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该从哪儿说起呢？从我认识她那一天说起吧！

那是在1946年底，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像开天的春雷，向人们预报着春天并不遥远了。北京（当时叫北平）——这个国民党盘踞的巢穴，表面上依然是醉生梦死、歌舞升平；但靡靡之音的旋律里夹杂着警车的尖厉噪音，国民党军统局，对地下党进行疯狂的逮捕。

我当年十九岁，是国立艺专的学生，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支部被破获，几个同志被装进了囚车。我记得那正是初冬时节，天空飘落着零星的雪花，我刚给一家电影院画完广告画，带着满身的油彩走出影院门口，一辆三轮车的铜铃“丁零丁零”地在我身旁响了四下——这是交通员送来的危急信号。随着这急促的铃声，一辆挂着棉帘的三轮车，停到我的身边。交通员一挑棉帘：“起风了，快上车吧！”我刚刚坐进三轮车里，一辆警车便停到影院门口，从车上跳下来十几个持枪的便衣，冲进了电影院。

三轮车在狭窄的马路上疾驶着。

我隔着棉帘，轻声地问：“去哪儿？”

“恒泰——”

恒泰粮店坐落在前门外珠市口一条小巷拐角的地方，“二掌柜的”是我们支部的领导人。傍晚时分，街道上已经亮起盏盏灯火，车停在粮店门口，我轻轻地叩打粮店板门。门开了，谁能想到迎接我的不是领导同志，而是闪亮的枪口。

我好在血气方刚，扭身擦墙就跑。

地下交通员显然也被这突然变化惊呆了，但经过紧张的刹那思考之后，立刻装出追我的样子，张着两只手嚷道：“哎！哎！这位顾客怎么不给车钱就跑？”他高扬着两只手，实际上是拦挡着追击我的特务，给我争取脱身的时间。

借着这片刻混乱，我拐出小巷顺着前门大街往南飞跑。“砰——砰——”的枪声，在我身后响着，子弹打在我身旁的电线杆上，溅起了股股火星。

“抓共党——”

“抓匪谍——”

追击我的特务在我身后狂喊着。

老弟！我真要感谢前门外那破烂的地理条件。没有那么多七枝八杈的小胡同，老弟！我1957年当不了右派，今天也就跟你喝不上这杯灭妖酒——我早就去找马克思报到去了；但是珠市口附近偏偏有那么多小胡同，仗着天黑，我东绕西拐，见一家大门亮着门灯，便一闪身躲了进去。

我靠在房角的阴影里，开始打量这个院子，房子都是单间，每间房子里都亮着灯火。天哪！我是跑到哪儿来了？是旅店？不！旅店没有这样浓的脂粉气息。我静了静心思，听见一个留声机里正放着京剧《斩黄袍》的唱段：“孤王酒醉桃花宫……”

为了弄清环境，我朝靠近我那间屋子的窗帘空隙望去，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室内一个床榻上，躺着一个身穿花条睡衣、打着响雷般呼噜的家伙；一个年轻的姑娘，正站在地上默默垂泪……这一下，我明白了，这是人间地狱，是苦井的最底层。

我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之中，正想返身夺门而出，可是追踪我的特务在街巷上喊着：

“他钻进了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妓院集中的街道）。”

“搜！”

时间紧迫，再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我看看这个院子的院墙较矮，想翻过墙头跳进另一条小巷逃跑，但就在我双手攀住墙头时，不小心碰下来一块瓦。老弟！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意想不到一件小事，能影响你未来的全部生活；我如果没有碰掉那块瓦，翻墙出去，我就不会认识她了，但是偏偏碰掉了一块瓦，发出“叭”一声响。

“谁？”

一个穿着素花棉袄的姑娘，出现在我身旁，借着微弱的街灯光亮，我一眼看出，她就是刚才我看见的那个默默垂泪的姑娘。她顶多有十六七岁的样子，稚嫩的脸上挂着没有擦净的斑斑泪痕。

“我……我是一个油漆匠。”我说。

“到这‘下三处’干什么来？”她眉头微皱，一双大眼睛审视地望着我。

“我……我走错门了。”

“为什么不从门口退出去，偏要跳墙？”她追问着。

“……”我被她问得无言以答，张开嘴却说不出话。

“是个小偷？”

我摇摇头。

摇头之际，追踪我的特务呼喊声越来越近了，我顾不得再和这个姑娘答话，双手又攀住了墙头，想弓身跳上墙去，可是这个姑娘猛然拉住了我的胳膊，低声地问：“你是共产党？”她话音问得很轻，轻得就像一团棉花落地，但我听起来仍然像是九天惊雷。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而是惊奇严肃地望着她。我心里想：这里有许多受摧残蹂躏的苦井姐妹，也许会指给我一条逃跑的路。

