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活出来与讲出来(2)

【驾驭体验的难以表述之处】

人们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却无法确切地指出究竟要改变什么

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漂浮在意识的边缘。比如，简费了好大劲去弄清楚艾格尼斯是不是对她不友好，她还问我是否也这么认为。约翰最近似乎更多地谈起他的前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瑷嘉莎隐约感觉到这些天她的生活中音乐多了起来。所有这些代表性的模糊意识，充满暗示却并不可靠。假如我们通过讲故事把他们理清楚，细节就会展开，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和更明显的清晰度。暗示会变成领会，赤裸裸的真相会像面包的生面团般延展，感觉及与之相关的联想会显露出来。举个例子，诗人因为见到一棵树而感动，而这棵树只是他想说的内容的轮廓。当说起这棵树时，他可能会说这棵树在召唤他去爬它或者他想再一次扒下它的树皮或者它的枝桠形状如伞。而当人们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看见树时，那就只是棵树而已。对于那些说起这棵树的人而言，它们意味着更多。

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会对体验的难以表述之处予以特别关注。人们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却无法确切地指出究竟要改变什么。英格丽就是这样一种人，她在团体治疗中谈起一种兼有羞耻、恐惧和自我批评的笼统感受，与引起她感受的一切事物没有任何关联。她只是认为她“应该同时具备更多特质，变得更有信心、更成功、更有爱和更接纳”。但她的这一想法并不够强烈，无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真正的愿望。当我逼她清楚说明她到底为什么而感到羞耻时，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出，当她不赞同别人的时候她内心会发脾气，咬紧牙关，并且变得沉默倔强。她说，那就是让她感到羞耻的地方——她沉默的不诚实。突然，她的羞耻看上去没那么难以表述了，尽管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然后她接着说到她母亲总是宣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诚实，而当英格丽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她母亲又会受不了。当撒谎是不道德的而真相又不被接受时，英格丽自然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于是这么多年下来她便渐渐归于沉默并且忘掉了为什么会这样。

我尝试着让这个故事充实起来，便建议她与其卡在那个只能导致她僵化的关于真相的矛盾中，不如试着说说谎。我向她保证她只需要在这一刻这么做。她变得非常兴奋，她焦虑的样子看上去变成了放松的那种，甚至有些狂野起来。她轻描淡写地向小组成员们讲起了她所度过的极其难熬的一周，那一周里她屋里屋外辛苦忙碌，以致她的手指开裂指甲都崩了。她“打扫办公室，给植物浇水，干了很多很多活，写了很多很多报告，很多很多信”。

这时候，她仍然沉浸在撒谎的虚假状态，但她已经开始变得热心些了。当她突然意识到她想起了一些她平时不会提起的真正的事件，那些她为家里的人所做的一切，她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然后她换了一种状态继续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她最近如何在家招待一帮挪威亲戚的。她自豪地说：“我给这些人做饭，我招待他们，我听他们讲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挫折，我给他们倒饮料，清空他们该死的烟灰缸。我跟他们说挪威语，这样他们就会喜欢我，被我逗乐，我拥抱亲吻他们每个人，我以挪威人的方式打扫整个房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忙得的团团转。然后我把桌子布置得漂漂亮亮，铺上带花边的桌布，摆上鲜花和蜡烛。我甚至让我叔叔在晚餐前祈祷，这样他们就会感到宾至如归。我干了件不可思议的活儿……干这事时真的特别兴奋。”

这一瞬间，她悲凉地发现，在她的家庭里只有男人们才被允许滔滔不绝地讲他们的经历，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而女人们则被认为就该伺候人并且说话温和。这个觉醒让她不被重视的感觉清晰起来。到这一刻，她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而且她无法忽视她的家庭赋予她的角色。从那时起，她的羞耻感轻轻松松便消失了。

通过类似的细节呈现和详细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也可以确切说明其他难以捉摸的体验。举个例子，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而我正在接另一个电话，一个长途电话。我想等我打完这个电话再给她打过去，而她只是想知道我们当晚是否可以碰面。我明知道当晚不行，但我不想那么生硬地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她很熟，完全不需要讲究任何仪式，但我还是告诉她我一会儿会打给她，而不是直接跟她说不行。可当我打回给她的时候，她的电话又占线！打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于是我认定她在冷落我，可当我终于打通给她的时候她又相当热情。后来，当我跟我太太讲述这个故事的经过时，我意识到了我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东西。我其实是担心由于我平时说话不多可能让人感觉不那么友好。事实上，我相当友好，而且我的朋友们也非常接纳我的安静。讲出这个故事，我更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儿，而且从此不再受此困扰了。

【投身生活】

朝着承诺的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我们也利用故事将我们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读故事的回报之一便是读者会与故事中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找到一个新的多事之家去关心。比如，在读约翰·埃尔文的小说《盖普眼中的世界》时，我深深地将自己代入了他笔下的人物，以致当盖普年幼的儿子们其中一个在一场天气原因导致的汽车相撞事故中死去时，这件事让我悲伤了好几天才慢慢好起来。这让我始料未及，不过我可以接受这种投入，尽管这让人很不好受。我的悲伤说明我对小说中的人物有多感兴趣。很多读者并不想过多投入虚构人物们的生活中。事实上，埃尔文在一次电话访问中说起过他早年的一部小说，他当时收到了一封怒气冲冲的读者来信，这名读者抱怨说她再也无法信任他了，因为他将她置于她认为对她而言非常错误的境遇。他明白她的意思，尽管他觉得他写的东西本来是对的，他还是意识到他对读者负有的责任——虽说不是要令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但也不要变着法子摆布他们的情绪。

