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其根源便是灵帝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一 得宠的宦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利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做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做《礼记》。《礼记》的第一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做《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他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话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做嫪毐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决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做《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作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剕、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最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他是周公所做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袴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袴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二 外戚掌权
宦官是后汉的乱源，这是个个人都知道的了，却不知道后汉还有一个乱源，那便是所谓外戚，什么叫做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亲戚，俗话谓之国戚。其实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国家是国家，如何好并做一谈呢？但是君主专制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区别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的舅舅，就唤做国舅。
读者诸君，不还记得《三国演义》上，有“何国舅谋诛宦竖”一回么？何国舅便是何进。他是后汉少帝的舅舅，少帝名辩，是灵帝的儿子，正宫皇后何氏所生。灵帝不喜欢他，而喜欢后宫美人王氏所生的儿子，名唤协。不立正宫皇后的儿子做太子，却立后宫美人的儿子，在君主时代唤做“废嫡立庶”，是违反习惯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谏阻，招致全国的批评，所以灵帝迟迟未能举行。后来却一病死了。
据历史上说：灵帝是把后事嘱托宦者蹇硕，叫他拥立协做皇帝的。当灵帝死的前一年，曾设立八个校尉。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当时设立八校尉，其中第一个便是蹇硕。其余七个校尉，袁绍、曹操，还有后来属于袁绍、乌巢劫粮时为曹操所杀的淳于琼，都在其中。历史上说其余七校尉，都统于蹇硕。大约蹇硕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而兼统七校尉，其实权就像将军一般，不过没有将军的名目罢了。大概因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将军的称号罢。然而其实权的不小，却可想见了。当时到底是灵帝因为他有兵权，把废嫡立庶的事嘱托他？还是他因兵权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废嫡立庶，诈称有灵帝遗命？我们现在也无从断定。
须知历史上这类不知真相、难以断定的事实，正多着呢。灵帝未曾废嫡立庶，灵帝死后，一个宦官却出来干这件事，无论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总是毫无根据的，非靠实力不能解决。蹇硕虽是八校尉的首席，其余七校尉未必肯听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设的兵。在京城里还有旧有的兵呢。旧有的兵属谁？那何进在名义上是大将军，一切兵都该听他的调遣的。汉朝离封建时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贵族之心。国舅是贵族，容易得人拥护。宦者却是刑余贱人，大家瞧不起的，无人肯听他的命令。所以蹇硕在当时，要废辩而立协，名义上既觉得不顺，实力上，倘使为堂堂正正的争斗，亦决不能与何进敌，只有运用手段，把何进骗进宫里去杀掉之一法。在宫外是大将军的势力大，在宫内却是宦官的势力大，宫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宫就有造反的嫌疑，这件事无人敢轻易做。蹇硕在当时，倘使真能把何进骗进宫杀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许可以达到，至少是暂时可以达到的。苦于何进也知道他的阴谋，不肯进宫，蹇硕无法，只得听凭辩即皇帝位。此即所谓少帝。蹇硕既未能废立，就不过是一个宦者，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乱，也不能拥以自固的，就给何进拿下监，治以死罪。
当后汉时，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极了。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这时候，要诛戮宦官的空气，自然极其浓厚。何进便想把专权得宠的宦官，一概除尽。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诉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软的。听了他们的话，就不肯听从何进的主张。何进无法，乃想调外边的兵进京来威吓太后。这样一来，宦官知道事机危急，乃诈传太后的诏旨，叫何进入宫。何进想不到这时候的宫内还会有变故，轻率进去，竟给宦官杀掉。宦官此等举动，不知道是以为无人敢犯皇宫呢？还是急不暇择，并未考虑？总之，在此种情势之下，还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宫，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时候，袁绍的堂兄弟袁术，正受何进之命，选了两百个兵，要去代宦官守卫宫禁。听得这个消息，就去火烧宫门，攻击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敌？只得挟持少帝，逃到黄河边上的小平津。有的为追兵所杀，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里。那袁绍此时，正做司隶校尉，是京城里管缉捕督察的官，把他（们）尽数搜杀。
宦官到此，算（被）一网打尽，然而西凉将董卓，亦因应何进之召，适于此时入京。西凉的兵是强的。董卓又是个粗暴的人，敢于妄作妄为。进京之后，便专擅朝权。把少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这个就是汉献帝。于是袁绍逃到东方。东方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阳烧毁掉，逃到西京长安。东方起兵的人，并无意于讨伐董卓，各自占据地盘，互相争夺，天下就从此分裂了。
