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华盛顿同我一样喜欢搞恶作剧。记得那年7月一个炎热的午后，有两个小孩儿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是黑人小姑娘，梳着一束束用鞋带扎起来的螺丝锥一样毛茸茸的头发，另一个是白人小姑娘，有着一头长长的金色鬈发。其中一个孩子六岁，另一个大两三岁。那个年幼的小孩是个盲童——就是我，另一个是玛莎·华盛顿。当时我们俩正埋头剪纸娃娃玩儿，可是没多久就厌倦了这个游戏。我们俩又开始剪鞋带，还把能用手够到的金银花叶子都撸下来剪了。之后，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玛莎那像螺丝锥的头发上，起初她反对我打她头发的主意，但想到两个人轮着互相剪头发是个公平的游戏，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就这样，我们俩轮流玩起了剪头发的游戏，她抓过剪刀就剪掉了我的一束鬈发，要不是妈妈及时制止，她一定会把我的头发都剪光的。
贝拉是我们家的狗，也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它又老又懒，宁愿趴在壁炉旁睡觉也不愿意同我玩耍。我煞费苦心地教它我的“手势语言”，但它总是反应迟钝、心不在焉。它有时也会兴奋得浑身颤抖，跃跃欲试，然后就僵住不动了，就像狗儿们盯住一只鸟时那样。我并不知道贝拉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敢肯定它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这令我十分懊恼，所以，我的训练课总是以对贝拉一通乱捶作为结束。贝拉则会爬起来伸伸懒腰，然后轻蔑地吸吸鼻子，挪到壁炉的另一边又就地一趴，而我既无奈又失望，最后只有丢下贝拉出去找玛莎玩。
幼年时期的点滴散落在我的记忆里，像间隔种下的种子，让我对那沉寂、暗无天日、迷惘的生活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也对那段岁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记得有一天，我不小心弄湿了围裙，就把围裙展开，双手拎着围裙晾在客厅的壁炉边烘烤。我着急要穿烤干的围裙，所以往前走了几步，结果围裙正好碰到了燃烧着的炭灰。火一下子大了起来，火苗围绕着我，甚至连我的衣服都引燃了。我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惊动了我的老保姆维妮，她急忙跑过来救我。维妮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我憋得几近窒息，幸好她把火给扑灭了。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了一下，我并无大碍。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了储藏室里，她无法可想，只得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因为仆人们都在房子的另一边。母亲不停地敲打房门，而我则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咯咯地笑着，感受敲打房门的震动。这类令人头疼的恶作剧使我的父母意识到必须尽快让我接受教育了。记得在我的老师苏利文老师来了之后，我还逮了一个机会把她锁在她的房间里。当时我拿着妈妈让我带给苏利文老师的东西上楼，可是我把东西一给她，我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而且还上了锁，接着又把钥匙藏在了走廊的衣橱里。不管家人怎么哄，我就是不说钥匙在哪儿。结果，我的父亲只得搬来一把梯子，把苏利文老师从窗口接了出来，这出小把戏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儿。几个月之后我才交出了钥匙。
在我五岁大的时候，我们从藤萝覆盖的小房子搬到了一个新建的大房子里，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又有了小妹妹米尔德莱德住在那里。关于父亲，我最早而且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我摇摇晃晃地穿过一摞摞的报纸堆来到他身边，总是发现他独自举着一张报纸。我很疑惑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也会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他的眼镜，因为我想眼镜或许能帮我解开这个秘密，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我什么都没发现。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些报纸的来历——我的父亲是在对文章进行编辑校对。
我的父亲慈爱宽容，是那种极其眷顾家庭的人，除了狩猎季节，他很少离开我们。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猎人，有着一手好枪法。除了家人，他最爱的就是他的狗和猎枪。他还是一个极其好客的人，这甚至成了他的一个缺点，他很少有不带客人回家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们家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的西瓜和草莓是全镇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精选的浆果摘给我吃。他领着我在果树和藤萝之间穿行，爱抚我，只要我开心，他就更高兴。
父亲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在我掌握了语言以后，他常常会笨拙地在我手上拼写字词，以此来讲述他的那些奇闻逸事。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让我马上“复述”出来，再没有什么比我重复故事更令他高兴的事了。
1896年，我正在北方惬意地享受着夏日最后的时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死讯。他死于一次突发疾病，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就这么离去了。父亲的死亡是我人生中感受到的第一次巨大悲恸，也使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自己的认识。
我又如何描述我的母亲呢？她和我如此亲密，让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我的小妹妹视为一个“入侵者”。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心里充满了嫉妒。妹妹总是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里本是我坐的位置，但是母亲好像把所有的时间和呵护都给了她。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加剧了我的这种感觉，甚至让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既宠又恨的洋娃娃，后来我给她起名叫南希。实际上，这个娃娃只是我用来解气又喜爱的可怜虫，所以，她总是破衣烂衫的。我有会说话的洋娃娃，也有会哭和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像爱我的破南希那样爱她们。南希有一个摇篮，我经常花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放她在里面摇动。我精心地守护着娃娃和她的摇篮，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安静地躺在里面熟睡。现在只能做出这样的推论，那时我和妹妹之间根本就没有爱和亲情的纽带，于是我发起火来并迁怒于她，我冲过去把摇篮掀翻了，要不是母亲上前及时接住了她，妹妹也许会被我杀死的。所以说，当我们陷在备感孤独的幽谷之中时，我们对充满关爱的言行和友情所折射出的温柔情感并不接受。后来，当我重拾人类友爱的本性后，我和米尔德莱德变得心心相印，我们俩总会手拉手地去闲逛，虽然她不懂我的手语，而我也不明白她那些孩子气的语言。
【从孤独走向友谊的大门即将打开】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渴望与日俱增，仅有的几个简单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而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别人不理解时，我就会气急败坏。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牢牢地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挣扎着，尽管这挣扎徒劳无功，但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让我不得不去抗争，我抗争的方式往往只是哭闹和摔打东西，直至筋疲力尽。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就会钻进她的怀里，悲伤得已经不记得为什么发怒。后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发严重，随着我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表达和交流，这种狂暴情绪也爆发得越来越频繁，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发生。
