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重新树立我的自信心，老师说服我给《青年之友》写一篇短的自传，讲述一下我的经历。于是我在十二岁做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回首往日与命运抗争的点点滴滴，开始写自己的故事。对我而言，做这个决定是艰难的，我对它寄予厚望，不能容忍自己失败。
在老师的督促下，我谨慎而又坚定地写作，她知道如果我能坚持下去，我就能重新找回精神支柱，并且逐渐提高写作才能。在《霜之王》事件发生之前，我只是一个天真懵懂的小孩子，可现在我已经变得成熟内敛，并且有了对事物自己的看法。在那件事情的阴影中，在经过磨砺之后，我对生命真谛的理解逐渐清晰起来。
1893年的重要事件，是我在克利夫兰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去了华盛顿，后来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和世界博览会。旅行期间，我的学业有时会中断数星期之久，所以我不太可能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叙述。
我们在1893年3月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激动心情，我站在大瀑布的悬边上，从天而降的巨型水柱直冲谷底，地动山摇，撼天震地。大自然的雄伟气势震撼着我的心灵，涤荡着我的心绪，让我激情澎湃。
很多朋友都好奇我怎么能感受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壮美和神奇？他们总是问我：“这壮美的景色和恢弘的气韵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根本就看不见惊涛翻卷，也听不见巨浪咆哮，那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它们对我来说代表了一切。我虽然看不见也听不见，但能够从中感受到爱、信仰和慈悲。
1893年夏天，我和苏利文老师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一起参观了世界博览会。那几天我体会了太多太多的欢乐，许许多多孩子般天真的幻想都变成了美丽的现实。每一天我都在想象的世界里遨游，见识了来自地球其他地方的奇迹，新的发明，我的手指触摸的都是人类文明、智慧和技术的宝贵结晶。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大道乐园”。这里就像充满奇思妙想的“天方夜谭”一般，有我在书本里读到过的印度集市，有“湿婆”和“象神”的雕像；这儿还有金字塔、清真寺和开罗城的景观模型，长途跋涉的驼队列队而行；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威尼斯水道，每晚华灯初上，我们都乘船在城市里穿行。我还登上了一艘放置在微缩城外的维京海盗船。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也曾登上过军舰，现在我在维京海盗船上，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海员们如何扬帆远航，如何面不改色地面对风暴，在人们的耳边大声地咆哮：“大海是我们的！”他们独来独往，自给自足，凭借灵活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与大海搏斗，在海洋上立足，而不是像今天的水手那样躲在毫无生气的机器后面发号施令。他们是真正的男人，就像俗语说的：“男人只应做属于男人的事。”
海盗船附近还有一艘“圣玛利亚”号帆船模型。船长领我参观了哥伦布住的小船舱，里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四个玻璃杯。一件叫沙漏的小器物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感受到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在航行中的疲倦，他看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粒一粒溜走，而那些绝望的水手正策划推翻他。
好心的世界博览会的主席希金鲍瑟姆先生特许我可以触摸展会上的展品。于是，我像皮萨罗强盗掳掠秘鲁的珍宝一样，贪婪地用手指抚摸着博览会上的那些宝贝。这座西部的白色之城真像一个可以触摸的万花筒，每一样东西都让我觉得新奇，特别是法国的青铜雕像。这些铜像栩栩如生，我想艺术家们一定是在用人间的形象来雕塑他们眼中的天使。
在好望角展区，我了解了许多钻石开采过程的知识。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摸一摸正在运转的机器，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知道矿石如何称重、切割和打磨。我在淘洗槽中找到了一块钻石，人们都说，这是在美国开采的唯一一颗真钻石。
贝尔博士陪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地方，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展会上最有趣的展品。在电子大厦，我们试用了电话机、对讲机、留声机和其他电子发明，贝尔博士让我明白了信息是如何突破空间和时间的羁绊而在电线上传播，这就像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人间一样伟大。
