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

鲁迅，他是中国历代书生中的第一剑客，他侠肝义胆，坚定刚烈；他铁骨铮铮，横眉冷对；他投笔如剑，所向披靡！

据传有一位外国人曾这样说中国——中国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还有半个是蒋介石。且不论这句话是否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的鲁迅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力。

1.少年乡谊与兄弟情

他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亲祖父曾是晚清翰林院官员与江西金溪县知县，他们家族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生活得相当不错。延续了几百年小康生活与人丁兴旺的书香门第，最终孕育出了一位世界级文学大师。

他一共兄弟三人（老四因病夭折）：老大周树人（即鲁迅），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作为老大的周树人，自出生之日起就背负了家庭里长辈们的厚望，而伴随着这种厚望而来的就是周围人的关心与疼爱——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与他的兄弟们一起长大。

鲁迅在7岁正式进学之前有过两位老师：叔祖周玉田和（周）子京公公。周玉田学识不错，平日也较为淡泊；子京公公文理不通却醉心功名富贵，科举失败之后因为精神失常而死。子京公公的凄惨遭遇给鲁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小说《白光》就是以他为故事和人物原型创作。两位截然不同的前辈师长给鲁迅的人生启迪必然是刻骨铭心的，而对他们的怀念也必然是超越时空的。

7岁那年，鲁迅进了绍兴很有声望的书塾——三味书屋，书屋的主人是以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之隐士风范为世人称道的寿镜吾老先生（他因看透当时贪官污吏当道，立志决不同流合污，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他还把儿子锁在房内，不许他参加科举，后来儿子逃出一考中举做了县令，老先生坚决不要儿子的银子，每每大骂其是不听话的畜生），在鲁迅的眼里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在三味书屋，鲁迅不仅接受了系统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潜移默化地“遗传”了老先生“耿直方正”的品格，不仅仅如此，鲁迅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发扬了这种“耿直方正”的品格，不到猛辣犀利、尖刻刺骨决不罢休！

寿镜吾老先生生活简朴，注重礼节，很有魏晋名士风采；他设立的教规也很严格，甚至是很严厉，稍有越矩，则被呵斥。虽然戒尺是有的，但是体罚却不常有，即便体罚，也不过轻轻几下，足见其所望也厚，其爱犊之情也深。贤哉良师，教人不可忘怀！

师者，于学生的人格影响在第一，于学生学问的飞速进步在其次。鲁迅的学识，后来全在于自修，而鲁迅的风骨，惟有三味书屋铸其魂。

那时，兄弟三人都非常爱看带图画的书，因为不能随时在课堂上来看，但课下或者家里看看总还是可以的——有一次，父亲发现了他们在偷偷看那类画书，不仅没有骂他们，父亲自己也似乎很有兴趣地翻阅了一会儿，最后把书还给了他们。

他们三兄弟合作描画，把《西厢记》、《东周列国志》、《野菜谱》、《诗中画》、《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等等，从头到尾地画完了以后，一册册地装订好。因为太爱这些图画书了，三兄弟几乎花完了他们所有的零用钱。这种合买图书、合作描画与收藏的过程，使三兄弟之间的亲密程度达到了一般家庭的孩子们难以达到的高度。三兄弟的少年时结下的情谊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走向。

也许是喝过出身贫困的奶娘——庆太娘的乳汁的原因，鲁迅从小就无少爷习气，一生都对穷苦人充满了同情。在屠家小店有一位外号叫“豆腐西施”的老板娘——宝林大娘每年都要出面筹款，在她家小店附近搭戏台，请卖唱的女人去唱花调。宝林大娘有一个被称为宝姑娘的女儿，从小就被许给位于深山里的一家远亲，但宝姑娘本人并不愿意，因此男方闹到抢婚，宝姑娘被抢走后又被抢回来，几经周折才得以解除婚约，可是经过这样一闹，闹得满城风雨，宝姑娘名声受损，从此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见人，没有几年便郁郁而终，一命呜呼了。曾几何时也是“豆腐西施”家小店门外花戏小看客的鲁迅，后来在《祝福》里所写到的祥林嫂，就有这位宝姑娘的影子——相似的遭遇，一样的凄惨结局。