这种感受上的联结也是心理关系的一部分，它存在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说它虚构，是由于它高度非写实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个体只是在一起一个阶段，这层关系的边界因而只是比书本的实际边界宽一点；说它真实，是由于人们都有血有肉。此外，一个故事创作者的身份在心理学中比在小说中更加模棱两可。在心理治疗中发展出来的故事线索是共同创作的，治疗师和患者可以说是联合作者。有时候治疗师就像小说的读者，毕竟，他直接聚焦接收并且听得入迷的并非他自己的人生。按照尤多拉·韦尔蒂早先的意思就是，他通过留心听故事并且对正在展开的故事保持高度敏感，去判断这是一个好故事还是一个根本流传不起来的故事。有时候，他不仅听故事还会引导故事的发展。他可能会设定一些实验，来鼓励患者对治疗室内外所发生的一切都进行探索。他可能会解读、建议、或者引发。他可能会给予帮助并且让人长见识。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他的患者朝着承诺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不过，无论心理治疗师在做什么，他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单纯地投入到患者的故事中去只达到一半要求。另一半要求则是要保持那些批判性的能力，这对于识别出好的故事线的一些品质是必需的，就像一个编辑所做的那样。他在寻找的好故事的三大品质是一致性、导向性和可承受性，这中间的每一个品质都是引起改变的一个因素。

首先，要服务于一致性，为了获得真实的关注，必须保证故事结合在一起，每个部分最终属于整体。这种一致性需要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只要让听者体验到神秘莫测或者引人入胜的意味，有些不协调实际上反而会使描述更富刺激性。当不一致看起来好像只是一片混乱或者当一件事的必要后果没完没了地迟迟不出现时，听者的注意力就会涣散了。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体验的碎片，不过对有些人而言，可能这些碎片挺和谐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碎片则代表着分裂的人格。治疗师警醒着有选择地寻找机会去将矛盾的地方统合起来，以便这些碎片会被体验成复杂人性的有效组成部分。在基本的一致性中去发掘一个秘密时，一个人可能一口气说太长时间而没有把事情讲明白。无论如何，不协调常常是个人隐忧的根源。每个人都想要变得完整。

其次，治疗师和患者都有必要去感受他们正在演进的方向。有时候这个方向很清楚，比如得到一份新工作，更轻松地微笑，或者提出之前避讳的那些话题。有时候，尽管无处证明，进展可能实际上正在进行，而且在之后的某个时候会突然被觉察到。无论是读者还是小说家谁都不会允许很长时间毫无进展，治疗师和患者也不会容忍由于不对头的个人偏差造成的停滞不前。正如约翰·加德纳在《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书中所说：“普通读者需要一定的理由来继续翻页。两样东西可以让普通读者继续往下读，辩论或者故事。如果一个辩论只是一直说着同样一件事情，永远不从a进展到b，或者一个故事看起来不知将向何处演进，那么读者便会失去兴趣。”

有许多治疗阶段也反复研究同样的领域，每个阶段都以之前一个阶段为摹本。在这一点被修正前，即使是最扣人心弦的主题也会变得没有新意，甚至陈腐。绝大多数患者或者死板的人需要体验到进展，并且当他们体验到时，每一个进展常常孕育出一个新的进展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展是不可避免的，常常只是需要注意到它特殊的、有时候被忽略了的表现。成功就在那里，并非超乎寻常，但要认出它来就像创造它一样困难。比如，有个人说他想要变得让某群人更热情地接纳他。尽管他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也有很可观的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还是有点距离。我指出他经常在说出来之前想太多，也许正是这点造成了他与别人的距离感。而他坚信他不得不先想。我向他展示许多他未经思考已经说出来的东西。他很惊讶地发现的确是这样，而他只需要将他下意识在做的事情转换到期望的状态就行了。经过练习，他相信不假思索把话说出来是安全而且自然的。事实上，结果很快呈现在他与这群人下一次见面时，当时，他说话的流利度显著提升，而且他温暖的感觉得到了回应。

第三，至于可承受性，必须认识到，那些引发人们功能障碍的痛苦和不适感是存在分级的。无论是在小说中、治疗中还是日常生活中，在痛苦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都必须维持一个可接受的比例。幽默、讽刺、兴趣的多样性，冒险感、神秘感、爱，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困在他们自身痛苦里几乎不能自拔的人们所避免提及的故事元素。无论在一部小说里还是在生活本身里，这种人可能都只是让人感觉到短暂的有趣。小说家和治疗师都必须将压力完全去掉，以便他们的读者和患者能够保持新鲜感。对于治疗师来说，做到这点特别困难，因为有些人来的时候已经深陷这些折磨中而掩盖了其他的一切。无论如何，充满同情的支持、有用的信息、新的可能性的曙光、富于幽默感的观察、让故事逐渐展开的时间，甚至是药物治疗，都将会提升问题的可破解性。

下面是一个例子，说明一致性、指向性和可破解性会怎样进入一个患者逐渐展开的故事里。卡罗是一位35岁的室内装潢师，她与一个她喜欢却感到无法共度余生的男人结婚多年。他们目前分居了，并且，她必须决定是结束她的婚姻还是与他复合。她在两种设想之间举棋不定，一想到要复合她就感到几乎要得幽闭恐惧症，而一想到要拆散家庭，她也同样痛苦不堪，她的三个孩子爱他们的爸爸。她一遍又一遍反复念叨着这个喜忧参半的矛盾主题，一方面想要从婚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发现终结婚姻也令她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