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有《三个火枪手》，就没有《鹿鼎记》
金庸对池田大作说：“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基本可以确定，金庸十二三岁（1936年前后）读到的，主要就是伍光健先生所译“达达尼昂三部曲”。
伍光健先生所译《侠隐记》（即《三个火枪手》，或译《三剑客》）《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出版于1907年，《法宫秘史》（即《布拉热洛纳子爵》）出版于1908年；三部小说，合称“达达尼昂三部曲”。其中《侠隐记》《续侠隐记》，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都曾再版过。伍先生对原著都是略作删节，可视为全译本了。
《法宫秘史》（《布拉热洛纳子爵》），几十年来却没有再版。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出《布拉热洛纳子爵》全译本字数有一百八十万，卷帙浩繁，想来伍光健先生于百多年前所译，删节甚多。金庸十二三岁读到的不是此书的中文全译，但他二十几岁时，通过英文，阅读了大量西方小说，其中必有大仲马，必有大仲马的《布拉热洛纳子爵》。[1]
金庸说：“《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
“达达尼昂三部曲”又称“《三个火枪手》三部曲”，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时，就用过这种称谓。金庸谈到《侠隐记》时，所指不仅是《三个火枪手》一书，而指向“《三个火枪手》三部曲”，拙文亦然。
《侠隐记》对《鹿鼎记》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如果金庸未读《侠隐记》，或是在二十二岁而不是十二岁读到此书，他就不会写《鹿鼎记》，即或写出同名的小说，也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像我曾说，金庸如不是八岁读《荒江女侠》，他就不会写《射雕英雄传》一样。
于《后记》中，金庸说：“《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记》，像历史小说，像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像大仲马的《三剑客》那样的历史小说。
金庸坦承：“《三剑客》教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达达尼昂与阿托斯、阿拉密斯、波尔多斯这“三个火枪手”，乃是“半虚构”的人物，法国历史上虽确有其人，却无十分突出的表现与作用，到了大仲马笔下，就不同了。他们四人，尤其是达达尼昂，在法兰西本国倒海翻江卷巨澜，“法兰西国王戴上王冠应该归功于他（达达尼昂），国家的任何事都有他的功劳”（《布拉热洛纳子爵》下册），甚且，火枪手们也改变了邻国英吉利的历史，若非达达尼昂与阿托斯鼎力扶持，查理二世就不可能复辟为王，其后的“光荣革命”等等，也就未必成真，可以说，这四人改变了世界历史。
金庸的韦小宝则完全出于虚构。若将《鹿鼎记》信以为真，这人在康熙朝的影响可是大极了，且改变了邻国的历史——若非韦小宝亲临指导，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便全无“摄政”罗刹的指望。
“三部曲”最末一部《布拉热洛纳子爵》中，有真假两位路易十四国王；《鹿鼎记》中，有真假两位皇太后。
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金庸说：“成吉思汗女儿很多……《射雕》小说中华筝为虚构，不提其他公主，求简也。”场面大、人物多，是金庸小说的一贯风格；“求简”，也是金庸小说的一贯风格。谁都知道，孝庄太皇太后在《鹿鼎记》故事发生的年代，对康熙个人，对当日朝政，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在小说中，康熙口上虽几次谈及祖母，孝庄却从来不肯露面。这种“求简”的作风，部分也是学自大仲马。火枪营统领特雷维尔对达达尼昂实有知遇之恩栽培之德，在《三个火枪手》中地位也非常突出，到了《二十年后》，此人仍是统领，却只出现于火枪营副统领达达尼昂口中了，再也没有正式出场。
特雷维尔统领“小时候有幸跟路易十三陛下一块儿玩耍……有时候两人玩着玩着就打起架来，打赢的还不一定是陛下呢。可陛下挨的这些揍，却使他对德·特雷维尔先生大为器重、恩宠有加”（《三剑客》），韦小宝得宠于康熙，走的是同一路线。