我的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困惑之中。当时，我们家周边没有盲人或聋哑人学校，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人愿意跑到图斯昆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人们一度认为我可能无法接受教育了。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给我母亲带来了一线希望。母亲曾读过他写的一个故事，依稀记得故事里的劳拉·布里吉曼也是一个又聋又瞎的孩子，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但不幸的是，豪博士（也就是那位探索研究如何教育盲聋人的科学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说不定豪博士的教育方法也已因他的去世而失传。如果这方法万幸还在，那像我这样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偏远小镇的小姑娘又如何才能接受这种教育呢？
在我六岁大的时候，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他曾治愈过许多看似无望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看看是否能治好我的眼睛。
巴尔的摩之旅轻松愉悦，令我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同许多人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上面钻出小孔，我把贝壳串在一起，我喜欢这个游戏，很长时间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跟在他的身后。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那实在是一种很有趣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自得其乐，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一连好几个小时。
我的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是个滑稽而怪异的玩偶，大概是做得过于仓促，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脸上什么都没有，甚至凭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都无法辨认出那是娃娃的脸。可十分奇怪的是，我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唯独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好像没人能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突然，我灵机一动，难题解决了。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摸到了姑妈的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我把它们缝到娃娃脸上，姑妈把我的手放在她的眼睛上面询问我的意思，我使劲地点头。不一会儿，珠子就被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手舞足蹈起来。可是我很快就对布娃娃没了兴趣，旅途中有太多太多的新奇事让我的小头脑和手指忙活，根本没机会发脾气。
在巴尔的摩，切斯霍尔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不过他对父亲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且建议父亲到华盛顿咨询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博士可以介绍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父亲忧心忡忡，感到希望渺茫，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城市之间往来旅行非常有趣。虽然是个小孩子，可我马上就感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和同情心，当时他功成名就，而他依然平易近人，因此深受世人敬仰。他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他手把手地教我把怀表打开又扣上，我知道他理解我的手势，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次会晤打开了一扇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关怀、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阿纳格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波士顿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也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贝尔博士的意思是看看阿纳格诺斯先生那里是否有一位能教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阿纳格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件事发生在1886年夏天，可苏利文老师直到来年3月才到这里。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5]，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了我的灵魂，它不但给我的灵魂带来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是爱，是光，是希望。”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是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苏利文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天。一想到苏利文老师和我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被命运联系在一起，我心里就无限感慨。她来的那天是1887年3月3日，再过三个月我就满七岁了。
那天下午，我站在门廊里，似乎在默默地期待着什么。母亲在屋子里忙前忙后，我从她的手势里隐约地猜到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于是走出房门坐在台阶上等着。午后的阳光穿透门廊上茂密的金银花藤，暖暖地洒落在我仰起的脸上，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在那些熟悉的叶片和花蕾之间游移，初生的嫩芽仿佛在向南方的春日致意。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懊恼和苦闷已经折磨了我几个星期，低落的情绪让我此刻高兴不起来。
你曾到过浓雾笼罩的海边吗？一团白色的雾霭遮住了视线，脚下的大船焦急地鸣着汽笛，边走边用铅锤和探绳摸索着靠岸的航道，而你则慌张地等待着未知事物的发生，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我就像那艘漂荡在迷雾中的船，只是没有指南针和探绳，也无从知晓港口的远近。“光！给我光明！”这是我灵魂深处无言的呐喊，而就在这一刻，爱之光突然照射在我身上。
我感觉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就像迎接母亲那样伸出手。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就是来向我揭示万事万物的人，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她爱我。
老师到来之后的次日早晨，她领我来到她的房间，送给我一个布娃娃。这个娃娃是帕金斯学院的盲童们送的。劳拉·布里吉曼还给娃娃做了衣服，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娃娃的来历。我玩了一会儿娃娃之后，苏利文老师在我手上慢慢地拼写出“d-o-l-l”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努力模仿。当我最终正确地拼写出了这个单词时，我感到无比快乐和自豪。我飞奔到楼下，跑到母亲身旁，举起我的手，在手心上拼写出“娃娃”这个单词——“d-o-l-l”。当时，我并不知道拼写的是一个单词，甚至不知道那些字词是否存在，只是调皮地用手指加以模仿而已。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用这种懵懂的方式学会了拼写很多词，有“针”“帽子”“杯子”这样的名词，还有像“坐”“站”“走”之类的动词。但是，我是在和老师学习了好几星期后，才知道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