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认为，儒家文化对中国朝野影响很大，而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他说，“年轻的时候对老大所有的规则没有完全遵守，细节处理得不太好，老大对你就有看法。现在大家都比较平和，都40岁以上了。以前开会经常会吵架，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比以前成熟多了。虽然性格不会变，但表达方式会变。意思会表达得清楚，但说话的分贝值不会那么大了。”
与易小迪做事举重若轻不同，刘军说自己做事的风格是举轻若重。他一直想做实业，其他众雄是渐渐换去草鞋，穿上皮鞋，而独有刘军是重新把草鞋穿起，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在四川从事农业项目，尝试着农业产品的产业化，做着果蔬保鲜、储藏加工和营销的买卖。
刘军说，“人做事情，坚韧是最重要的。要做自己想做而且有意义的事情，中国这个时代缺的是责任感，款爷很多，培养了一批对民间疾苦不关心的人，这很可怕。我永远做不了纯粹的商人。直率是我的特点，我不会改变，人不能完全异化了自己。”
一晃十年，上次6个人的聚会是1996年了。回想当年，刘军说，“那时的聚会不像今天这样轻松。国家宏观调控未结束，企业的压力非常大。心情忧喜参半，喜的是终于能干点事了，忧的是企业矛盾重重，经营上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冲突。”
而谈起六雄十年后的这次再聚首，他认为这是这个时代从事商业的一个喜剧。“万通出了很多人才，以前离得太近，年轻时又都争强好胜，现在各自位置坐了若干年，各有所长、所成，在当今社会业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和成就，有了一个惊喜。久合必分，各有所成。未来都会不错，结果不会太坏。至今是个喜剧。但喜剧是由环境造成的，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古往今来，亿万中国人一直在努力，是环境造就了六雄。”
从一个细节可以见到他们年轻时是多么的争强好胜，在拍摄这个专辑的过程中，有一个镜头是让这些男人玩石头、剪刀和布，六雄说玩假的没意思，要赢就得来真的，得赌点什么……
大哥冯仑
冯仑的钱夹里，放着两个故去男人的照片，一个是阿拉法特，另一个是他的干爹。冯仑将他的干爹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
阿拉法特是他做事情的榜样，冯仑常说，“时间是一把最锋利的刀，能雕刻一切最坚强的岩石。一个男人做事情最大的赌注是时间，特别是当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押在一个事情上。而阿拉法特是一个45年坚持一个目标，始终没有做成的男人。用最有毅力的男人来激励自己是很快乐的，要不然会觉得孤独。疲惫的时候就想一想，前面还有40多年没干成的大哥呢……”
然而，要真正解读冯仑的精神世界，他的干爹马鸿模是一把不可缺少的精神钥匙，毫无疑问他是冯仑的精神教父。
冯仑的亲生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由于父亲对马列主义非常熟悉，从小教会了冯仑写文章和画画。冯仑可以临摹出很好的绘画作品。在家庭的影响下，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这使他形成了很强的逻辑思辨的倾向。独特的家庭优势，使得冯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以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诸如《尼赫鲁传》、《基辛格传》、《出类拔萃之辈》、《光荣与梦想》……他清楚地记得，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内部出版，都是灰皮的。
生父教会了冯仑怎么写文章，而对冯仑产生长期精神影响的，则是他的教父马鸿模这个人。马鸿模生于1919年12月15日，回族大家出身，年轻时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日的时候闹学运，家里人想把他送出国。马鸿模不去留洋，而是组织武工队。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马鸿模已经是解放军正师职。因为他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不再带兵。冯仑第一次在中央党校见到马鸿模的时候，老头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老头特意要看一看这个叫冯仑的，当时只有22岁的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老头点了点头说，“最小的那个原来就是你。”两人后来成为忘年之交，这个出生入死，有着传奇般生涯的人物，渐渐地开始成为冯仑的精神之父，并对他产生莫大影响。教父强悍的人生和性格，使得冯仑的精神深处，有着一股不同于常人的霸气，他说，“我老了会很像他（干爹），我根本不会退休，就是要折腾。”
冯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折射出教父的影子。比如他虽然是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言谈中充满了世俗语言。但是，他的表述却非常富有逻辑性。或者说，他身上既有着江湖的气息，又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混杂在了一起。
他原本只是一个读书人，外表斯文、内心柔弱，然而多年的折腾和历练，明显使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坚硬。冯仑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他说，“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看不出原来的本色。”
回首往事，冯仑感慨：历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让你死，你就死了，这就是历史的代价。对于历史的进步来说，个人不能有公平不公平的情节，如果牺牲你，就牺牲你了，对于历史的进步来说，这是太小的一件事。如果剩下来了，也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大时代的选择，所以要惜福感恩。”