《鹿鼎记》也写到了火枪营与火枪手，当然，是罗刹国的火枪营、火枪手。《鹿鼎记》还提到过清廷的“火器营”，实则，火器营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的时代方始设立，我很怀疑金庸潜意识中有大仲马的“火枪营”在，这才会把乾隆年间的“火器营”提早到康熙朝。
两书主人公，达达尼昂与韦小宝，其经历与性格，也多有相似，下节再谈，此处不表。
金庸说：“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鹿鼎记》与《三剑客》之“神似”，不在情节，在文风。
不仅是人物的语言，小说叙事语言也是通篇诙谐、夸张，这是《鹿鼎记》的风格，也是《三剑客》的风格。大仲马自称是“有趣的逗趣者”，《鹿鼎记》的作者也是的。当然，金庸写《鹿鼎记》，目的不止于“逗趣”。
《鹿鼎记》叙事，远不及之前的《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细密，而呈现出一种大而化之、疏疏朗朗的风致，这也是《三剑客》的风致——其叙事，就不像《基督山伯爵》那样细密。
金庸早期作品写不到这么流畅；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因为题材的缘故，不可以太流畅；《鹿鼎记》是金庸写得最流畅的小说，这份流畅，是《三剑客》式的流畅。
先前我说《鹿鼎记》像金庸爱读的《一千零一夜》那么流畅，如今又说《鹿鼎记》流畅如《三剑客》，两说并不矛盾，且可相互支持。因为大仲马本人，受惠于《一千零一夜》，亦非浅鲜。
事实上，“达达尼昂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都提及此《夜》。《二十年后》中，达达尼昂说：“这么多酒桶，简直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里一样。”大仲马解释道：“《一千零一夜》刚刚第一次翻译到欧洲来，成了当时妇孺皆知的一本书。”（《二十年后》）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一千零一夜》在欧洲“妇孺皆知”，对大仲马影响尤大。
《一千零一夜》在大仲马另一部重要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留下的印记就更为明显了，小说主人公甚至给了自己一个“水手辛巴达”的化名。
金庸说：“写成小说《连城诀》后，忽然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基度山恩仇记》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相信金庸写《鹿鼎记》也不是故意要抄袭《三个火枪手》，仍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
《鹿鼎记》一书，不仅受西方的《三个火枪手》和“天方”的《一千零一夜》影响，也受吾国第一大小说《红楼梦》影响甚大。
我与徐晋如先生同一感觉，认为金庸是以《红楼梦》为目标，而刻意写出一部与《红楼梦》完全不同的小说，塑造出的与贾宝玉正相反的人物形象，就是韦小宝了。
《红楼梦》写闺阁，《鹿鼎记》写江湖；《红楼梦》尽力淡化朝政，《鹿鼎记》写尽康熙朝前期的几乎所有朝政大事；《红楼梦》叙事极细密，《鹿鼎记》叙事甚疏朗……
韦小宝的出身、教养、趣味、经历，又几乎无一不与贾宝玉相反。
正、反两面，《鹿鼎记》同时受到《三个火枪手》与《红楼梦》几乎同等程度的影响。
至于多数论者提出的《堂吉诃德》对《鹿鼎记》有最大影响的观点，我向来不以为然。
“骑士小说”的主人公，建功立业，宏图大展；《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四处碰壁，一事无成。所以，《堂吉诃德》被视为“反骑士小说”。
《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公小宝，可没有到处碰壁，更不是一事无成。
《鹿鼎记》中最大的“侠士”陈近南，在海峡那边的功业就不必说了，仅在海峡这边，便手创第一大帮会，受江湖普遍崇敬，与堂吉诃德骑士，风马牛不相及。
陈近南总舵主“反清”的事业失败了，然而《书剑恩仇录》中，于万亭老舵主、陈家洛少舵主的“反清”事业，又何尝成功呢？《射雕英雄传》三部曲中，“北侠”郭靖守襄阳抗元的大业，最后不也一败涂地吗？
《书剑恩仇录》和《射雕》三部曲，不是“反武侠小说”。陈近南的失败，虽比陈家洛、郭靖更彻底，但不能由此认定《鹿鼎记》意在“反武侠”。
主人公韦小宝“侠气”不显的《鹿鼎记》，只是“非武侠”（金庸自言“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绝不是“反武侠小说”。
