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立威与立暴，原本一墙之隔(1)

一、把握舆论导向，控制话语权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四，南京城的战火逐渐熄灭，但斗争却远未停止。这原本是中国历史上普通的一天，此刻却因一个人、一件事而彻底改变。

高高耸立的奉天殿依旧庄严，铠甲鲜明的战士依旧英武，群臣的上朝参拜依旧有序。只是端坐在龙椅上的，不再是过去四年那个清秀文弱的朱允炆，而换成了体格壮实（真刀真枪中练出来的）、皮肤黝黑（常年风吹日晒的结果）、大长胡子的四叔。

此时，距正式造反（建文元年七月初四起兵“靖难”）未满三年，朱棣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朱棣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次地方藩王对中央朝廷的胜利（中国史上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军人政权对文官政府的胜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朱棣称得上是缔造了一个新王朝，性质类似唐高祖李渊取代表弟——隋世祖杨广[1]，只是朱棣没有改变大明国号罢了。

从这一天起，朱棣就由钦犯变成了皇帝，由造反者变成了接班人，由燕庶人变成了万岁爷。称呼的改变是容易的，但对于朱棣来说，如何真正完成角色的转变，无疑是他面临的重要课题。当然，他并非只会上马杀敌、不懂如何治国的武夫，这些年既有在特大城市（北平）的实际管理经验，又有道衍的悉心指导，不过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他要走的路还很长，要交的学费自然不会少。

可以马上得天下，决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个道理朱棣岂能不明白。但是，相比李世民和忽必烈庞大的文官幕僚团队，朱棣真正信任的参谋，只有道衍一人。而且，这一年道衍已经六十八岁，体力和精力显然都不允许为新政权做太多工作。

道衍虽老，但见识和阅历很丰富，他提醒朱棣，既是打着“奉天靖难”的旗号，那一旦坐上皇位，要是不全面恢复洪武时代的旧政策，恐怕就说不过去了吧。这一点，朱棣本人当然也相当清楚。

因此，朱棣登基后立即颁布了一道命令，将当年的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说，朱允炆这四年建文白建了，他四叔不予以承认。如此一来，朱允炆执政的四年，就成了大明历史上被“革除”的时期[2]。

朱棣同时下旨，废除建文期间实行的，与洪武祖制相冲突的各项法规制度。其实，朱允炆根本没对爷爷的制度做出多么重大的调整（还没来得及），这道命令的象征性意义，显然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但它至少向全国百姓清楚地阐明了，我朱棣是先皇思想最忠诚的继承人，我当皇帝是顺应天道的，你们不能反对啊！

朱允炆在位期间，曾经让方孝孺整理出了《明太祖实录》，当然是体现自身利益的。建文四年十月，朱棣上台不到一百天，就下令以侍读学士解缙为总裁，重新修订实录。

解缙并非北平府的老人，是刚刚投降的建文朝大臣，但早在洪武一朝，解缙就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才子了。朱棣对他的起用，也对外宣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新皇帝任人唯贤，建文朝大臣不必有什么顾虑。

修订后的《明太祖实录》，极力塑造了四皇子的光辉形象，为朱棣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最重要的一点，朱棣被说成是马皇后的嫡子。朱元璋死后，他又是在世诸皇子中最年长的，当然具备了合法继承皇位的资格。另外，还强调朱允炆同学并不是朱标嫡长子，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动摇朱允炆在人们心目中皇位第一继承人的地位了。

实录之中，还加入了朱标死后，朱元璋千方百计想立朱棣为太子的段落，甚至还有老皇帝临死前一再向身边重臣打听老四动态的内容，就差没写朱允炆逼死他爷爷，发动政变了。《明太宗实录》中，有如此描述：

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朱棣）。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大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

乙酉，太祖崩。是夜即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踰月始讣诸王，且止勿奔丧。上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

这么为朱棣涂脂抹粉，难道就不怕别人识破？这个还真不用担心，那时绝大部分老百姓信息闭塞，很难有判断力。你告诉他，皇帝整天用金砍刀打柴，皇后经常用玉顶针纳鞋底，他都能相信；当然也有些能看出问题的人，就是坚决不说——人家还想混个一官半职，还想留着脑袋吃饭呢。

作为出生在大明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建文帝力图逐步改变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使国家的统治走上正轨。但他在位仅仅四年多，很多良好的动机还来不及付诸实施，很多大政方针还未能真正展开，这个政权就匆匆落幕了。

相比洪武时代，朱允炆对前朝政策的改变并不多，硬要给他扣上“建文新政”的帽子，显得不是恭维而是捧杀，想必此时这位小皇帝的心，一定是哇凉哇凉的。

二、犒赏功臣是门技术活儿

朱棣夺取了天下，那些跟随他打仗的人，自然取得了类似开国元勋的地位。

朱棣算不上特别厚道的人（慈不将兵），但他对下属那是真仗义，说封赏就真的是升官加饷，改善待遇，一点儿都不玩虚的。绝对不会像今天一些精明的老板，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大谈光明的未来，大玩非物质激励，大灌心灵鸡汤，宁可请小明星一顿饭花好几万，也不肯给员工加一百块工资，更不肯给他们升职。

朱棣也不是过河拆桥的人，更不会把帮过自己的人当成潜在威胁。他知道自己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可惜，这个人对高官厚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

难道他只对美色动心？也不是。

朱棣让他还俗，还送了几个美女照顾其日常生活，他一概拒绝。他白天穿着官服上朝，晚上依然住在寺院里。

谁这么没眼色啊，诚心让新皇帝不自在。要是在朱元璋时代，不接受赏赐的大臣，肯定得脑袋搬家。

全天下如果只有一个人敢这么做，那这个人一定是姚广孝。怎么，不认识啊？就是道衍大师，姚广孝是他的本名。

朱棣对道衍在过去二十年里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永乐二年（1404）封其为太子少师，恢复了本名姚广孝。朱棣骨子里并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他自己就太有个性了，但对于姚广孝，他不会有任何厌恶情绪。