那一年，鲁迅将近八十岁的曾祖母去世，因为是家族里最为年长的人去世，所以丧事办得很隆重，从天津赶回来奔丧的祖父，单单在路上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彼时正值年关，人手缺乏，家里请了短工章福庆来帮忙，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名叫运水的，也进了城来玩。鲁迅那年十二、三岁，运水比他大两三岁；“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少年便是鲁迅小说《故乡》里的闰土了。

少年的鲁迅对年纪相仿、乡下来的运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运水满肚子的稀奇事物，深深地打动了鲁迅年少的心，深深地勾起了他对那神秘、离奇、有趣的农村生活的无尽向往与好奇；而鲁迅作为周家“少爷”的毫无门第之见，平起平坐的一副不耻下问的讨教模样，也使运水闭塞的内心不由得为之敞开。少年密友最为难忘，就存在于相互的这一片纯真之间。

“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们都曾为了这份友谊洒下过男儿的热泪，然而现实似乎永远是残酷的，他们终归于分道扬镳，天渊相隔。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见这位与他情投意合的默契的朋友，曾使得他在一段时间里整日思念，天天期盼相见。然而，这份友谊最后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定格成了这样一副美妙的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

关于故乡，除了寿镜吾老先生，也许运水就是鲁迅最为怀念的人了吧！

时过境迁，二十几年以后，等到鲁迅回到故乡处理举家北迁的事情，再次与运水相见时，那种隔膜分明已经难以消除了——一见面，满脸皱纹的，一副农村老头子模样的运水不再像少年时那样与他很亲热地打招呼了，而是卑怯地叫了他一声——“老爷”！

有时候，痛心，是一副“清醒药”，它使鲁迅深刻地思考制造这种悲剧的社会悲哀所在。带着周家赠送的好几样物用，带着和“少年闰土”拥有相似模样打扮的儿子，运水走了。他的这一走，也永远地带走了鲁迅少年时的美好憧憬，不过，这样的别离在鲁迅的心里却也并不是只有悲哀，因为这种悲哀只能让鲁迅更加沉默而有力地战斗！

不过，与亲兄弟之间相比，与运水的交往都是更加短暂和片断化的。因为，周家三兄弟之间的命运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他们有过一起寄人篱下的经历（祖父犯案被抓时，他们躲进了舅舅家），他们有过一起共同玩耍、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过不为人知的兄弟一起“上阵”的时刻——有位绰号叫“武秀才”的家伙欺负过三味书屋的几个同学，为了打抱不平，鲁迅曾怀揣腰刀准备要教训他！

三兄弟自小听话懂事，彼此从来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与争闹，而且都有进取心。祖父坐牢与父亲去世后，家境日下，鲁迅渐渐感到了家族长辈们的不待见，就连玉田公公也因为一点事情就对他加以呵斥。于是，鲁迅逃离了家乡，考入了南京的新式学校。这时，二弟跟着祖父在杭州读书，三弟因为身体不好，在家自修。兄弟之间于是常常诗文互答，互相激励，互通消息，戚戚然感情弥深。后来二弟考入南京水师学堂，与大哥的陆师学堂所在距离不远，二人经常步行互访，有景同游、有书同读，甚是相得。

1902年鲁迅从陆师学堂毕业以后，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东渡去了日本。在日本，鲁迅接受了新的生活，积极追求进步，入学第一年就剪掉了辫子，成为了当时他所在的江南班级中的第一人。

一年后，鲁迅回国探亲，二弟周作人闻讯从南京赶回家，三弟周建人也正在家中，三兄弟共聚在母亲的膝下，不过此时的三兄弟都已经是颇有思想的青年了。

三兄弟昼夜相谈，难分难舍。

鲁迅告诉二弟，一定要等待机会，设法去日本留学。看着两位哥哥都是壮志在胸的样子，三弟周建人也非常希望出去求学，他也为此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可是在这最后的关头，母亲却哭了，母亲对他说：你们都走了，那我怎么办呢？

显然这多少有些出乎三弟周建人的理解，因为前面的两位哥哥都自由地高飞了。周建人一开始还在劝说母亲想开点，但是母亲却不肯放他走。虽然周建人也想陪着母亲相依为命，为她减少孤单的痛苦，但是他的内心依然是那么不甘心！

