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卷头语

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有着它十分坎坷的历程。如果把它比作婴儿的话，作者是经历了长期的阵痛才把它生下来的。我这样写，绝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实因它和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磨难，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新中国历史的晨钟声中，我曾两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国第一支拓荒者的队伍——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锅里的苞米粒饭，同在一间茅屋里的大炕上滚。我爱上了这茫茫草原，并和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成为知心的朋友。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描写拓荒者艰苦创业生活的宏愿。为此，我拄着一根防狼棍子，在长满齐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继访问了天津和哈尔滨青年垦荒队。当我带着北国霜尘回到北京，伏案准备写这部小说时，人所共知的那场1957年的政治旋风，卷走了我手中的那支笔……

在那漫长的改造生涯中，最初，我曾一度放弃了写这部小说的意念。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甚至在梦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那开满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罢而不能了。我再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那些让我魂牵梦萦的同时代人写出来，以了却我的夙愿。可是怎么写呢？当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京西一个山沟沟里，干着盖疗养院的“赎罪”劳动：白天，抡着铁锤开山破石；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到更深。一天的劳动之后，浑身就像散了骨架一般，哪儿还有提笔写作的精力呢？！即便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手也难以伸出被窝。因为我们住的帐篷，在严冬时节不生炉火，因而无法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变成文字。没有办法，只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返回京城休息时昼夜进行笔耕。虽然，这对于自己是过于严酷了，但思想沉湎于北大荒的沃土之中，倒也是苦中有乐。

小说初稿的进展是神速的。我把它命名为《第一片黑土》。按说，我呕心沥血地写这部同时代人开拓北大荒的小说，虽然说不上是积极表现，也绝非一种“反改造”的行为吧！但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因为我向党“交心”时谈及了对反“右派”及“大跃进”的真实看法，于是我写这部充满献身精神的小说，亦被视为反党的行为，写进了送我去劳动教养的“结论”之中。机关保卫部门对我进行了查抄。几年后，劳改单位将这部长篇手稿退还给我，上面虽然批注着“小说没发现问题”的字样，但结论却不能更改——我为写它负荆戴冠，因而这部小说的分娩是带着时代的血痕的。

不管怎么说，小说手稿是退给我了，这对于身陷囹圄的我来说，是个最大的安慰。我借着劳改队休假之际，把手稿带到家中叮嘱我母亲：家中什么东西都可不要，千万不能把这部二十七万字的稿子给丢掉。到了“史无前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年代，我的这部手稿到底还是和我的藏书一块儿化成了纸灰，飞上了九天……

惋惜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当1979年党召回她蒙冤的儿女后，我当即恢复了重写这部长篇的力量。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百废待兴，迫于革命良知，我暂时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设想放下，投入了“反思文学”的创作。在写《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等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了《北国草》的重新构思。因为时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重写50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说，既有一个站在历史高度剖析生活的问题，又有一个历史感和时代感融合的问题。当初，杨华、徐世华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第一犁黑土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拥有四十八万亩土地、每年上缴国家七八千万斤粮食的宝地；小伙子杨华从一个垦荒队队长，已经变成一个国营农场的副场长；姑娘徐世华，经历了北大荒的生活磨炼，已经成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我该用多大的篇幅，才能把这些生活的巨变描绘出来呢？这时，当年的垦荒队队员——现在的机械修理能手杜启发，从北大荒来北京探亲，特意来家里看望我。他建议我着重描写他们初到北大荒时的创业艰辛，刻画出5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采。他的话对我很有启迪，我决定把作品的立脚点放在80年代，把视线的焦点对准50年代，力求使这部长篇小说既有历史感，又具有新时期的特色——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是写给当代青年朋友们看的，不注意到这一因素，作品将会为之失色！

