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梁启超：风雨如晦，走向共和(2)

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希望清政府能够允许他回国，“共建大业”。民国成立后，康有为站在民国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民主共和。

1913年冬，康有为结束了海外16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并出任孔教会会长，同时积极协助张勋的复辟活动，要将孔教定为国教。

1919年，康有为通电支持“五·四”运动，指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

1927年，康有为为表示自己仍忠于“朝廷”，特地赶到天津“觐见”溥仪。是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于青岛，享年70岁。

康有为死后，世人对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巨人”与“侏儒”之争。

康有为一生的表现颇受人争议，这不仅是因为他后来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还因为他的一些所作所为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动机和人格，也被人认为是一个争名好利、急功近利的表里不一之徒，甚至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他成了历史的“侏儒”。

1888年，康有为在京参加乡试时，为求上书变法，曾阿谀奉承、巴结京城众多权贵，结果因为表现得实在过度，而引起权贵们的反感，都觉得他“托名西学，希图利禄”。

强学会成立后，一时不少权贵给予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捐钱赞助强学会。但康有为暗自认为张之洞、丁日昌等不过是想“藉以渔利”而已。而对于支持变法，捐了钱的商贾如经元善、郑观应，康有为则规定他们不能参与强学会的事务。尽管如此，郑观应等依然支持他的变法运动，甚至在变法失败后，还接济、保护他的家人和朋友。不过随着变法的“过时”，最终他们大多人还是抛弃了这位“圣人”。

民国成立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收罗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攻击革命党推翻清朝，还和一些大地主、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一部分军阀，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思潮、新教育。康有为将共和看作是“破法律，弃礼教”，“恣睢放荡”的“暴民”之举，将民国政府推行的新式教育，“拟为洪水猛兽”。在尊孔复古、反对新式教育的活动中，康有为立即以精神领袖面目粉墨登场。在陈焕章等人的策划下，孔教会又是“请愿”，又是“上书”，政界如黎元洪、冯国璋等要员也积极响应。于是，孔教会、国教维持会、孔社、孔道会、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孔子诞辰纪念会等一些守旧的文化组织纷纷出笼，这些尊孔活动，实际上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策应与社会策应，而事实上，一心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也曾多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

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不久，梁启超就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复辟帝制的阴谋，毅然与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决裂，同时命弟子蔡锷回云南发起护国运动。梁启超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跌落为历史的“侏儒”了。

对于康有为的行为风格，他的弟子陆乃翔与陆登骙在《康南海先生传》一书中说：“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议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这其中的一些论述或者可以说是一面之词，但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康有为一生共娶了六位太太（张云珠、梁随觉、何旃理、市冈鹤子、廖定徴、张光），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是后话。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以后，一方面开始涉足政治，另外一方面也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梁启超曾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到日本。起初，梁启超一如既往地惟师命之是从，继续跟着康有为宣传保皇主张。但渐渐地，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梁启超的思想不断进步，最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并且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密切来往，最后达成了组党的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去颐养晚年。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举动非常生气，严斥其倾向革命。

1902年，经黄遵宪、严复等好友的开导，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批驳康有为的尊孔保教主张，认为从今以后，只有保国而已，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实行共和制还是立宪制等重大问题上，康、梁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大。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利用康有为，支持他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本欲复辟清朝的康有为才恍然大悟，于是加入讨袁战争。

但与康有为反对共和相反，梁启超一开始便坚决维护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一方面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抗衡，另一方面则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进行抨击，还联合蔡锷等人，以武力讨伐。云南宣布独立后，梁启超又只身前往督促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

然而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不久，康有为又协助张勋搞了一次复辟。这次，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着头品顶戴。但帽子只戴了12天，复辟就失败了，康有为本人遭到通缉，直到1918年才被北洋政府特赦。

在张勋这次复辟中，梁启超支持段祺瑞进行武力讨伐，为段祺瑞起草讨逆宣言，并且以个人名义发文斥责康有为书生无知。康有为则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将他看作为吃父母的“鸱枭”和“獍”，背恩忘义、射杀了师父后羿的逢蒙一类。

康、梁二人公开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从中斡旋。1927年，康有为70岁大寿，梁启超虽因事未到上海祝寿，但却托人送去寿联和寿文，表示对康有为教诲之恩的感谢。同年，康有为逝世后，梁启超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金，并且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

3.梁启超与他的爱徒蔡锷

梁启超的弟子无数，有名的亦不少，其中著名的人物有蒋百里、范源廉、徐志摩、张君劢、张东荪、蒋伯器、张孝准、石陶钧、徐佛苏、周善培、杨树达等，但在这些人中，蔡锷[1882年12月—1916年11月，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生于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一贫寒的裁缝之家]要算是梁启超的第一爱徒。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梁启超与蔡锷的关系，实质上也从早期的师生关系，发展到后来的同僚和战友关系。