追源祸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外戚不好，后汉的皇帝总和宦官合谋诛戮他，宦官因此才得专权，而和外戚亦遂成为不两立之势。积聚了许多次的冲突，最后一次，到底撞出很大的乱子来，其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后汉的一个乱源。然则外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亲戚二字是指异姓而言，古代却不然。戚字只是亲字的意思。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我们的血统是有父母两方面的。父亲的父母和母亲的父母，父亲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兄弟姊妹，和我们的关系，正是一样，夫妻之间，妻对于夫之父母，和夫对于妻之父母，其关系也是一样的。但是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所以母亲的家庭，称为外家。母亲的父母亲，称为外祖父母。妻称夫的父母为舅姑，夫却称妻之父母为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个意义，就是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单用一个戚字，或用亲戚两字，则是指一个家族以内的亲属的。
古人对于血统有关系的人，亲情特别厚，后世的人却淡薄了。世人都说：这是古代的人情厚，后世的人情薄。其实不然。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凡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会特别亲厚。人类的团体，其范围是愈扩愈大的。所以愈扩愈大，则其根源是经济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现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材料，或者是江西、湖南等省贩来的，或者是外国贩来的。如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关系，甚而至于不能不和外国人有关系。各省或各国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来。既利害相同，又时时互相接触，彼此之间，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于浓厚了。这是举一事为例，其余一切都是如此的。古人则不然。其时交通不便，这一个部族和那一个部族，往往不相往来。事实上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也限于部族以内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缘有关系的人。后人不知道其感情的亲厚，由于当时人的生活局促于部族之内，误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感情自然会特别亲厚。遂以为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另有一种天性存在，这真是倒果为因。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他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他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别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他，他一样会把乳给他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它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然而人类这一类倒果为因的误解，是非常之多的。既误以为血缘相近的人，其间有一种特别的天性，就以为血缘相亲近的人，在伦理上应当特别亲厚，于是有国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别任用自己的亲戚了。
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
伦理上的训条只是一句空话。到实际上的利害和伦理上的训条相冲突的时候，普通人是不会遵守训条、不顾利害的。所以古人误以为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别亲厚，而把他们封了许多国，到后来，其冲突就起于宗室和外戚之间。因为并吞人家的国，利益就大，也就顾不得什么一家不一家，亲戚不亲戚。试看东周列国，互相吞并，其间哪一国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关系呢？然而直到汉朝，人心还没有觉悟。汉高祖得了天下，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许多在外边，而朝内之事，则专一付托吕后。诸位读过《两汉演义》么？韩信、彭越是何等样利害的人？为什么都会给吕后杀掉？这不是汉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里一切政治都交付给吕后，才会这样么？倘使吕后亦像别一朝太平时代的皇后，专门坐在宫里，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来杀掉这两个人么？可知后来吕后的临朝称制，事非偶然了。
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把宗室封建于外，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而至于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有很长久的经验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汉高祖虽不行其法，到景帝时吴楚七国造反之后，也就觉悟其制度之不可行，把所封的王国，地方都削小，政权也都夺去了。至于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则其经验较浅。因为古代等级森严，诸侯是要和诸侯结婚的，和自己国内的大夫结婚，是个例外。所以古代国内，甚少外戚，自然不会撞出多少祸事来。所以在汉代，前汉为外戚王氏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没一个有好结果，然而一个外戚去，一个外戚又来。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三 披着道教外衣的黄巾起义
后汉的乱源，还有一个“黄巾贼”。“黄巾贼”的事迹，料来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来谈。在下却想借这机会和诸位谈一谈道教。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龙虎山上，有一个张天师么？这天师的称号，从何而来？据《魏书·释老志》说，是这样的：当魏世祖时，有道士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后来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师之位，据太上老君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地上久已无修善之人。因为寇谦之为人好，修道诚，所以特将此位授给他的。然则张陵是第一位天师了。张陵是谁？便是三国时代割据汉中的张鲁的祖父。
