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颁奖辞

瑞典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

能有幸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瑞典学院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骄傲。首先，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出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美的诗歌，又完全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他最后的遗嘱与证言中所交代的标准，这让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完全有资格获得这个荣誉。其次，经过本学院的认真考虑和比较，确认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完全符合标准，因此本学院不能因为他的家乡太过遥远、还没有在欧洲出名，就对把奖项颁给他有所犹豫。因为本奖的创立者早就坚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本人明确的希望和意愿是，候选者的国籍不应该成为阻碍候选者获奖的理由。

泰戈尔1912年出版的宗教诗集《吉檀迦利》（又名《颂歌集》）是他创作的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一部，毫无疑问，这部作品吸引了评审人员的目光。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就已经具有了英国文学的“血统”。泰戈尔虽然是用印度本国语言写作的印度诗人，但是，从他的教育背景和创作实践看，他却从自己的角度，给他的诗披上了与众不同的“新衣”，这是从形式到灵感都呈现完美的“新衣”。如此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让他的诗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在英格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的文学爱好者不断在各种场合谈到他和他的诗作。这些人虽然完全不懂孟加拉语诗歌，在宗教信仰、文学流派、党派目的等方面也各不相同，但是大家却一致认为，泰戈尔是一位崭新的、令人钦佩的诗歌艺术大师。这种艺术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伴随着大不列颠文明的不断扩张而日益影响广泛，从未间断且永不凋零。

泰戈尔的诗歌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那么，这热烈而备受赞美的诗歌究竟好在哪里？首先是诗歌的完整性。泰戈尔的创作结合了他自身的思想和他所汲取到的别人的思想，并且能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这让整个诗歌具有了完整性。其次是和谐的韵律。他的诗韵律均衡，用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将诗歌本身需要的柔和情调跟散文的强烈力量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使得诗歌具有了和谐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最后是字句选择严谨。泰戈尔是一位严谨的诗人，在遣词造句和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方面，他表现出非常质朴和高尚的趣味。总而言之，他的诗作中具有原创作品的诸多独创性优点，虽然这些优点很难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得以很好的体现。

诗人的第二组系列诗篇《园丁集》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作者本人对这部作品也是情有独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他对自己早期经历的感悟和阐释，不如说是将现在的自己和早期经历体悟进行结合所创作出的不同感受的作品。在这一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个性的另一面：时而为青年恋人中那种幸福和痛苦交替出现的爱情体验而困惑，时而被人生沉浮所带来的期待和渴望所折磨。然而，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中仍然闪烁着人生更高境界的微光。

除此之外，泰戈尔的散文故事集《孟加拉手记》英文译本也在1913年出版了。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寓意深刻的故事，虽然这部翻译作品中缺少了他本人的创作特色，但是，其中的故事却是包罗万千，让人惊叹，这足以证明泰戈尔的优秀。他心思细腻，对这个世界观察入微；他心怀天下，关注和同情那些生活在凄苦中的人们；他逻辑清晰，故事的情节、布局和发展在创作之前早已印刻在他的心中。

之后，泰戈尔又于1913年出版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以童年和家庭生活为素材，描绘出一幅童年和家庭生活的美好图画，他为之取了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新月集》。另一部是他在英美一些大学所做的演讲而辑成的集子，名为《萨达那：生命的证悟》。在《萨达那：生命的证悟》演说集中，他认为生命的旅程是一场历练，循着这趟旅程前行，人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信仰，同时，对信仰的坚持和忠诚让人的生命更有意义，让人不至于虚度一生。泰戈尔是一位非常注重内涵的诗人，他的作品也是如此，通常可让人感受到他思想的深度。他一直在探寻信仰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他用自己真实温暖的情感以及含义深刻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带给人无尽的信仰与思想的力量。在富有想象力、富有张力的文学领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将文字运用得如此自如，既富有诗意，又寓意深刻，将灵魂中对于永恒的渴望、纯洁的孩童时期的欢悦等各种不同的情境刻画得活灵活现。我们不会对泰戈尔的诗产生距离感，是因为他的创作是真正出于普通的人性，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人们会对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诗人一直在努力拉近人类文明两极分化后的距离，这种两极化是常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弊病，现在仍然存在，并且是现在社会的重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也就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内在真实性可以从基督传教工作中清楚地看出。相信在未来，一些有历史意识的研究者将领悟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甚至，他们能够发现和看到现在我们所未能看到的东西，更加地尊重真实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他们能够从各个方面，给予他更高的评价。有了将人类文明两极距离拉近的理由，就好像一口枯井涌出了泉水，诗歌是其中接受到灌溉的一支。也许，这股泉水有一天会和其他溪流汇合到一起，到最后，它们的源头都难以追溯和确定，又或者这仅仅是源自于梦境。但是，无可否认，西方的文化和宗教多方面强有力地冲击了本土语言，让其摆脱人为传统的束缚后重新生长和发展，让本土语言能维系最真实质朴的诗歌泉源。