谭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在湖南发起创建时务学堂时，力邀正在上海担任维新派《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担任中文“主讲席”（副讲为唐才常）。谭嗣同在给《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的信里说，不惜和汪翻脸也一定要把梁启超抢过来，与其这样，不如就算送他个人情好了。就这样，二十岁出头就名声大噪的梁启超于一个月后到了长沙，受到热烈欢迎。

在时务学堂，梁启超很快注意到蔡锷的才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1900年，李、林二人与唐才常在汉口殉难）

1899年，蔡锷和同学们到日本后，住在老师梁启超租来的几间房子里，梁启超曾回忆他与同学们一起十几个人，晚上同在地板上打地铺抵足而眠，早上起来每人一张小桌念书。就这样，师生们一起亲密快乐、共度时艰的生活了长达9个月。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再次赴日准备投考陆军。梁启超担心地对蔡锷说，你一个文弱书生，行军打仗能够胜任吗？但蔡锷态度坚决，立誓要做一名军人。

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进入东京成城学校（后更名为振武学校）学习，以挣稿酬获得学费。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后，邀请蔡锷做笔政，蔡锷积极投稿，发表了不少文章（之前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时，蔡锷就曾一度担当其中的专栏作者）。此外，蔡锷还与旅日老乡创立游学编译社等，并且在社团的刊物《游学译编》上，发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等文。

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成绩从成城学校毕业回国，开始了他带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此后7年间，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的新军中经营，培养了一批如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这样的军事将领。

1906年，梁启超在游历美洲做了一番调研之后，回到日本转而倾心君主立宪（不过他此时的重点已经不在“君主”，而是重在“立宪”），与追求共和的同盟会打起了笔战。梁启超在此一战中，俨然成为改良派（“立宪派”）的言论先驱和精神领袖。但梁启超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1910年，同盟会还把他的爱徒——回避革命的蔡锷赶出了广西。

1911年保路运动后，蔡锷开始酝酿革命举动。是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新军迅速控制省城昆明，旋即宣布云南脱离清政府独立。

1912年，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后，把统领云南一省军队，属于地方实力派人物的蔡锷借故调到北京。蔡锷则推荐以前的部下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北京察觉到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后，便把家眷借故送回湖南，在与老师梁启超商议后，于1915年设计逃脱魔掌，返回云南。袁世凯称帝后，蔡锷与云南都督唐继尧等率先举起护国伐袁的大旗。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后忧惧而死。同年11月，蔡锷在日本治疗期间，病逝于日本福冈。梁启超闻知后异常悲痛。蔡锷的灵柩运抵上海后，梁启超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时泣不成声。此后，梁启超的书房“饮冰室”中便一直悬挂着这位爱徒的遗像。为了缅怀蔡锷，1923年，梁启超上书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倡议创办松坡图书馆。不久，黎元洪下总统令，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作为馆址。当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出任馆长。

4.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恩怨情仇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比梁启超大6岁，比康有为小8岁。他的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距离梁启超的祖籍新会县茶坑村只有百十公里，与康有为的祖籍南海县银塘乡相隔也不太远。

1894年初，孙中山托人给康有为带话希望与之结交。赶巧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去了。

虽然未曾谋面，梁启超却在与汪康年的书信中提到孙中山：孙某，非哥（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于1896年下半年到了伦敦。之后他每天都去探望在香港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可是，几天后，孙中山却突然在伦敦街头失踪了。

章太炎看到伦敦使馆追捕孙中山的消息，便问梁启超：“孙逸仙何许人？”梁启超说：“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

当时，康、梁是国内最有影响力、代表新的社会力量的领袖人物，但对孙中山“反满兴汉”的主张却也不太感冒。梁启超希望通过开启民智，进而实现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革命，建立民国。孙中山则希望用炸弹与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民族革命，建立民国。虽然他们殊途同归，却是一文一武两条路。在梁启超眼中，孙中山的所为也就是“农民起义”，梁启超少年中举，学富五车，是有名的才子，有着士大夫的优越感，自然不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

梁启超对孙中山不以为然，而孙中山对梁启超却十分赏识。1897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学识水平的“文士”。他和横滨侨商邝汝磐商讨建立一所“中西学校”，推荐梁启超任校长，并派专人前往上海邀请梁启超。康有为以梁启超正担任《时务报》主笔为由，不许梁赴任，改派另一得意门生徐勤前往。其实，梁启超内心是希望到日本去的，无奈只有听从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