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天鹅绒革命，绵延不绝(4)

这是巴尔干战争的终结。科什图尼察非常关心所有在克罗地亚（留在那里的人非常少）、波斯尼亚、科索沃（他希望看到更多塞尔维亚的难民从那里回归）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但是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将通过谈判争取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目前唯一可能想发动一场巴尔干战争的人是科索沃和马其顿（Macedonia）的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如果北约驻扎在科索沃的数千兵力无法阻止这场战争，那么不如让自己变成一个烹饪俱乐部算了。

这也是塞尔维亚帝国梦的终结。我在贝尔格莱德与作家多布里察·乔西奇（Dobrica Čosić）谈过，他因在1986年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科学院的备忘录上倡导这些梦想而受到许多人称赞。他坐在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科学院的总部告诉我，目前的重点就是建设一个现代的塞尔维亚国家。如果黑山人想自行其是——不过他急忙补充说，“黑山性”是斯大林主义国籍政策的产物——那也无所谓，随他们去。塞尔维亚人必须继续建设自己的国家。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接近一个更长、更大故事的尾声：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形成现代欧洲国家的过程，持续了两个世纪，旷日持久，时断时续。

这反过来给西方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最重要的是给欧洲尤其是欧盟带来了巨大挑战。米洛舍维奇倒台后，我们建设一个自由共同体不再面临任何外部障碍，这个自由共同体不再仅仅由15个民主国家组成，而是由30个民主国家组成。现在我们真的有了机会，但也面临建设“一体化和自由欧洲”的艰巨任务（老布什在冷战结束前夕提出了这项任务，令人难忘）。

一个星期四下午3点至7点之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

2000年

国家召唤我

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夜。革命的营地驻扎在基辅相当于伦敦摄政街的街道上，站在营地帐篷中间的是斯维亚托斯拉夫·施莫林（Svyatoslav Smolin）。他看上去相当硬朗，脸色苍白，穿一件卡其布的夹克，平常的工作是检测切尔诺贝利的辐射水平。他告诉我，在两周多前那个至关重要的星期一，当他听到据说反对党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选的消息时，他转向妻子说：“我必须过去。”他来到基辅，加入独立广场上大批抗议民众中，为之提供服务，而帐篷，眼看着一天天多起来。这座组织有序的“帐篷之城”，在城市宽敞的大道上延展了约莫半英里，他在其中的一个分区负责指挥保安人员。

在一个火盆旁边烧木取暖的是瓦西尔·霍尔库达（Vasil Khorkuda），他身体强壮，目光炯炯有神，来自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的农村，在当地经营一家小旅行社。他说，之前他从未积极参与过政治。但是那个星期一，他也确信自己必须去基辅。他来了以后一直待在这里，将继续待下去，直到“成功”，他解释说，成功是指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选出总统。

此外，在一棵纯橙色的人造圣诞树——这是橙色革命，因此连圣诞树也与之相称——旁边咯咯傻笑的是埃琳娜·玛雅丘克（Elena Mayarchuk）。她穿着皮衣，围着应景的橙色围巾，是乌克兰中部一个小镇一家玫琳凯美容院的老板。又是那个同样的故事：她听到消息，知道自己必须过来并将坚持到底。还有沃瓦（Vova），他是东北部一座工业城市的工人，摆出一副英雄姿态——举起两只戴着黑色手套火腿般粗细的双手，比划出V形胜利符号，郑重地宣称：“这个国家召唤我。”

11月22日，星期一，这些自发行动起来的所谓普通人创造了历史。一开始是基辅人控制了自己的城市。接着是外来人员。所有为反对党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所做的资金充足的竞选活动，所有精心准备参加抵抗运动波拉（Pora，意为“是时候了”）的学生活动分子，所有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选后民调等，所有国际选举监督机构，所有来自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的电话——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像斯维亚托斯拉夫、瓦西尔、埃琳娜和沃瓦这样的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基辅的街头，改变了一切，都无法战胜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的邪恶政权。该政权操纵媒体，拥有俄罗斯的顾问，还制造选举骗局。

乌克兰政坛依然还有许多模棱两可、腐败不堪和弄虚作假的情况，但在这次变革的核心位置有一点非常真实的东西：人类希望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多么短暂，历史渺小的客体将成为活跃的主体。主体将成为公民。

外界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争夺欧亚大陆的控制权和塑造新欧盟，但你在街上和广场上听到的情况并非如此。连最支持欧洲的学者也承认，后苏联向欧盟转变的吸引力在这场运动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

的确并非如此，你听到的情况是十三年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到了现在才开始创造主权独立、准民主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有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领导下的后共产主义政权一直玩弄手段、恃强凌弱、腐败不堪，连谨慎的分析人士也将它形容成“强盗政权”。在他们所谓的“敲诈国家”中，总统控制着公共生活的大部分最高职位，通过抓住官员非法活动的“把柄”——人们用的是旧苏联秘密警察的术语kompromat——来确保其忠诚度。通过把柄来治理。

如果合作者真的踏出了红线，他们的企业会被封，或者他们会锒铛入狱，又或者被毒打一顿，也可能更糟糕。维克托·尤先科曾经帅气的脸上那些可怕的痈很可能是故意被人下毒所致。正如尤先科自己所说：他的脸反映了当今乌克兰的面貌。