《堂吉诃德》对《鹿鼎记》的影响，应该是有的，然而，很次要。
二 韦小宝与达达尼昂
金庸的《鹿鼎记》，写清代康熙朝故事。大仲马“达达尼昂三部曲”第一部《三个火枪手》，发生在路易十三时期；第二部《二十年后》与第三部《布拉热洛纳子爵》，故事背景都在路易十四时期。
韦小宝与达达尼昂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因为康熙与路易十四同时代。
路易十四比康熙帝大十六岁，早死七年。路易十四做了七十二年法国国王，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帝王。康熙帝享国六十一年，中国第一。二人皆堪称“英主”，也都在统治后期令各自的国家显露衰颓之相。
达达尼昂与韦小宝同时代，却不是同龄人，达达尼昂大致与小说中韦小宝的师父陈近南（不是历史上真实的陈永华）同龄。
达达尼昂与韦小宝，经历略有相似。二人都在十几岁的年纪，以“外省人”的身份，突兀地现身于京城，深深涉入宫廷生活。达达尼昂，历经“三部曲”，升为伯爵，最终做了法国元帅；韦小宝则由子爵而伯爵再为公爵，做了“抚远大将军”。
达达尼昂先做了火枪营副统领（伍光健译为“帮统”），再为正统领；韦小宝则先做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再为都统。
在西方，在法国，“火枪营”是国王的卫队，“这支火枪营之于路易十三，就好比御林军之于亨利三世，苏格兰卫队之于路易十一。”（《三剑客》）；在东方，在清朝，骁骑营是皇帝的卫队（“骁骑营是卫护皇帝的亲兵，都是满洲的亲贵子弟”），御前侍卫们就更是了；与达达尼昂的火枪营副统领的职务、责任近似的，是韦小宝身任的骁骑营副都统，还有“御前侍卫副总管”。
达达尼昂与韦小宝，性格上也不无相似处。老爹对达达尼昂说：“除了红衣主教先生和国王，别去买任何人的账。”（《三剑客》）等达达尼昂见到父亲的老朋友火枪营统领特雷维尔先生，说的却是：“家父嘱咐过我，只应当服从国王、红衣主教先生和您，他认为你们三位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人物。”写到这里，大仲马解释说：“我们看到，达达尼昂在另两位后面加上了德·特雷维尔先生，但他心想这样加一下总是没错的。”（同上）韦小宝呢，“神龙教中教众向来只说‘教主永享仙福，寿与天齐’……谁也不敢增多一字，减少半句。韦小宝眼见这位夫人容貌既美，又是极有权势，反正拍马屁不用本钱，随口便加上了‘和夫人’三字”。陆高轩让他背诵的碑文原为“仙福永享，普天崇敬。寿与天齐，文武仁圣”，韦小宝也给改成了“仙福永享，连同夫人。寿与天齐，文武仁圣”，果然，“洪夫人一听到这四字，眉开眼笑”，“洪教主也十分高兴”（《鹿鼎记》第二十回），这情形也就像达达尼昂所料想的，“这样加一下总是没错的”。
康熙冲龄即位，大政却由权臣鳌拜决断；路易十四起初也做着有名无实的帝王，权柄由红衣主教、法国首相马萨林执掌；这又是康熙与路易十四相似的地方。达达尼昂为马萨林办事，“一身都是尘土，靴子上全是泥”，就这样去见首相，对波尔多斯解释说：“主教一看，就知道我是赶紧回来的，一点时候没耽搁。”（《续侠隐记》）韦小宝呢，将逃亡的吴应熊追捕回来，去见皇帝，“泥土满脸，故意不加抹拭”（《鹿鼎记》第三十八回）。
“阿托士（阿托斯）深知道达特安（达达尼昂）是足智多谋的，只要逗出一点意思，他自然会想法子”（《续侠隐记》），大仲马更说达达尼昂“越遇着危险越有主意”（同上），韦小宝也是如此，更是如此。
达达尼昂生于加斯科尼，法国的加斯科尼人向来以善于夸口、吹牛著称（《布拉热洛纳子爵》上册），只是与韦小宝比，达达尼昂的吹牛功夫，总不免相形见绌。
达达尼昂打算招募四十个亡命徒，到英国绑架蒙克将军，胁迫他助成查理二世的复辟，他早年的跟班布朗舍听了，兴奋地大声说：“我们把他关进一只囚笼里，谁给我们钱，就让谁看看他。”（《布拉热洛纳子爵》上册）韦小宝则幻想着“自己若在战阵之中，决计不能让吴三桂如此一死了之，定会想个法子，将他活捉了来，关入囚笼，从湖南衡州一路游到北京，看一看收银子五钱，向他吐一口唾沫收银子一两，小孩减半，美女免费”（《鹿鼎记》第四十五回）。
金庸认为《三个火枪手》“全书风格不像西方小说而似乎是一部传统的中国小说”，他当时对着池田大作，说的是小说中四位主要人物，其性格像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还应补充一点，就是很少有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像达达尼昂等“四剑客”[2]一样，如此重视“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