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2)

大哥就是大哥，被打被驱逐的大哥鲁迅最后一言不发地独自退出了自己掏腰包购买的八道湾的院落，除了书和少数生活衣物等，什么都没有带走。在他看来二弟只是犯“糊涂”、犯“迂”了而已——不过，这种突然的打击使得鲁迅过早地添了许多白发——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伤害对鲁迅是多么残酷！

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从在日本留学时候开始一直到二人失和，鲁迅与周作人发表的文章和小说的署名经常是不分彼此的，以致后来产生了一点小分歧。二人失和后，笔名才完全区别开来。不过，即使闹得狗血喷头，其后二人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了一些合作，如创办《语丝》和应对某些激烈的论战等。

然而不久，在时局动荡，生计维持出现困难的情况下，鲁迅不得不去南方的广州、上海等地的高校教书，其间与许广平结婚，并成为了南方革命的先锋战士和革命旗帜——这些都遭到了周作人的攻击。尽管不在北京了，大哥鲁迅直到去世甚至在去世后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地照顾着三弟的生活和事业发展，同时仍然会每个月给二弟汇钱——这些用心良苦的努力，也许只有某些“糊涂”的人会视而不见。

周作人的“糊涂”确实是他的朋友们所见怪不怪的。周作人性格天生冷漠，平时不喜欢说话，常常给人一种距离感。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把自己的亲生母亲喊成是“鲁迅的母亲”、“他的母亲”。他的一些朋友如叶公超等，对此感觉非常刺耳，表示难以理解。1936年10月，北大召开的鲁迅悼念会上，老舍听见周作人这样公开称呼自己的母亲，非常反感地说：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更何况国家！果然，周作人最后拒绝了一些朋友劝他离开北平一起南下的好意，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2.鲁迅与至交知己许寿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鲁迅给人的印象似乎总是太过严肃而不容易亲近的，可是，当你真正走近他，你就会被鲁迅的忠厚与善良所感动；他一生有过很多“敌人”，但却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私敌”，他的一生不乏朋友在身边环绕，更不乏至交知己，而他所引以为至交的，大多为忠厚、正直、笃实之人，如许寿裳、范爱农、台静农、曹聚仁等人。

许寿裳，性格忠厚，是鲁迅的绍兴同乡。鲁迅与许寿裳相识于异国他乡，相知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他们是一见如故的同班同学，他们纯洁的友谊保持了一生一世，他被认为是鲁迅的第一至交。

1902年，鲁迅东渡扶桑以后，辗转进了日本宏文书院学习。许寿裳因为与鲁迅同是浙江人而被编排在同一个班里。

那时，他们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有志青年，他们一见如故，他们反感于那些整天跳舞游荡的某些贵族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民族性、中国的积弱、中国如何进步、理想的人性、古今中西的文化等问题。在日本期间，他们一起撰文写稿创办《浙江潮》杂志，一起报名学习柔道，一起学习俄文，一起剪辫子，一起参加反抗各种压迫的活动……学成回国后，他们同在一个学堂教书，又一同在教育部工作。

长期在一起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让他们成为了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亲密的至交好友，可谓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彼此关心，几无隔阂。用许寿裳自己的话来说，他与鲁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东京订交的时候，便有缟带纻衣之情，从此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许寿裳）。

纵观他们的一生，他们为对方伸出援手、相互帮助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一次，许寿裳在为杂志投稿时，想换一个笔名，正在左右为难时，鲁迅经过思虑后建议他用“毓其”，许寿裳欣然予以采纳。

在日本留学时，许寿裳是《浙江潮》的主要编辑，鲁迅则作为杂志的撰稿人，既为杂志补充了稿源，同时自己也得到了稿费收入。

1909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前需要找工作时，他给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务长的许寿裳写信，让许寿裳帮忙为他联系工作，许寿裳把鲁迅推荐给校长沈钧儒，沈钧儒表示热烈欢迎——鲁迅由此得到了他在国内的第一份工作。

同年11月，当许寿裳被学校的新任校长无理压制时，鲁迅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鲁迅被校长骂为“拼命三郎”。同样，后来，鲁迅在北京著名的“女师大”一案中，许寿裳同样与鲁迅站在一起，生死与共。

1934年，当许寿裳女儿生病时，鲁迅殚精竭虑亲自打理，将侄女视为己出——“倾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瑒来就医时，正值弟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之语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帐来取”。

1935年鲁迅为了出席许寿裳女儿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把正在抓紧翻译书稿的工作也停了下来。

如此以上种种足以看出鲁迅与许寿裳情同手足、历久弥香的友谊之深厚。如果说二人真正算得是异性兄弟，估计没有人会反对，所以谁能说许寿裳不是鲁迅的第一至交呢？

鲁迅逝世后第二年，许寿裳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此后，他一直是鲁迅学说传播最有力者之一，坚定地维护鲁迅在文学和社会进步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许广平先生为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写的《读后记》中写到：“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尽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对于许寿裳的贡献深表认可。

1946年夏，许寿裳应留日同学、同乡、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任台湾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教授等职，在各种场合经常批评国民党所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日，现代著名教育家、传记文学作家、一代民国耆宿、常被鲁迅担忧的“老实有余，机变不足”的至交老友——许寿裳于台大宿舍被匪徒杀害。