在她看来，我不表态就是对“共产党”三个字的默认。她马上左右巡视了一下，用手拉起我的衣袖说：“快——跟我来！”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不动，她有点着急了，低声对我说：“墙外是一条死胡同，紧挨着警察分局！”

我略略思考了一下，尾随着她走进室内。我第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着一支“勃朗宁”手枪，衣帽架的军大衣扣子上，国民党的党徽闪亮发光。我本能地收住了脚步，继而想抽身退出屋子；那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酣睡的“肥猪”，又摇摇手，示意我不要出声。同时，她的另一只手，把我衣袖拉得紧紧的，一直把我拉到一个衣柜旁边，拉开衣柜的大玻璃门，轻轻吐出一个字：“快——”

我迟疑不决地望着她，想尽量从她的眉宇之间判断她是否可靠。因为我听人讲过：来“下三处”当妓女的姑娘，虽然都来自受苦的阶层，但在旧社会这口大染缸里，有的挣扎反抗，有的随波逐流，已经失去原来朴素纯洁的本质，何况，就在这张床上还躺着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哪！

她分明看出了我的心思，长而黑的睫毛包围着的大眼睛潮湿了。透过水汪汪的目光，我看到同情、关切、忧虑和焦急……人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在这样紧急的刹那之间，即使是最高明的演员，也掩饰不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于是我信任地向她点点头，顺手抄起一根炉子旁的捅火棍，躲到衣柜之内，她立刻锁上了衣柜的拉门。

老弟！我很难准确地向你述说我当时的心情。我很紧张，在一片嘈杂的“搜匪谍”声音中，我手里紧握着那根铁捅条，从小小的钥匙孔洞里向外望着，我时刻准备着做拼死的斗争。

那个姑娘愁楚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在打着什么主意，她用手卷了两个纸捻儿，对着床上那口“肥猪”鼻孔捅了两下，那个家伙打了两个喷嚏，翻身坐了起来，他睡眼蒙眬地：“你这个小滑头，把我灌醉了，你……”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说，“你……你倒溜了！”

“长官！有人要到这间屋子来抓什么共产党。”

姑娘话才落音，已经传来叩门声。那个穿着睡衣的军官，拉开窗帘的一角，怒气冲冲地朝院子里挥着手：“都给我滚——滚——”

我站在衣柜里，压制着狂烈的心跳，心里由衷地感激那个姑娘，原来她在把这个军官当成屏风，以阻挡特务对我的追捕。但我的惊喜很快变成了失望，那两个追踪搜捕我的特务，并不因军官的训斥而停止敲门。他们一边打门，一边讥讽地骂着：“老客！是打搅了你的好梦了吧！对不起，老子的任务是搜共产党，天皇老子的屋也要搜——”

院子里响起一个徐娘半老的声音，大概那是老板娘搭话了：“我看算了吧！这间屋子里的客人可是个大长官，凤妮还是个没开苞的黄花闺女，你们……”

“叭”的一记耳光声，老板娘的声音哑了。

形势急转直下，我浑身冒出了热汗，隔着衣柜的门板空隙，我紧张地望着那军官的反应；这个肉球似的军官，气得浑身哆嗦，他匆匆披上军服上衣，“哗啦”一声打开了房门，双手叉腰地站在门口。两个持手枪的便衣，毫无退让之意，两步闯进屋子，用手电照照床下，又用手拉拉衣柜的拉环。

这一瞬间，我手里紧紧握住那根铁捅条，几乎不再存有逃脱的幻想；但是这个叫凤妮的姑娘，尖着嗓门喊叫了一声，用身子挡在衣柜之前，喊着：“怎么，要行抢啊！”

那个肥胖的军官，披着军服上衣，缓缓地走了过来，他一手掰开便衣拉着衣柜的手，怒目而视地说：“我看你们也太放肆了，谁派你们到这儿的？”

尖嘴猴腮的特务不屑地瞟了军官一眼，满不在乎地用嘴吹吹手枪枪口：“不说不知道，说了吓死你，二厅（即军统局）直接下的令，你——怎么着？”

肥胖的军官已经气得面无血色，他抡圆胳膊给了尖嘴猴腮的家伙一个耳光，同时用他颤抖的手指，从上衣口袋里夹出来一张名片，扔在地上。两个特务拾起名片，只看了一眼，就立刻呆愣住了。那个吃了耳光的“瘦猴”，点头哈腰地说：“怨我们弟兄有眼无珠，不知道您就是二厅的邹副主任……”他一边说，一边后退；退到门口，想扭身出屋时，军官严厉地喊道：“站住！”

