。在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世界里，大多数政客都是这样做的，由来已久。

他的一大劣势是他的迟钝。不过在这件事上，连迟钝也是一项优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他们喜欢他慢条斯理、行动迟钝的风格。他们说，迟钝非常受欢迎，与米洛舍维奇悲壮的装模作样和他的许多对手，比如说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夸夸其谈形成对比。一位首席独立记者告诉我：“你懂的，我想要一位乏味的总统，还想生活在一个乏味的国家里。”

话说回来，毕竟科什图尼察也没有那么迟钝。他发现自己成为祖国解放运动的领袖，备受鼓舞（谁会不受鼓舞呢），于是带来了一些英勇无畏又令人难忘的时刻。他在议会和电视台被占领的那天晚上所说的“晚上好，解放的塞尔维亚”将载入史册。

9月24日，星期日，至少有240万塞尔维亚人在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圆圈。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让他们这样做的所有动机，但是有人给我提供了两个引人注目的部分解释。

一个解释与北约的轰炸有关。我问政客和分析人士，他们认为革命是何时开始的。有几个人表示，常常撅着嘴说：嗯，老实说，科索沃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一结束后，都在国旗下举行过爱国集会，米洛舍维奇也从中受益。但是这也太荒唐，太“奥威尔”（Orwellian）[1]了，国家电视台竟然声称这个历史性的明显战败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的耶路撒冷——科索沃——输得其所。在经济方面，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在轰炸的影响下，每一项勒紧裤腰带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科卢巴拉煤矿的矿工——他们的罢工对这场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告诉我，战后他们的工资从平均每月150德国马克降到了70德国马克的低位。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为战后重建交税。但这让他们怒不可遏。

正如韦兰·马蒂奇所说，当时米洛舍维奇“竞选不是为了对抗我们，而是为了对抗北约”。然而，这没有起作用，因为人们内心更深处认为：“不过，他对抗北约输了，不是吗？”如果马蒂奇说得对，那么科什图尼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所谴责的轰炸的受益人。当然，这种解释疑点重重，永远无法证实。但战争推波助澜引发革命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另一种部分解释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也令人信服，至关重要。那就是许多过去选米洛舍维奇的人只是觉得受够了而已。这位领导人脱离了现实。他执政这么久，应该为当前的苦难负责。变革的时候到了。奥格年·普林彼斯维奇（Ognjen Pribičevi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米洛舍维奇，他说，这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分别掌权十一年和十六年之后发生的一切一样。与撒切尔或科尔作比较可能令人吃惊，甚至显得无礼。但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提醒我们，对于许多塞尔维亚的选民来说，米洛舍维奇不是一个战争犯也不是一个暴君。他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坏事，但是现在必须下台了。

正是这些人最终选了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让他的票数超过了50%，在第一轮中当选。

这场选举就是那样。在9月24号，星期日晚上，一个成熟又独立的选举监督组织——外国资助的“第三部门”的一部分——告诉反对派，科什图尼察已经获胜，人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一直狂欢到凌晨。但所有人都知道，米洛舍维奇不会认输。他可能试图“偷走这场选举”，声称从黑山和科索沃获得了额外的选票，来欺骗人们。好戏才刚刚开始。

可以肯定的是，米洛舍维奇让联邦选举委员会宣布科什图尼察获得票数比他多，但不足以在第一轮中胜出。必须要在10月8号举行第二轮选举。反对派当时没有听从许多西方政客和支持者的建议，豪赌了一把。他们表示：不行，我们不会进行第二轮选举。相反，通过策划和平的大众抗议，他们将迫使米洛舍维奇承认他在选举中败北。他们还设定了截止时间：10月5号，星期四下午3点。

这场竞选运动已经带有革命动员的性质，与1989年夏季在波兰团结工会发起的竞选运动如出一辙。这就是所谓的反思。但是目前形势更加明确地朝着新风格的和平革命发展。人们走上贝尔格莱德以及其他城镇的大街举行大游行。反对派知道这样还不够。毕竟，1996—1997年的那个冬天，米洛舍维奇挺过了三个月的大游行。[2]因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罢工。他们呼吁塞尔维亚的所有公民在10月5日星期四那天来贝尔格莱德游行，结束所有的游行。

全面罢工一开始非常零散，但在一个重要的地方站稳了脚跟：科卢巴拉的巨大露天煤矿场，大概在贝尔格莱德向南三十英里的地方，该煤矿场提供的燃料发出了塞尔维亚一半以上的电。它不可避免地被比作了格但斯克（Gdańsk）的列宁造船厂——1980年波兰革命的发源地。探访科卢巴拉的矿井确实感觉回到了二十年前波兰的矿井和造船厂。同样的塑料桌子、盆栽植物、透孔的窗帘、无数的茶杯，还有一台旧收音机中传出的民乐。工人们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留着胡子，脸上脏兮兮的，带着失而复得的尊严。