同样，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也为印度本土语言的复苏发挥了妙手回春的强大力量。随着印度宗教的复苏，印度许多的本土语言逐渐成了文学表达的工具，因此获得长久生存的理由，并稳定了其基础地位。然而，不容乐观的是，它们常常会在新的传统所形成壮大的压力下再度僵化，生命力极弱。在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面前，至今仍有记录的宗教改革工作显然不值得一提。在19世纪日常用语与古代的神圣语文为了争夺新文学控制权的激战中，正是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在那些愿意牺牲自我的传教士身上找到坚持的力量，才获得较好的结果；反之结果必将完全不同。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861年出生于加尔各答（今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传教先锋凯瑞[1]曾在这儿为传播基督教和改良方言而不懈努力过。泰戈尔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名门望族，这个家族已经在各方面证明了自身的智慧和杰出。作为这个家族的后裔，泰戈尔完全继承了家族的这种特质。泰戈尔的幼年和青年处在一个相对较为开明的成长环境中，这对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非常有利，他的思想可以自由地成长。不仅如此，他的家族艺术素养极高，他们高度尊敬祖先的智慧和探索精神，并将祖先留下的经文当成是家庭崇拜，在家庭仪式中经常诵读。在泰戈尔的周围，当时正在形成一种自觉地、有意识地主动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生活所需这一新的文学精神。这一新的文学精神在政府平息广泛而混乱的印度兵变后所实行的改革中获得了力量，并迅速成长。

拉宾德拉纳特的父亲是一个名叫“婆罗门娑摩”宗教团体最积极的骨干之一，泰戈尔本人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不同于古印度形态的教派，它的目的不是提倡对于某个神的特别崇拜进而视之为超乎其他众神之上。它的创始者是19世纪一位颇具启蒙思想和有影响力的人，这位人士研习过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并且深受这些宗教教义的影响。他致力于将自古沿传下来的印度传统赋予一种解释，使此种解释跟他所领会的基督教精神与含义相吻合。这个团体从创立以来，关于创始人和他的继承者们对真理的解释，便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因而这个社团又分裂为许多独立的支派。再者，由于这个社团主要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士为主，所以从创立之初便排除了大批公开信徒涌入的可能。然而，这个团体的间接影响，甚至于在一般教育与文学方面，都相当可观。在这个团体近年来成长起来的成员之中，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付出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对这些人而言，泰戈尔是他们可敬的宗师与先知。泰戈尔与他们进行这种类似师生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无论是在宗教生活还是在文学训练方面，都得到了一种深刻、丰富而又淳朴的表现。

泰戈尔为了完成他毕生的事业，储备了多方面的文化知识，不仅是印度的，也包含欧洲的，并因在国外旅行和在伦敦的求学经历而得以扩充与丰富。少年时，他和父亲一起在国内广泛游历，他们甚至远行至喜马拉雅山。他从小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用孟加拉语写了大量的散文、诗、抒情诗与戏剧。他创作的内容很广泛，除了对本国的普通民众做过描写，还在不同的著作中探讨过文学批评、哲学与社会学的种种问题。有一段时期，他忙碌的活动曾经中断过，因为那时他感到必须依照本民族古老的传统，过一段隐遁沉思的生活，于是他坐船漂浮在圣河——恒河的支流中。在返回规律的生活之后，他的大智大诚在本国人民之中被迅速传扬。他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小镇圣迪尼克坦的杧果树下创立了露天学校，许多青年学子在这露天学校受教之后成了他的忠实信徒，他们忠心地将泰戈尔的教诲播撒于全国各地。现在，他在英格兰与美国的文学圈中做了将近一年的荣誉客人之后，在1913年夏季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宗教史会议，接着便隐居于该地。