对此，两位哥哥都沉默了，他们都知道这个疙瘩的难解。最后，大哥这样告诉三弟：你如果留在家里，一面可以自修，一面可以料理家务，照顾母亲，母亲可以放心，我们在外面也可以放心。以后我们学成回国，我们兄弟还在一起生活，挣钱一起花，永远不分家。

对此，三弟依然是有苦难言的。他在内心深处是不希望让别人来养活的。他最后沉默了。

经过两位哥哥一起琢磨，三弟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周建人”。三弟高兴地接受了，从此他以这个名字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显然，这是三弟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而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牺牲。

在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兄弟在河岸边分手道别：一个去日本，一个去金陵，一个回家。

1906年，因为母亲的一再催促，鲁迅迫于无奈回家与朱安完婚。此时二弟刚刚获得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所以婚后第四天，内心抑郁的鲁迅便带着二弟周作人一起乘船去了日本。

到了日本以后，兄弟二人住在一起，生活与学业上彼此都得到亲密的照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兄弟二人因为大量买书而变得穷困潦倒，内心却不亦乐乎。二弟似乎应该更加逍遥自在，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基本都由大哥悉数代办，照顾得很妥帖。

为了得到筹办文学杂志的资金，兄弟二人密切合作，翻译了很多英文和俄文的著作。鲁迅擅长俄文，偏爱短篇小说，而周作人擅长英文，偏爱中长篇小说。这段时间，二人思想相近，共同奋斗，成就斐然，可以说这是中国翻译界的一段佳话。

为了照顾老家母亲与三弟的拮据生活，也为了让婚后的二弟能够继续完成学业，鲁迅放弃了继续深造的计划，开始了回国教书的生涯。然而在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后，他的薪资实在难以支付两处的开支。二者舍其一，鲁迅只能选择让“乐不思蜀”的二弟回国工作。一切都那么无奈，二弟最后无奈地放弃了他眼中的“第二故乡”——日本。其实，这时周建人也开始工作了，不过薪资相对来说却少得可怜。

不久，在绍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喜事——周建人与其二嫂的妹妹相识并结婚，就是说中国的兄弟俩娶了日本的姐妹俩，所以这不能不说是绍兴一桩罕见的喜事。

因为对家乡以及整个南方教育的失望，鲁迅北上到了北京。之后，鲁迅为二弟谋得了在北大担任文科教授的工作。三弟则继续留在绍兴工作。

很快，在北京任职的兄弟二人，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旧论战中共同作战，他们的才华因为得到充分的释放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逐渐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鲁迅和周作人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获得了颇丰的稿费收入，使他们举家北迁成为了可能。1919年，经过近一年的准备，鲁迅独自一人完成了在北京八道湾买房的壮举（其中也独自借了一些钱），兄弟三人等全家十三口人于当年年底搬了进这个很大的宅院——显然，大哥在兑现和实现当初对三弟说的“一家人永远不分家”的许诺与梦想。

安定的家庭生活使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鲁迅迎来了人生中的创作最高峰，他的代表作《故乡》、《阿Q正传》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然而，人生难料，岁月如梭，时间到了1923年的某一天，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骤然间发生变故——到了无话可说，甚至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此前约一年左右，三弟周建人因为不愿意被二位哥哥养活已经离开八道湾，独自去了上海）。纵观古今，兄弟睨于墙的事情数不胜数，不料却也发生在如此亲密的兄弟二人身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二人的不和？这是一个迷，任何的试图的解答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当事人都没有任何明确的书面说法，所以人们只能停留于猜测。然而，即便是猜测，我们也需要一个较为准确的谜底，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因为——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妇，而周作人又自小就比较懦弱，所以他在悍妇跟前一直唯唯诺诺、偏听偏信；而这个日本女人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特别爱摆阔，弄得鲁迅常常还要靠借钱来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鲁迅的所有薪水都是交给他的二弟媳处理的），时间久了，鲁迅自然要说她几句，然而不料这个日本女人怀恨在心，竟然对周作人说大哥要非礼她。周作人大怒之下，当即写信与大哥绝交，兄弟二人一生就此断绝来往。对比当初兄弟三人北上同居一院其乐融融的情形，此时此刻是何其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