两个特务笔直地站下。

“我告诉你们，这个逮捕令是我签署的。”这个军官抖了抖披着的军衣，冷峻地下着命令，“要是叫这个共产党跑掉，小心你们脖子上那个吃饭的家伙！”

两个特务连连称“是”，转身出门了。

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时我才感到浑身汗如水流，攥着铁捅条的那只手，都麻木地失去了知觉。我很想在这狭小的衣柜里，活动一下身躯，不行！狼虽然是走了，虎还盘踞在我的身旁。老弟！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时我好像忘记了自己身处困境，内心深处却为那个年轻的姑娘担忧起来。“凤妮”这个名字，使我判断出这是个从农村沦落到火坑的少女；刚才的行动，已经证明她是无产者队伍中的一员；特别从老板娘和特务的争辩中，知道她还是个没有失去贞洁的姑娘，不禁从心里升起肃然的敬意。

隔着衣柜的薄薄木板，我已经听见那个二厅的军官，向那个姑娘倾吐人类词汇中最肮脏的语言了，我的血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我握着铁捅条的手在发颤，我是多么想破门而出，给这个衣冠禽兽以重重的一击啊！我听着衣柜的门板之外，有姑娘的喘息和奔跑声，又听到“肥猪”追逐的沉重的脚步声。我没有勇气从钥匙的小孔里向外看一眼，但我想象到那军官此刻一定像只秃雕一样，张开扑食的翅膀，把利爪伸向那只飞逃的“小鸟”。而那只“小鸟”，正在围着屋内那张圆桌奔跑，和吮血食肉的“秃雕”周旋……

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善良和丑恶、纯洁和淫秽的搏斗使我无法呼吸。我实在忍无可忍了，用手去推衣柜的门板，这时我才想起衣柜的门是上了锁的，我正要呐喊一声“同志！开门”！室内“哐啷”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倒落下去；我还没辨别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过来了，钥匙孔响了一下，衣柜的门被打开了。

“叫你受惊了，同志！”她淡淡地、带点抱歉的意味，低声地对我说。同时，她扬起一只手，用手背抹了抹脸上的热汗。

我惊讶得吐不出一个字，因为我看见她另一只手，正握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剪刀；而那个肥胖军官，仰面朝天倒在圆桌之旁，心口上涌出来的血，渗红了睡衣，流了一地。

“你？……”我激动地握住她擦汗的那只手。

她脸色苍白，但却出奇的镇静。她向耳后拢了拢散落下来的一绺黑发，愁苦地笑了一下说：“不瞒你说，这把剪子是给我自己准备的；我虽说是个被拐骗来的农家女儿，可我也是个人哪！我想我实在躲不过那一天，就用它打发了自己……没想到，这把剪子先扎进他的胸口，也许是……”她沉吟了一下，流露出一丝真挚的喜悦，“是……有个共产党在我这间屋子里，给了我杀‘猪’的勇气。在乡村我连杀猪都不敢看一眼，可是今天我却亲手杀了人……”

她说得那么安静自若，说到后两句话时，嘴角竟然露出一丝淳朴的笑意；好像她不是在说杀人的事，而像说捏死一个吸血臭虫般轻松。老弟！我站在她的对面，真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才好，我紧张地思考着，我该怎样处理眼前发生的突然情况。

她看我沉默不语，反而像个小大人一样安慰开我了：“同志！不用急，你只管走你的，穷人家女儿一条命，能换一个共产党员的命，我心甘了。”说到这里，她像想起什么事情，泪脸上带着一丝绝命前的苦笑说：“我只求你一件事，不多，就一件，你能答应吗？同志！你说话呀！”

我的心如火焚刀割，茫然地点了点头。其实这个点头并不意味着答应，也不说明不答应，而是在紧张思考中的机械动作。我想的，显然和这个姑娘想的是两条思路，我在想，万一这间屋子闯进一个人来怎么办，该怎么样给这个姑娘一线生机。

她看见我对她点了头，十分信赖地对我说：“这样，我死了也能合上眼了。我家是安徽凤阳人，我很小的时候，哥哥跑进了大别山，听人说当了共产党。我随着爹娘逃荒要饭，因饥寒交迫，爹娘饿死在津南杨柳青，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进了天津去找一个远亲叔伯，他是个大烟鬼，第二天就把我送到北平，卖到这‘下三处’来了。老板娘揪我头发，打我嘴巴，叫我……叫我……我咬紧了牙，死活不干这种营生，到今天，我石凤妮还是个没有败坏穷人骨气的女儿家。同志！你是共产党，托你把我的情况，想办法告诉我哥哥吧！他叫石小虎……你记下了吗？”