但是，掌权者希望，这不是乌克兰未来的面貌。最终，他们玩得过火了。他们推选了一名大政治机构的官员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当总统，他年轻的时候因偷窃和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坐过两年牢。（在基辅流传的许多玩笑中，有一个玩笑说，与现任总统库奇马不同的是，亚努科维奇不会想连任三次。）主要电视台上的谎言和选举舞弊变得过于明目张胆。接着莫斯科的教父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据说他掌握着库奇马的把柄）像乌克兰仍然是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辖区一样行动。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民主和国家进程齐头并进，在乌克兰历史上可能尚属首次。在波斯尼亚、东帝汶或者伊拉克，西方占领者谈论“国家建设”，令人难以置信。在这里，你在呼喊人群的团结和挥舞的新象征物中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建成的。一位俄罗斯籍的年轻人说：“与三周前相比，现在我觉得更像个乌克兰人了。”这短短的一句话体现出了真正国家建设的实质。在这个依然基本上说俄语的国家，在今年2月份一项全国调查的对象中，只有42%的人称自己“终究”是乌克兰公民。（令人惊奇的是，有13%的人的回答是“苏联公民”。）一位该调查的设计者跟我打赌说，明年2月份，这一比例将达到50%或者更多。

国家建设包括创造传统。这些天，创造传统的不是吟游诗人和历史学家，而是电视。我已经在这里更加独立的电视台上看到了在雪中戴着橙色饰品的示威人员的照片集，有靓丽的女孩、呐喊着的老奶奶和爱国歌曲。没错，还有独立广场上白色与金色相间的大石柱，看上去仿佛肯定是19世纪初的杰作，其实立于2001年。

目前，议会已经为12月26日腐败的第二轮选举不再重演铺平了道路。我刚好回来了，没有听到维克托·尤先科向在那根大石柱下面挥舞旗帜的人群宣布“经过漫长的17天后赢得了胜利”。他说：“在这17天中，我们让这个国家变得民主。”但他甚至还没有赢得选举。前方还有很多的坎坷。即使他现在当选（这似乎最有可能），在总统尤先科的领导下，失望会随之而来。令人感动的是，我看到布拉格天鹅绒革命之父、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其翻领上戴着一条橙色的装饰带，出现在了乌克兰的电视上，警告的正是革命后不要抱幻想。

浪漫的理想化肯定不是我们应该在这里给予的，但有眼光的尊重却可以。在零下10度的情况下，你会离开你的工作和家庭，数星期去和陌生人住在脏兮兮大街上的拥挤帐篷中吗？我待了两个小时就冷得受不了，必须回宾馆喝点热茶来急救一下。他们在那里待了两星期。这些所谓的普通人现在正做着非凡之事，至少获得了不被视为外界意识形态幻想或者臭名昭著的阴谋论对象的权利。相反，我们可以怀着敬畏之心，倾听他们亲自讲述为何身在此处的故事。

2004年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9]

去年秋天，在其历史上，乌克兰首次在世界政治意识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所谓的“橙色革命”中，大批围着橙色围巾的人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下聚集在基辅的独立广场，要求一场公正的总统选举。

观察人士将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归入一系列和平的民主革命中，从1989年中欧的“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再到黎巴嫩有些人所谓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这个引人注目的称呼与过去他们基本上负面或者默默无闻的形象截然不同，许多乌克兰人为这个称呼感到高兴可以理解。然而，我们必须透过新闻的头版头条，去发现这种变革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发生，以及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一

乌克兰的历史始于一千年前，当时建都基辅（Kiev）——或者说Kyiv，这是乌克兰语的拼法——的一个贸易国的统治者皈依了拜占庭基督教（Byzantine Christianity）。蒙古入侵之后，当时波兰—立陶宛合并在一起的国家吞并了基辅和周围的土地，在该国，乌克兰人受到了文艺复兴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随着俄国的力量向西辐射，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人就为俄罗斯帝国提供服务了。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都相关的乌克兰语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融入了其中。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俄罗斯人开始把乌克兰视为本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场乌克兰的民族运动开始清楚地传达一种独特的乌克兰文化。

然而，1918年，乌克兰没有实现独立。乌克兰人建立国家的努力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和波兰势力的阻挠。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西方列强认同乌克兰的土地由俄国白军控制，希望他们能够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1921年，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瓜分了乌克兰。[10]布尔什维克在新苏联里划了一块很大的地给乌克兰，但是农业集体化让苏维埃乌克兰的农民深受其害，与此同时，东正教低人一等，腐败不堪，大批知识分子惨遭杀害。斯大林犯下的最严重罪行之一是1932—1933年期间有组织的饥荒，该饥荒夺走了苏维埃乌克兰300多万人的生命。1941年，纳粹分子推翻了他的政权，认为乌克兰人是低劣种族，因此对他们相当残暴。乌克兰中的犹太人在那场大屠杀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的占领者获得了一小部分乌克兰人的协作。一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攻击并杀害了当地的波兰人。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饿死在德国集中营里。尤先科的父亲在奥斯维辛集里营里活了下来，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战后苏联东山再起，乌克兰土地聚集成了一个政治实体。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属于波兰的乌克兰西部，将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带入了苏联。其中一些人来自加利西亚（Galicia），它在1772—1918年间是奥地利的一部分，后来并入了波兰。这些乌克兰人基本上是希腊的天主教徒，他们的“东仪天主”（uniate）教会奉行东方的礼拜仪式，接受梵蒂冈的领导。在二战期间，加利西亚人一直是波兰的公民，尽管波兰日益成为一个专制国家，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和接受法治的国家。1945年后，掌管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接管了其西部的苏维埃和解工作。正是他于1954年将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了苏维埃乌克兰，让该国有了现在的版图。

苏联的力量削弱或者消除了乌克兰文明社会中的那些要素——私有农场、教会和知识分子，这些要素曾为更加幸运的邻国（比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铺平道路。不过，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仍然有名字和首都，在地图上也有一席之地。但是乌克兰的独立没有经历一场重要的全民运动[11]，其根基不牢。许多俄罗斯人不接受乌克兰独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