不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泰戈尔遇到可以把心灵打开来接受他教诲的人，他都毫不吝啬地施教。而那些有幸受过他启发的人，也都用欢迎传递喜讯之使者的热情来欢迎他。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着来自东方文明的宝藏。这些教诲在东方文明宝库中能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这一文明宝藏的传递者，泰戈尔丝毫没有自大地将自己比作天才或某种新事物的发明者，他只是将自己视为传递这一文明的媒介，并将他生而得以接近的宝藏毫无保留地与众人分享。西方城市生活的激烈竞争和不安定，让那儿的人对工作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这种崇拜是樊篱似的城市生活的产物。他们希望能够征服自然，获得利益，正如泰戈尔所说，“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对的世界，我们必须从一种不情愿的、陌生的异己事物安排中获取我们想要的一切”。与西方这种无力的、仓促忙碌的生活相比，泰戈尔提供给人的，是迥异于西方的生活态度。他主张追求心灵的安静平和，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相对于西方的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广袤平静而又充满神秘的珍宝森林中趋于完美。泰戈尔提供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充满诗意的祥和图像，而不是历史画面。他以先知之名，创造性地、自由地描绘心中的愿景，尽管这可能只是宇宙之初才存在的完美图画。

事实上，泰戈尔和我们一样，远离一切在市场上被叫卖的东方哲学，远离灵魂轮回带来的痛苦和噩梦，远离非人格化的、泛神论的、抽象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被认为是印度高度文明的特征。泰戈尔本人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信仰能从圣贤先哲的言论中找到依据，他认真地研读吠陀颂歌、《奥义书》、佛陀的经文等，并从中发现在他看来是至理的名言。如果他到自然中寻找神性，那么便会找到鲜活而全能的人格，这人格主宰了自然的一切，这超乎自然的精神力量体现在一个个短暂的、或大或小的生命中，特别是那永恒的人类灵魂中。泰戈尔为这无名的神写下一首又一首赞颂的诗歌，饱含着他的赞美和祈祷。他对神的崇拜，其实是有神论的美学方式，不仅不需要苦行禁欲，就是在伦理上过于严厉苛责也是与之不相符的。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他提倡的虔诚是和他的诗相和谐的，有平和的特质。他还大胆地预测，基督教世界里那些困顿焦虑的心灵也都将如此平和。

我们可以将这认作为是一种神秘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个人的人格丢弃，以求被纳入近乎“虚无”的神秘主义，而是充分发掘人的主观能动性，热切地迎向造物之父的神秘主义。在泰戈尔之前，印度人对于这种激进的神秘主义并不陌生，但这不存在于古代禁欲者和哲学家的思想中，而是表现在各种形式的一神崇拜之中，其本质就是对上帝的信赖和爱戴。中世纪以来，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这些虔诚的一神崇拜教派从印度教的不同侧面寻找自己的信仰理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全是一神论。

后来，那些更高形式的信仰因为没有适当的力量来抗拒混乱的崇拜给予的奉承，让这混乱的崇拜随意生长，以至于更高形式的信仰逐渐消失，不再为人所知。尽管泰戈尔有可能从本国先辈的训诫中有所借鉴，但他这个时代的信仰有着更为深厚的基础，即要全球的人生活得更为平和，形成共同的责任感，将智慧和力量用于各个陆地之间的善意表达。然而，一切的暂时之物被融入永恒之中，成为泰戈尔为我们描述的令人惊叹的景象：

我的主，你拥有无穷无尽的光阴，没有人可以计算出精确的分秒。白天与黑夜不断地交替，时代犹如花开花落，你明白如何等待。你的世纪，不断向前，为的是使一朵小小的野花变得完美。

但是，我们禁不起蹉跎，因为时间太少，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我们太过贫穷，绝不能迟到。

然而，时间被我分给了每一个急切需要它的人，时间白白流逝后，你的祭坛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直到最后，我急忙向你追去，害怕你的大门已经关上，不过我发现时间还来得及。

注释：

[1]凯瑞（1761—1834年），最早到达印度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曾将《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并将印度文学名著《罗摩衍那》翻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