据《三国志》说，张陵是在四川的鹄鸣山中学道的。要学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时人称为“米贼”。张陵的道，传给他的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他的儿子张鲁，然而《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说：张修替人治病，病好的给他五斗米，号为五斗米师。《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文帝所做的《典略》也说：灵帝时妖贼大起。在现在陕西省城一带，就是汉朝人所称为三辅的地方，有骆曜。在东方有张角。在汉中有张修。张修之道，称为五斗米道。并没有说起什么张陵和张衡。张修和张鲁都是益州牧刘焉手下的军官，刘焉差他俩去夺取汉中的。既得汉中之后，张鲁又将张修杀却，而并其众。《典略》说五斗米道，本起于张修，张鲁在汉中，因百姓相信张修的道，把他增加修饰的。
倘使张鲁之道，真系受之于其父祖，则三代相传，历时不为不久，为什么魏文帝和他是同时代人，绝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张鲁是江苏丰县人。魏文帝说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张角是巨鹿人，巨鹿是现在河北的宁晋县；还有被孙策杀掉的于吉，是琅邪人，琅邪是现在山东的诸城县；其地亦都在东方，为什么五斗米道独出于四川？江苏人跑到四川去传道，固然不是没有的事，为什么其道在四川又并无影响呢？《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刘焉传》都说张鲁的母亲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刘焉家中进出，亦不说她的鬼道和她的丈夫张衡、公公张陵有何关系。
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张鲁既据汉中之后，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愿意承认此道出于其仇敌张修；五斗米道既为人民所尊奉，把来装在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身上，至少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光荣的；而且三代相传，则根柢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于是妄言其道出于父祖。然则张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殊不可知，而后世自称为他子孙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师自居；历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师、真人等封号。倘使张陵有知，怕也要觉得出于意外罢？
替人治病，使人思过，给他符水吃，这是张修和张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们的行径，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传道于四方。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说，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都有。后汉时这八州，要包括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八省。他的信徒有几十万人。他把他们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泄，他一个命令传出去，这些信徒就同时并起了。他又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句话，《三国演义》上有，《后汉书》上也是有的。诸位读了，一定要觉得奇怪，怎么天会得死呢？也不过以为草寇的说话，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便置之罢了。其实不然。摇惑人为的话，也是要人家懂得的。倘使没有人懂，还造作他做什么？就使造的人不通，这话又何能风行呢？
须知古人的见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说天子，只是一句空话。古人说天子，则真当他是天的儿子的。这种思想起源很早。到汉朝时候，其迷信还未尽破除。诸位大概都知道汉高祖斩蛇起义这句话。这件事《史记》《汉书》上是这样说的：汉高祖夜行，前有白蛇当道，汉高祖拔剑斩之，高祖走过之后，又有人走过这地方，见有老妪夜哭。问她为什么事情。她说：我的儿子被人家杀了。过路的人问她：你的儿子是什么人？给什么人杀掉？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掉了。过路的人听她这话奇怪，觉得她不老实，正要给些苦头她吃，她却忽然不见了。这话自然是假造的。然而为什么要造这段话？就可见得当时的人有此思想，造出来足以摇惑人心了。什么叫做赤帝、白帝呢？这正和张角所说的苍天、黄天，是一个道理。把天和地当作整个的，天上只有一个总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个总的地神，这是业经进化后的宗教思想，古人却不是这样。
古人所祭的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种的一片土地。这便是现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种生物的功用。农作物是靠着四时气候的变化，才能够生长成熟的。古人看了这种变化，以为都有一个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个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长，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个黄帝，以主土地的随时变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五行的思想，把物质分成五类，那便是水、火、木、金、土。把五行来配五方和四时，则木在东方，属春；火在南方，属夏；金在西方，属秋；水在北方，属冬。这大约因春天草木生长；夏天炎热，火的性质也热；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质为肃杀，而金属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于土，则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为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于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间了。