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我对古代墨西哥遗迹产生了浓厚兴趣，粗糙的石器是那个时代仅有的记录——只有这些未开化的人类童年时期的简陋丰碑（这是我用手指触摸后的感想），在一代代君王和圣贤的纪念碑灰飞烟灭之后仍然留存下来；还有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但是我不敢去摸它。从这些遗迹文物中，我学到了比书本上多得多的人类发展的知识。
所有这些经历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词汇量。我在世界博览会里整整参观了三个星期，我从一个沉迷于童话故事和玩具的小孩子，一跃成长为关注现实、渴望了解世界发展的大人了。
【我在学习的特殊课程】
1893年10月以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自学了许多科目。我学习了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盲文法语语法书，在我知道了几句法语以后，我经常在脑海里做一些小练习，用随意想到的新单词造句，尽可能不去考虑是否符合语法规则和用法等技术性问题。当我发现书里标注了字母的发音时，我试着自己练习法语发音，显然这种方法对于掌握法语这个宏大目标而言太幼稚了，可是在细雨纷飞的日子里，我总可以用它来消磨时间，而且用这种方法所掌握的法语词汇足够我阅读有趣的拉·封丹寓言、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以及拉辛的《阿达莉》中的段落。
我仍然投入大量时间来提高讲话能力。我大声地朗读课文，为苏利文老师背诵我喜爱的诗歌章节，她纠正我的发音并帮我分辨断句和变调。就这样，我逐渐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状态中平静下来，在1893年10月，开始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学习一些特殊的课程。
那时我和苏利文老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尔顿，我们在威廉·韦德先生家做客。艾恩先生是韦德先生家的邻居，他是一位出色的拉丁语学者，所以我就顺利成章地跟他学起了拉丁语。艾恩先生是一个性格温和而又博学多闻的杰出人士。他主要教我拉丁语语法，不过也经常教我数学，可惜数学对我来说又难又没意思。艾恩先生还陪我一起读丁尼生的《悼念集》。我以前也读过很多书，但是从来没有以批判的角度来审读一首诗。我第一次知道了通过辨识作者的文风来了解他的作品，如同我通过握手来辨别朋友一样。
起初，我并不喜欢学习拉丁语法。因为要对所遇到的每一个单词进行分析，属性、所有格、单复数、阴性阳性等，即使词义一目了然，在我看来实在是浪费时间。我想描述宠物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目，脊椎动物；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属，猫科；个体，虎斑猫。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变得越来越有兴趣，并且语言之美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常常以阅读拉丁语的文章为乐趣，我把能理解的词挑选出来，仔细玩味其中的含义。从那以后，我一直坚持这项娱乐活动。
我想当一个人开始熟悉某种语言时，没有什么能比用这种语言描绘出的倏忽即逝的影像和情感更让人着迷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塑造出的思想灵感在脑海里闪现。我上课的时候，苏利文老师就坐在我的身边，她把艾恩先生说的话在我手上拼写出来，还帮我查找生词。就这样，在回阿拉巴马州老家时，我已经开始读凯撒写的《高卢战记》了。
【在赖特休梅森聋哑人学校】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聋哑人语言教育促进协会”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协会安排我去纽约市的赖特休梅森聋哑人学校学习。1894年10月，我在苏利文老师的陪同下去了那里。这所学校专门进行高级有声文化和唇读训练教育。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两年之中，除了这些必修的科目，我还要学习算术、自然地理学、法语和德语课程。
瑞米小姐是我的德语老师，她能用手语字母同我交流。我掌握了一些德语词汇后，只要有机会我们就用德语谈话。几个月之后，我几乎能弄懂她说的任何事情。第一学年结束前，我已经可以饶有兴味地阅读《威廉·退尔》[12]了。事实上，我觉得我在德语学习上的进步比其他学科都要快。我发现法语更难一些。我跟随奥里维埃夫人学习法语，她不懂手语字母，因此只能口述授课。我很难读得懂她的唇语，所以我的法语学习进展比德语要慢得多。不过，我还是尽力重读了一遍莫里哀的《屈打成医》。这本书确实非常有趣，但我还是更喜欢《威廉·退尔》。
我在唇读和讲话方面取得的进步并不像之前预期的那样快。之前我一直期望能够像别人那样说话，而我的老师们都相信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然而，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们并没有达成目标。我想可能是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所以失望也就不可避免。