艰苦的笔耕又一次开始了。

我重新翻开我的朋友——拓荒者文俊峰送给我的“垦荒日记”。这厚厚的日记本，跟随我走过漫长的“驿站”，我把它和少许几本我最爱的书，放在每个“驿站”的枕边。我曾无数次地翻阅它，今天，我又把它翻开了。但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这个对敌人疾恶如仇、在朝鲜战场上因枪毙两个美国战俘而犯过错误、对伙伴却无比宽厚豁达的小伙子，在不久前因雷汞爆炸而双目失明了。当初，他把“垦荒日记”送给我，就是为了叫我写出描写拓荒者生活的书，如果这部长篇不那么多灾多难的话，他也许早就读到这本书了。现在，我恢复了写作的权利，他却无法目睹这部书了。我抚摸着这厚厚的日记，心里确有负债之感。为了偿还良心上的债务，我星夜兼程地写、写！我把他挥手之间枪毙敌人，却怎么也不忍心枪毙两匹病马，以及误伤小马驹的真实情节，都写进我的长篇小说里了。

还应当感谢在我危难中保护我的亲友，在我身陷囹圄之时，他们为我保存了我在荒地生活的笔记。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些笔记本中的纸页虽已变黄，但我拄着防狼棍子走访天津、哈尔滨青年垦荒队的足迹，仍然历历在目。翻开残破不全的纸页，草原的风扑面而来，那么多青年朋友的形象跃出纸面。他们使我热血沸腾，他们给了我坚毅的力量。

我沉睡了多年的童心被他们唤醒了。

我仿佛回到了50年代青春的摇篮中。

记得，我在哈尔滨青年垦荒队生活的日子里，曾看到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一个垦荒队队员从狼穴里掏来了三只待哺的小狼崽，这个调皮而善良的年轻人，像喂养婴儿一样喂养它们，给它们找兔肉和狍子肉吃，以求能驯服感化这三只小狼崽。但是这个小青年的善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有一次他把手伸进笼子里喂食时，一只小狼崽一下咬住了他的食指，几乎把这个小青年的食指咬断。这个小青年哭着对我说：“你看，我是一片好心，想不到……”我说：“小兄弟，你应该认识大自然的严酷，仅仅用善良是没办法感化北大荒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对他起了作用，他用手绢缠住流血的手指，把三个狼崽从笼子里揪出来，挂在一棵小柳树上，拿来车把式用的大皮鞭子，挨个抽打这三只狼崽。他还嫌不解气，又在鞭梢上缠上了细铁丝，抡圆了鞭子狠狠地抽打着，每抽打一下，狼崽就发出嗷嗷的叫声，直到这三只狼崽伸腿瞪了眼，他还不住手地疯狂地抽打着。这个小青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虽然我没有把这个生活细节写进小说，但是他使我孕育了小说中石牛子这个人物形象。

因而，应当说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虽是以北京青年垦荒队为背景，但是融进了北大荒各个青年垦荒队的生活。关于小说创作，鲁迅先生在回答《北斗》杂志社提问时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我在写这部长篇时，极力摆脱生活中人物原型对我的羁绊，开阔眼界，驰骋思维，不但把北大荒几支垦荒队的生活熔于一炉，还把50年代青年人所共有的基本素质，糅进了小说的字里行间。因为写小说不是照相，而是高难度的艺术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它的最高使命在于塑造出各种不同的艺术典型，使读者既能透过作品，管窥一定历史时期的面貌，又能得到美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虽然是以北京青年垦荒队为背景，但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已跨越出北大荒这个单一的生活舞台，表演的是50年代一代青年人的戏剧。我很怀念50年代，我用笔表达了我对过早流逝了的春光的眷恋，我用笔表达着我对同时代人的一片挚情。

今天，我把50年代青年的群像，呈现给读者了。但面对厚厚的稿纸，自愧之感油然而生。因为落墨在稿纸上的东西，远远没能描绘出他们的理想、情操和对事业、爱情的执着追求。惭愧之余，唯一能自慰的是，我没有拔高他们，力求能概括当时的生活，再现50年代的青年形象。他们虽然都绝非完人，但他们的心灵是美好的——他们没有愧对青春这个圣洁的字眼，他们没有虚掷大好年华。

小说在1983年《收获》连载之后，我接到很多青年朋友的信函。我想，青年朋友对它所以如此热情，并非我笔墨之功力，而是80年代青年和50年代青春儿女灵犀相通之故。在青年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对《收获》的发表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以求不负青年朋友们的期望。

谨将此书献给当代的青年朋友！

谨把此书献给50年代的一代风流！

谨用此书告慰垦荒烈士马俊友的母亲——因为她把唯一的儿子，献给了北大荒的沃土……

1983年7月20日夜于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