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庸有一个习惯，到什么地方，就跟人家套近乎，大说特说此地的好话。到北大，说自己伯父就是北大学生，自己也考上了，因遭倭患，无缘前来就读，多么多么的遗憾。到了南开大学，就题词：“六十年前，我曾跨入南开门槛，惜无缘登堂入室，今日得偿所愿，大畅心怀。”[1]
1993年，金庸到英国，在爱丁堡大学演讲，说的是：“今天我到爱丁堡来讲小说，只有一句话，我之会写小说，全仗得到爱丁堡两位大师的教导指点，那是华尔特·司各特爵士和罗伯特·斯蒂文森。我不敢说来讲什么心得和意见，我是来向贵市的两位大师致敬和感谢。”（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金庸到某地，说某地人的好话，往往言过其实（在爱丁堡，就把他最喜欢的大仲马给忘了），好在他说的话，总还没有过分的违心。
爱丁堡两位大师，司各特与斯蒂文森，确实对金庸的小说创作影响巨大。这层意思，金庸不仅在爱丁堡大学，在别的场合也常说。
池田大作问：“除了大仲马和中国古典小说，您还受到哪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金庸答：“我另一个重要的师传，是英国的司各特爵士。”（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最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对严家炎教授所说：“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金庸答问录》）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他十五六岁读到苏曼殊节译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当时就感觉出其文学价值，在大仲马等人的作品之上（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与严家炎谈起自己喜欢的西方小说家，把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三人，放在雨果之前，不为他更推崇这三人的文学成就，而因他们的作品更对金庸的脾胃，对金庸自己的小说创作影响更大。
金庸在不同场合谈及许多西方作者与作品。文学类的，就有：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2]、《十日谈》、《浮士德》、莎剧、狄更斯、哈代、奥斯汀、王尔德、毛姆、詹姆斯·乔伊斯、雪莱、济慈、罗塞蒂、克里斯蒂、雨果、左拉、巴尔扎克、梅里美、莫泊桑、罗曼·罗兰、西默农、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定、麦尔维尔、马克·吐温、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霍桑、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普佐、豪普特曼。这些作品或作者，对金庸的创作都有影响，它们构成了金庸的知识背景，对金庸小说的影响是潜在的，隐而不显。
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三人的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形态更为接近，对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就更为直接而切实。
金庸与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的作品风格相近，这一点，英国汉学家、《鹿鼎记》英译者约翰·闵福德也注意到了。他将金庸视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值得也有必要向西方和世界推荐；而且，我相信金庸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绝不会因是武侠小说这一样式而有丝毫减弱……我确信这些作品当属世界精心创作的文学之列，它们完全可以同司各特、大仲马、斯蒂文森以及其他名作家的佳作并列”。他也相信，英文读者将来总会津津有味地阅读《鹿鼎记》，并从中得到乐趣，就如中国读者阅读大仲马、司各特的作品一样。
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三人之间，大有渊源，如金庸所言：“（大仲马）因为受到莎士比亚与司各特的强烈影响而撰写浪漫派的历史冒险小说，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也因此非常之喜爱大仲马。”（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金庸的武侠小说，直接继承了三方面的传统：域外的司各特、大仲马、斯蒂文森等人的传奇小说的传统；唐传奇（以《虬髯客传》为代表）、《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还珠楼主等人的近代武侠小说传统。这些作品，加上金庸自己的小说，属于同一文学品类，皆可称为“传奇”。
此外，金庸对《天方夜谭》也推崇备至。他的三位老师，也都是《天方夜谭》的忠实读者。
司各特在《艾凡赫》导言中，把小说中国王理查三世与塔克修士邂逅的故事源头，追溯到《天方夜谭》：“这样的故事，一切阶层和一切国家都有，它带有普遍的性质，它们竞相描写乔装改扮的君主微服私行，深入下层社会了解民情或者寻找乐趣……东方故事中也有这类题材，鲁纳·拉施德如何带着忠实的随从马师伦和张尔蕃，在巴格达午夜的街道上私行察访……那位‘穆民的长官’在不希望人家知道他的身份时，自称为庞多卡尼的商人。”
大仲马亦喜《天方夜谭》，在他的《基督山伯爵》与“达达尼昂三部曲”中，都能看到《天方夜谭》的印记。
斯蒂文森喜欢《天方夜谭》，乃至模仿其笔调，写出《新天方夜谭》与《不成功的爆炸——新天方夜谭二集》。
《天方夜谭》对金庸的影响，可以单列，也可以归并到司各特、大仲马、斯蒂文森那条线，放在最前。
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曾经，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将A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认定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甚至完全遗忘了A的曾经“通俗”，认真研读，细心体会，同时却又将B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又一二百年后，绝大多数读书人都不在意B的曾经“通俗”，同时却又将C类文学体裁视为“通俗”……如此如此，循环无尽。
当日写的是“通俗”形式的作品，后世方受“追封”的文学巨匠，太多了。为他们开列一个名单，会很长。名单中，又不乏莎士比亚、曹雪芹这样吓人的名字。
一面对以往世代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顶礼膜拜，转头就对现世的“通俗”形式和“通俗”作品嗤之以鼻，每一时代的人们，大都如此。上千年来，乐此不疲。
这样荒谬的“雅俗之见”，在今日，仍具有极大的力量。
窃以为，作者个人的创作成就有高低之分，但所致力的各类文学体裁，若是篇幅相当，彼此间就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别。
然而，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不就被《堂吉诃德》，也被历史证明，几乎全无价值，永远不会有第一流作品写出来吗？
某些人恨不得联名央请塞万提斯，“转世”来中国，写一部“反武侠小说”，把像“骑士小说”一样乌烟瘴气的武侠小说，一扫而光。
对塞万提斯缺乏起码了解，却是乱纷纷地引老塞为同志，乃至战友，老塞天堂有知，将做何感想？
塞万提斯对“骑士小说”，没有国内某些人那种对武侠小说的刻骨的仇恨。他否定的，是以往的拙劣的“骑士小说”创作，不是要否定此一文体，更不是成心要搞垮它。
文体无高下。各种文体，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短亦必有所长。塞万提斯看“骑士小说”，并非只见其短不见其长：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四十七章里曾经借教长之口批判了荒谬拙劣的骑士小说。不过，教长说，如果骑士小说写得好，就会“既有益，又有趣”……这些话表达了塞万提斯自己的心意……塞万提斯并不否定骑士小说这种体裁……塞万提斯觉得，要使拙劣的骑士小说绝迹，最好的办法，除了写一本模仿的小说来讽刺它外，就是创造出一本更好的骑士小说来。（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
若是当日西班牙其他类型的小说成就辉煌，独有“骑士小说”写得不好，由此证明“骑士小说”文体之无价值，多少还有些道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塞万提斯之前的西班牙小说创作，整体成就本就有限，哪里是“骑士小说”本身的问题。
塞万提斯生前就是“通俗作家”。《堂吉诃德》在当时的文学界人士看来，不过是一本“供人消遣的闲书”。
与林以亮等人讨论武侠小说能否走向经典化时，金庸表现得很谦虚，却也隐约表达出希望：
作品本身是哪一种形式，这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任何形式都可以有好的作品出来……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内，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温瑞安等《金庸茶馆》第三册）
世间若无屈原其人，或者屈原十几二十岁就死了，再或他仕途顺遂到底，没空没心情写诗发牢骚，则楚辞这一文学体裁，势必将减去大半的光华。不是楚辞这类文体不行，是运气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将它写到最好，发挥到极致。
楚辞的运气，并非不好。
“骑士小说”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运气真是不好，没遇上天才的作者（就是金庸说的那种“大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