另外，我始终把算术当成一门充满陷阱的学科，不想掉进求证的深渊，只在“猜测”的危险边缘上徘徊，而当我不猜时，就只能突兀地得出结论。这种错误加上我的迟钝，使我对数学更加难以理解了。
虽然种种失望令我一度消沉沮丧，但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依旧兴趣未减，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比如风（就像《旧约》中所描绘的那样）如何从天堂的四个角落向四方吹起，水蒸气如何从地面升腾到天上，河流如何被巉（chán）岩峭壁隔断，高山如何倾覆，人类又是以何种方式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力量。
在纽约度过了两年快乐时光，回首那段岁月，我心里由衷喜悦。我尤其记得，每天我们都在中央公园散步，那里是这个城市中最令我感到称心如意的地方，在这个大公园里我总能找到快乐。每次来公园，我都喜欢边走边听老师描述公园里的景色，因为公园的每个角落都美不胜收。在纽约的九个月里，每一天我都能发现中央公园不同的美。
春天，我们会去游览各种名胜古迹。我们驾船在哈德逊河顺流而下，徜徉在布莱恩特[13]吟唱的芳草青青的岸边。我喜欢河边崖壁朴素雄浑的野性之美。一路上，我们参观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欧文[14]的家乡塔里敦镇，在那儿我还走了一趟“睡谷”。
赖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始终为学生着想，会给学生们尽力提供和正常孩子一样的有利条件，很少对年幼的学生做强行灌输，努力引领这些残疾的孩子走出由于缺陷而导致的压抑的生存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明朗而快乐的日子突然乌云密布，巨大的悲痛向我袭来，在我一生中，除了父亲的去世之外，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悲痛的事了。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斯鲍尔丁先生去世了。只有那些了解他、尊敬他、爱戴他的人，才能理解他的友谊对我多么重要。他，优雅而谦逊，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平和、舒服和愉悦，给予我和苏利文老师极大的仁爱和关怀。他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关心我们的进展，每当想起这些，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我们也不会气馁。斯鲍尔丁先生的离世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巨大空白。
【剑桥女子学校的幸福时光】
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学习，为进入哈佛拉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参观，当时的宣言令朋友们为之一惊：“将来我也会上大学，但我要上哈佛大学！”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韦尔斯利学院，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从那时起，上大学的念头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进而变成一种愿望。正是这个愿望激励着我，即使我的正直而理智的朋友们极力反对，我也要同那些能看见能听见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下。在我离开纽约时，这个念头已经变成了一个设定目标；正因为这样，家人决定送我去剑桥女子学校，这是通往哈佛大学最快捷的通道，只有这样，我才能实现儿时许下的诺言。
在剑桥女子学校，苏利文老师和我一起上课，并负责为我翻译授课的内容。
当然，我的导师没有任何教授非正常学生的经验，我与他们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读唇。我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性课程。在入读剑桥女子学校之前，我没有专门为了考大学而准备过预读课程，但是苏利文老师对我的英语进行过很好的的训练，所以，学院里的老师们很快就发现我不需要在学院规定课程之外接受额外训练的特殊课程。此外，我有很好的法语基础，学过六个月的拉丁语，而德语学得更多。
尽管具备这些优势，我的学业还是受到一些限制而进展缓慢。苏利文老师不可能把所有指定书籍的内容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们正在竭尽全力地抓紧时间制作盲文书籍，可是让我在开学时能有盲文课本可读，还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只能暂时将拉丁文誊写成布莱叶盲文，以便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诵课文。老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回答问题时候不完美的发音，并能及时地解答我的问题、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没办法记笔记，也不能做课堂练习，但可以回家在打字机上做写作和翻译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