斯人逝去，江河不返，唯有那彼此高山流水般的友谊将成为永远流传的佳话，令人敬仰，使人向往。

3.鲁迅与范爱农的纠葛

鲁迅绍兴同乡、光复会成员范爱农，字斯年，名肇基。其人家境贫寒，性情率直，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从一开始的彼此有所芥蒂，到最后成为至交好友，其间颇具戏剧性。他给鲁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也是鲁迅最怀念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芥蒂之始：在日本留学时，一日，鲁迅与同学一起去接新到日本留学的同乡。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不想，鲁迅的摇头都被范爱农他们这一群新生看在眼里，这第一回相见的不投机给他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令范爱农他们深为不满。

而接下来，讨论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一事，芥蒂则更加深了。鲁迅发言主张发电声明，但他话未说完，就被一个人粗鲁地打断了：“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鲁迅循声望去，发现“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范爱农一直与鲁迅针锋相对，鲁迅不明就里，认为他是故意作对，所以自然也很愤怒：“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岁月如梭，他们谁也想不到他们芥蒂是那么简单地就消散了。

自从鲁迅与范爱农闹得彼此心存芥蒂，不欢而散后，二人从此好几年再也不曾见面，直到1911年春，二人在绍兴街上却偶然迎面碰见。也许是因为原先就有很深印象的原因，他们很快相互都认出了对方，不约而同道出了对方的名字，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这让人想起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凡心地善良、心胸坦荡的人，在遇见过去的对手时才能够坦然地笑起来吧！

毕竟不是以往的年轻鲁莽了，沧桑过后，同学同乡之情谊尚在。当他们坐下来聊起了过往的不快时，心态都是平和的，而且发现原来过去的一切皆有缘由。而到这时鲁迅方才知道，在他当初迎接的“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茫无所知”的鲁迅，就这样“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一向崇尚革命，同情革命的鲁迅，就这样让这些革命英雄们“讨厌”起自己来。此时，鲁迅在内心深深地后悔自己当初的无知与武断了。

而眼前这位已经生了白发的、“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的、历尽磨难的同学，则让鲁迅深感同情，恰巧的是，此时的鲁迅也满怀苦闷地赋闲在家。所以，他们很快成为了相谈甚欢的谈伴和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酒友。范爱农每次进城，必来找鲁迅喝酒。如此一来，彼此渐渐熟透了，感情也在与日俱增。是啊！在家乡绍兴，他们还有哪个可以与之把酒言欢，相互鼓励的呢！

辛亥革命后，鲁迅被王金发任命为师范学堂的监督，范爱农为监学。不久，鲁迅又由许寿裳引见到了南京民国教育部任职。可是，当鲁迅再从南京赶往北京的时候，工作勤恳的范爱农的学监一职却“被孔教会会长设法去掉了”。此后范爱农生活日益拮据，在日子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不断地写信给鲁迅，在信里他反复言辞激愤地论及世事和凄苦地诉说生活的艰难，希望鲁迅能够帮他联系一份工作。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鲁迅虽然很想帮忙，却一直找不到机会——那时鲁迅也是很不得志地在沉默的压抑中生活着。就这样，不久的一天，鲁迅就忽然听说醉后的范爱农“掉在水里，淹死了”。

鲁迅凭着直觉，怀疑范爱农是自杀，不相信他会淹死，“因为他是凫水的好手”，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没有能够帮助范爱农摆脱困境而产生的一种自责心理的表现。所以，无论是不是自杀，鲁迅肯定都会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位好朋友，对不起那些见了他“摇头”的革命战士们！

心情憋闷的鲁迅几日里寝食不安，最后写下《哀范君三章》以悼念这位好友：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廖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而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4.烈火青春：瞿秋白、方志敏、郁达夫与鲁迅

瞿秋白、方志敏、郁达夫，三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在与鲁迅的生命中也存在着难以回避的交集之处。他们有的和鲁迅相交不多，有的和鲁迅只有一面之缘，有的和鲁迅甚至素未谋面。尽管他们不是与鲁迅常来常往的好友，但他们却是与鲁迅互为志同道合、心灵默契的知音。

然而，这样的几个人在鲁迅的眼里却并不是几个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一个爱国的有着红色背影的群体。这个群体里的人们，在那个白色的岁月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约而同地从烈火中向鲁迅身边聚拢。他们把他们生命里最大的信任交给鲁迅保管，他们把他们想说最知心的话告诉给鲁迅。在他们的心里，鲁迅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在鲁迅那里可以找到浇灌和滋润他们的纯洁、坚定、乐观的理想之甘泉。

1932年的一天，鲁迅在上海的家中迎接了一位稀客，这位稀客不是别人，正是被王明等人开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到上海调养身体、治疗肺病的瞿秋白。

对这样的一位稀客，鲁迅款待他就如遇见久别重逢后的亲人，鲁迅满腹衷肠，似乎有万千言语等着想要与他诉说。而女主人许广平则还记得她在女师大做学生时，所见到的被请去做讲演的瞿秋白的样子，但此时的瞿秋白看起来显得更加“沉着稳重”了。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谈话，是那种亲人相见后的无话不及，小到个人日常生活、彼此的遭遇，大到文学领域的情况，你来我往，对话热烈，绵绵不已，直欲彻夜长谈，只恨时间太匆匆。

瞿秋白留学过苏联，精通俄文、英文，对中国文言也颇有根底，而马列主义理论更加充实和发展了他的独到新颖的文学见解。瞿秋白言语通达，思想精深，甚为鲁迅尊敬。这一回相见，让鲁迅深感意犹未尽，所以在内心非常渴望再次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