古人认为天上的五帝，是应该依着次序来管理人间之事的。为天下之主的，必须是天帝的儿子。所以朝代的更换，便是这一个天帝的子孙，让位给那一个天帝的子孙。这就是所谓“五德终始”。所以我们看古史，往往说某一个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类。五德终始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依相克的次序，木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又该木德的。一种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后该火德，火德之后该土德，土德之后该金德，金德之后该水德，水德之后又该木德的。在秦朝和西汉的前半期，是依着相克的次序。所以秦朝以周朝为火德，自己为水德，汉朝又自以为土德。到西汉的末年，却改用相生之说了，于是以周朝为木德，自己为火德，而把秦朝去掉不算。后来魏文帝代汉，又自以为是土德。
张角说什么苍天、黄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过依相克的次序，应该说黑天已死，黄天当立；依相生的次序，应该说赤天已死，黄天当立；总不该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不知道是张角另有说法呢，还是做历史的人弄错了一个字？不过他说到这一类的话，其有取汉朝而代之之心总是显而易见的了。所以我说：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
至于张修，则其规模大不相同。据《三国志》和注引魏文帝《典略》说：他隔了若干里，就设立一个义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于其中谓之义米肉。过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吃饱。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会罚他。他又禁酒。春夏则禁杀生。有小罪的人罚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经济，颇可因之而宽余。
张鲁据汉中，亦有二十余年，始终未曾出兵争夺别的地方。后来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还不愿抗拒。可见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与民相安。
于吉又和张修、张鲁不同。张鲁虽无意于争夺天下，扩充地盘，毕竟还带过兵，打过仗。张修并还造过反。至于于吉，则大约是个文人，所以《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在现在的苏州，设立精舍，这精舍乃是汉人读书讲学之处。他的被杀，《江表传》和注所引的《搜神记》，说法亦有不同。《江表传》说：孙策在城楼上聚会诸将宾客，于吉从楼下走过，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楼迎拜他。孙策大怒，说他摇惑众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礼，就把他捉起来。信奉于吉的人，都使家中的妇女去见孙策的母亲，替他求情。诸将又连名请求孙策，要替他保全他性命。孙策不听，竟把他杀了。《搜神记》说：孙策要乘虚袭击许昌，带着于吉同行，时适大旱，舟行困难。孙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将吏却多在于吉处，不能依时聚集。孙策大怒，说他败坏部伍，就把他绑在地上晒，叫他求雨，说午时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倾盆，大家以为孙策要赦他了，孙策却竟把他杀掉。这两说谁真谁假，连写《三国志注》的裴松之，也不能决断。依我看来，都未必确实的。因为《江表传》说：诸将替他求情时，孙策说，你们不要信他。从前有个交州刺史（交州是现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国的郡县）张津，就是相信这般邪道的，后来到底为外夷所杀。据裴松之说：张津确是死在于吉之后的，就可见得《江表传》的不确。至于《搜神记》说孙策要袭击许都，依我看来，根本没这一回事。这话另有一段考据，只好将来再谈。现在假定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搜神记》的话也是靠不住的了。但《江表传》和《搜神记》，毕竟是离于吉年代不远的人所做。他们想像中，以为于吉是怎样一个人，毕竟不会错的，据他们的想像，则于吉是一个术士，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医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资格随军，决不能带兵打仗的。看孙策手下的诸将宾客如此信奉他，可见他专和阔人来往。和张角、张修、张鲁等，专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
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他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这种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浅陋；而且既是宗教，总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这件事，是在本团体以内便被视为神圣，在本团体以外就会被视为邪道的。再加张角一类人，借此煽动人民以图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恶，要目为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种不过可鄙，并不会有什么大害。第二种可以说是有些益处的，只有第一种危险些。然而第一种的危险，实由于社会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后汉书·杨震传》说：他的孙儿杨赐，在灵帝时位居司徒，曾上疏说张角所煽惑的全是流民。这件事，但惩治张角，是无用的。要令各地方的官吏把流民都送还本乡。然后把太平道的头目惩治几个，其事就不劳而定了。可见得张角的能够发动人民，全由于社会的不安。宗教的本身并无多大力量。
还有，后世所谓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于张角、张修、张鲁、于吉一班人的，和老子毫无相干，他们却都奉老子为始祖。因为老子这一派学问，古代称为道家，他们的教就称为道教；而且竟有称佛道为释老的，如《魏书》的《释老志》便是，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是因黄帝而牵及老子的。据《后汉书》说，张角所奉的道，称为黄老道，而《典略》说张修在汉中，并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将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学习。老子的五千言和张修之道有何关系，而要使人学习呢？原来秦汉时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汉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寻神仙、炼合丹药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于黄帝。黄帝是没有书的，老子却有五千言。黄老在秦汉时代是并称的。张角、张修、张鲁、于吉等的道术，本来和方士有相当的关系，就因黄帝而牵及老子，把老子的书来使人诵习了。反正是当他咒语念，管什么意义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人牵去，作为他们教中的始祖了。倘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