冯仑将要开始他自己的时代。然而，对于他来说，这条路并不是他最佳的选择。他最主要的才华并不是在生意上。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被命运抛弃之后的被动的选择和抗争。他生来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商人，尽管他有足够的实力和造化成为一个大商人，但事实上，经商部分限制了他的天才。选择经商对社会和对他个人都是一种遗憾。他有着鲜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整合社会。
这个外表随和的男人，经历复杂而沧桑。他说男人一生要上的四堂课他都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了。第一，坐牢一年无罪，知道什么叫是非；第二，离异无子女，知道什么叫爱恨；第三，癌症误诊，知道什么是生死——当时因为误诊，给冯仑做手术主刀的大夫，差一点点就把冯仑的腿给锯了；第四，非典疑似，知道什么叫委屈。
他是一个天才的社会活动家和鼓动专家，他善解人意，博学多才，内心深刻而外表诙谐，是聪明、富有鼓动的天才，讲义气，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意志坚韧，在面对恩怨得失的时候，他往往能跳出事件，以一种局外人的超然来看待和面对，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达观和洒脱，这些都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富有魅力的领袖气质。而他在中宣部所积累的广阔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也成为转型期民企必不可缺的力量，再加上他年长，顺理成章，冯仑成为日后万通系的大哥。
事实上，也唯有冯仑的“事缓则圆”的随和，才可能将这些个性鲜明迥异，人人争强好胜的豪雄之士聚于麾下。他善于妥协，致力于为各种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而不允许出现太剧烈的冲突，并总能在妥协中找到解决的方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优点，虽然会有后遗症，但因为最优的方案实际上不存在，所以冯仑总能想出一些次优的解决方案。
尽管冯仑有时候会表现出犹豫和摇摆，但是，没有冯仑的有容乃大，就不会有万通系的群英会和日后辉煌。至于阔别十年之后，兄弟依然可以同席畅饮，也绝无可能。
冯仑是万通六雄中最有谋略的一个人，但是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朴实而重义之人。他会习惯甚至喜欢在妥协中求发展，但他亦是一个非常有胆量的人。
而因为冯仑身上的人文色彩，才使得万通之道，更像时代大幕下的喜剧。
忍者王功权
26岁的时候，毕业于吉林大学管理专业的王功权，已经是吉林省委机关的一名宣传干部。与冯仑很相似，他正行进在前途无量的仕途道路上。作为一个乡村中心小学校长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性格中负责、严谨、在困境中百折不挠的基因。但是，与父亲的驯服不同，他性格中多了反叛的因素。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作为创业总裁，王功权兢兢业业地把团队带了起来，平衡了各路英豪的性格冲突和种种矛盾。面对压力和误解，他力求做到公正与客观。平常之日，他是一个为人厚道的人。然而，他却并不仅仅是个守平之人，王功权有一个过人的长处，就是他有极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多少危机关头，他都能迅速地冷静下来，果敢地做出决定，绝不拖泥带水。在严重的关口，王功权非常沉得住气，处理问题思路异常清晰。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对平衡组织的稳定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多年之后，冯仑说起王功权的作用时说：“一个组织里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个组织就死了。”
王功权自己却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商业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他常常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而非商业的角度去想很多，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很多事情，他早就看得清清楚楚，却一直维系，一直拖到最后还是维系不了。在面对人的问题上，他的这个缺点非常明显，然而如果不涉及对人，而是对事，他的出手迅猛异常，干净利落，冷静而理性。
基于对自己的这种矛盾的认识，他最终决定不再选择去领导一个企业，而是选择了个人专家的道路——从事国际风险投资，这样可以专注于事，而不是人。在残酷的商界，这也许可以使他的灵魂安宁下来。
在用人方面，王功权可谓是六雄最大胆，最无私的一个。正是他，一手将飞速进步和发展的潘石屹，从万通的财务中心主任，一步一步地提升到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最后提无可提，就让潘石屹来坐自己的交椅。
王功权说：“潘石屹的上进心和学习能力特别强，对于他要不停地提升，否则他的才华就会埋没。”
在六雄中，王功权文人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他如今除了风险投资，还是北京词学会的副会长。感于阔别十年，六雄头一次再聚首，共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他写下一首词——《临江仙·万通六合伙人重聚步罗公韵》：
“携手扬浪商海里，风流几度争雄？华光艳朝染长空。纶斤飞卷处，猎猎万旗红。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霜风。东方君悦庆重逢，中年情正好，苦乐一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