与那里一样，在这里，共产主义工业化的一大堡垒——此刻大约有17500人受雇在科卢巴拉的基地工作——最终向其制造者倒戈。同样，在这里，更加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与民主反对党有关系，是革命的半导体。像三十六岁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卡里卡自称是科卢巴拉的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他说：“但有许多莱赫·瓦文萨，我们都是莱赫·瓦文萨。”卡里卡坐在咖啡厅里，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戴着一顶鲜橙色的棒球帽，喊着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英雄的口号：1+1=2。一个选举监管组织把他挑了出来。卡里卡透露说，他最喜欢的流行歌曲非常红，是由著名的南斯拉夫乐队阿兹拉（Azra）演唱的，庆祝的是1980年格但斯克罢工。

与在格但斯克一样，经济问题推波助澜，引发了这场罢工，但工人立即牺牲了他们当地和物质上的需求来满足全国和政治的需求。当军队总司令帕夫科维奇和与他随行的政府部长答应如果他们复工便给矿工增加一倍工资时，他们坚持只要一样东西：认可选举结果。罢工工人也有团结，但力度不够。10月3日至4日的晚上，煤矿场罢工的工人减少了，警方入驻了。因此罢工的领导者呼吁人们前来支持他们。附近的拉扎雷瓦茨镇和首都来了数千人。在一个矿井外面，警察警戒着，但有些踌躇。最终，三位老人开着一辆拖拉机，缓缓朝他们开去，警方的警戒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这要么是电影里的场景，要么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刻。

不应该夸大与格但斯克的相似性，我可以说出许多不同点。但是科卢巴拉的罢工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它增强了革命的势头，进一步破除了恐惧的壁垒。随之而来的完全是塞尔维亚人。

10月5日，星期四凌晨，许多汽车和卡车车队纷纷从省城、查查克（Čačak）和乌日策（Užice），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和瓦列沃（Valjevo）出发，还有从位于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肥沃平原和位于南部的塞尔维亚中心地带舒马迪亚（？umadija）出发。来自查查克的车队由长期担任市长的反对党人韦利米尔·伊利奇（Velimir Ilić）领导。该车队有一辆铲车、一辆重型推土机和一些重型卡车，上面装着大石块、电锯，没错，还有枪。他们差不多将强行堵在路上的警车推到了一边。其他车队也通过谈判和武力打破了警方的封锁。

许多赶到贝尔格莱德的人都是来自反对党控制的城市的普通民众，由于当地有独立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有时他们收到的信息要比住在首都的民众多，但是生活常常没有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人好，因此更加愤怒。然而，在他们当中也有当过警察和士兵的，还有参加过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的老兵。他们表情坚毅，光着头，皮夹克下面夹着枪。他们知道如何战斗，决定取得那天的胜利。

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贝尔格莱德，加入了成千上万贝尔格莱德人的游行大军中。宪法法院最近作出了荒唐又富有挑衅性的裁决——宣布这场总统选举无效，这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因此，他们聚在一起，举着国旗，吹着哨子，拿着写有“他完蛋了”的横幅，站在壮观的议会大楼（联邦选举委员会伪造了选举结果，它的总部也在这里）前。

3点钟了——这是这场革命的截止时间。接着过了3点，人群中就有人对扎克·科拉奇（Žarko Korać）（他是反对派的领导成员，设定了该截止时间）说：“哦，教授，已经7点多了……”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这样吗？

二

10月5日，星期四下午大概在3点至7点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一名穿着红衬衫的男子不惧警察的警棍和催泪弹，带领人群占领了议会大楼。紧接着不久，附近的国家电视台总部被烧毁。一些其他的重要媒体机构，包括国家电视台的演播室、传送中心和韦兰·马蒂奇的B92电台也被接管，不过采用的方式更加和平。“晚上好，解放的塞尔维亚”，科什图尼察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喊道，他们在街道上庆祝。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形象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短暂反思。那些占领议会的人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解放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将这一形象传向了全世界。接着这一形象变成了现实。占领国家电视台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电视形象：“电视巴士底狱”化为了灰烬。但这也意味着目前反对派控制了制造形象的地方。此外，军队和警方都不是现代政治的中坚力量。

我记得，1989年的时候，波兰反对派领导人亚采克·库龙（Jacek Kuroń）曾在华沙表示，如果他必须在控制秘密警察和电视之间选择，他会选择控制电视。我们的民主是电视民主。（在这场革命期间，我们停下脚步观看了一场阿尔·戈尔[ Al Gore ]与乔治·W. 布什的电视辩论，这场辩论将决定一场更加正常的总统选举。）米洛舍维奇的专制统治是电视的专制统治。电视对革命至关重要。通过电视革命，推翻了电视专制，走向了电视民主。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转折，具有政变的影响。是谁负责的呢？我至少收集了十二名目击者对占领议会情形的描述，他们的描述大相径庭。邀功之人往往很多。那些做了英雄之举或者策划该行动的人像耶稣被钉死的那个十字架的遗迹一样不断增多。对于这类事件，完整准确又缜密的真相永远无法为人所知，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除了许多自发的行为外，还有精心策划夺取权力的革命，它也是强有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