听着她低声絮语，我的五脏六腑都像着了火……老弟！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面对着国民党的屠刀，面对着白色恐怖，面对着火与血的洗礼，我没有一丝畏惧，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今天，在人类苦井的底层，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淌下我的双腮。站在我面前的石凤妮——这棵血雨腥风中颤抖的小草，不正是中国受苦阶层的命运缩影吗？我激动地握住凤妮的双手，使劲摇着：“小妹妹！你怎么能想到死，应当生活下去，在斗争中求生！”

她睁大惊奇的眼睛望了我半天：“生？”

“对了。生！”

这似乎是她从没想到过的字眼，她紧咬着嘴角默默地打量我，好像这个字眼对她说来是飘在遥远天际的彩霞，简直像大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虚幻缥缈；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掌心中战栗，由热而凉，由凉而冷，由冷而凝固成一块寒冰。她摇摇头，眼神黯淡地说：“中国这么大，我要饭走了半个天下了，没有生路啊！”我再一次紧摇着她的手：“小妹妹！有！”

“在哪儿？”她专注地望着我，面孔微微露出一点生气，就像是被人践踏倒了的一株小草，微微挺起了瘦弱的身躯。

“像你哥哥那样，到革命中去寻找中国的出路！”我把“革命”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我？革命？”她从我的掌心中，抽出去双手，悲凉地坐在圆桌旁的凳子上，双手托着脸腮，陷入了默想沉思。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认真地端详她。她身材略嫌纤细，这是苦难不断折磨她的结果。她有一张鸭蛋脸，黑密的细眉，两只像沉在水潭之下黑宝石一样的眸子，闪着凄楚的光。她鼻子、嘴角都长得端庄秀丽，若不是生活的煎熬给她前额过早地留下浅浅的皱纹，她完全像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少女，是画家难以寻觅的那种动人的脸型。

她想了好一阵，忽然站起身来，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又难以说出口似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又闭住了，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你说吧！小妹妹！”

“我……”

我提醒她这儿已成危险的地方，不能久留。她有点心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看，我……能革命吗？你要讲真话。”

她不等我回答，马上提出第二个问题：“共产党能要我吗？你别瞒我。”

我刚要说什么，她却抢先抛出她的全部心声：“同志！我虽然是没有失身的女孩儿家，可是妓女这个名声，会不会给革命带来侮辱？革命队伍会要我吗？”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焦急地等着我的回答。

我的心碎了，这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想了多少问题啊！但就是这个沦落火坑的人儿，是拯救我的阶级亲人；就是这个看上去无缚鸡之力的弱者，却亲手杀了二厅的国民党军官，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我激动地回答她说：“当然要，这把剪刀就是你最好的说明。”

她脸上泛起少女的红晕：“那你带我走吧！我能吃苦，我什么都不怕。”

我看看手表，已经深夜一点，时间提醒我们必须火速离开这里。但凤妮毫无惊慌之意，她说：“同志！你不必忙，这间是新开的高等客房，我不按电铃，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屋。你看，我们怎么办？”

我望着这个心细如丝、胆大如虎的少女，崇敬之感，冲撞心怀。我没有多说什么，摘下衣帽架上挂着的军官大衣，又穿上挂着党徽的国民党军官军服，把德式“勃朗宁”手枪揣进怀里——我此时此刻已经不是画广告画的艺专学生，而是军统局邹副主任的化身了。凤妮怕在院子里碰见人，认清面孔，她把军大衣的领子给我竖了起来，以掩人耳目。

“你还要带什么？快收拾一下！”我催促着说。

她欣喜得近乎发狂，又近乎痴呆，顾不得回答我的问话。她把那把殷红的剪刀在“胖猪”的睡衣上擦了一擦，装进我穿着的军大衣兜里，作为她走向革命的纪念，也作为她和人间地狱诀别的标志。

我再次提醒她说：“凤妮，你快收拾一下，时间已经不早了。”

“没有什么收拾的。”她用仇视愤懑的目光，巡视了一眼屋子，低声地说，“除了我自己，这儿什么都不是我的。”说完这两句话，她笑了——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欢欣的微笑。

夜，黑如墨染。为了混出这地狱之门，她挽起我的胳膊，装出送我走的样子，双双逃出这座不戴镣铐的“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