他们的友谊，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是不害怕小人离间的。

既然道衍功劳第一，那论功劳第二大的，恐怕是朱棣的亲儿子了。

朱高煦作战十分勇猛，经常能以一当十，更在东昌、灵璧和浦子口几大战役中，发挥了扭转战局的重要作用，甚至有过直接挽救老爹生命的功绩。因此，朱棣迟迟不立太子，似乎是想送给老二一份世界上最重的大礼包。

朱棣接下来想到的，当然是为自己效命几十年的张玉老将军。可惜后者已经不在人间，新皇帝慷慨地将“荣国公”头衔追赐给死者。长子张辅战功不多，基本上全程打酱油，却也能受封信安伯，这是他爹用命拼出来的，旁人自然不好说三道四。而且小张也很清楚，只要自己不犯什么事，认认真真地打酱油，老爹的“荣国公”头衔早晚还不是自己的！

朱能曾经创造了用三十人打跑几千人的嚣张纪录，绝对堪称燕军中（除朱高煦之外）的第一猛将。他被封为“成国公”，年俸二千二百石，同时担任左军都督府大都督。要知道，朱能这一年才三十三岁，在一众武将之中绝对只能算小朋友，可人家已经走到了人生高峰，未来的发展更是无法估量。朱棣当然希望，朱能再为自己服务三十年。（真的能吗？）

不过朱能并不是活人中酬劳最丰厚的，有人居然还能领年俸二千五百石。这哥们是谁啊？怎么不害怕朱能劈了他？还真不怕，人家有靠山。他就是朱高煦的死党丘福，受封为“淇国公”，出任中军都督府大都督。

相比朱能的高调，丘福一向谨小慎微，不乱逞能，正所谓小错不犯（没必要），大错也不犯（还没机会）。自打朱棣到了北平，丘福二十多来年一直在手下效力，到这一年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在那个年代，国人最看重的显然不是能力，而是资历。

朱棣要在众将面前立威，就故意不把朱能列为头号功臣。朱棣这招敲山震虎，就是不想让朱能太过得意，欲望膨胀得一发不可收拾。朱能虽说打仗勇猛，可并不是张飞、李逵一类的粗人，当然也能明白皇帝的苦衷，并没有因此闹情绪。反正自己还年轻，反正自己也姓朱，反正到了关键时刻，皇帝信任的肯定不是姓丘的，还是自己！

能够活着封公的，也只有他们两人，已经阵亡的陈亨被封为“泾国公”，另外两名牺牲的将军谭渊和王真，则分别被封为“崇安侯”和“金乡侯”。

封赏死人，说明朱棣不忘旧情；封赏活人，说明主子还要继续重用他们。张武、陈圭、郑亨、孟善、火真、顾成、王忠、王聪、徐忠、张信、李远、郭亮、房宽和李彬十四人被封为侯，年俸八百石到一千五百石；徐祥、徐理、张辅、唐云等十七人被封为伯，年俸一千石。

大明朝廷有着明文规定，功臣的子孙想要继承死去先辈的爵位，一定要经过武科考试，确保本人素质能够达到带兵打仗的标准。这当然并不是什么不合理要求。但朱棣确实等不及了，因此政策一再放宽，考试成绩差点儿也无所谓了，这也让烈士的后代们相当感动。

不难看出，得到加封的大都是武将，其中既包括了燕山三护卫中的几乎全部重要将领，又涵盖了许多降将，这就有些不同寻常了。朱棣并不刻意偏袒北平老人，而是唯才是举，论功行赏。像在蔚州投降的李远，就深得朱棣信任，“封安平侯，禄千石，予世伯券”。在偷袭明军济宁粮库时，李远妙招迭出，大肆破坏，让朱棣印象深刻。这么一来，当然让这些降将有了归属感，不会认为自己是后妈生的。

如此大规模的封赏，通常是在王朝初建时才做的事情。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在北伐蒙古的明军主力班师返回南京之后，朱元璋也曾经大封功臣，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为郑国公，李文忠（朱棣之舅）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二十八人则被封侯。

这份功臣名单，后人（就是在下）还给起了个别名，叫作《有生之年一定要收拾的三十四人》。据细心的历史学家统计，三十四位开国元老之中，被朱元璋直接处死的有十五个，儿子继承爵位之后被处死的有五个，因罪充军革职的有两人，儿子继承爵位之后充军革职的有九人。也就是说，没有善终的高达三十一人。朱棣的“靖难”成功，其实与建立一个新王朝没有多大区别。大赏功臣肯定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这些人应该感到庆幸，现在的皇帝和他老爸真的不同。

朱棣随时把先帝挂在嘴上，只是为了说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但他并没有事事都照搬洪武大帝的作风。他封赏过的大多数人，还真的都得到了善终——当然死在战场上的除外，那是没办法。自始至终，朱棣也没有像老爸那样（亲自）残害功臣，既体现出了为人君者的大度量，又展示出了极其强烈的自信心。

其实，我们不妨看看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由贵族首脑起兵夺权或篡位的，基本上不会大规模屠杀功臣；而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变而来的统治者，往往要大开杀戒。刘邦和朱元璋就是其中两个杰出代表，朱元璋做得更加露骨和无底线。

如此看来，贫农朱元璋家的老四，此时已经有一些贵族意识了。文官仅有茹常和王佐分别被封为平江伯和忠诚伯，其实俩哥们一点都不忠诚，都背叛了前老板朱允炆，并且在向新主子朱棣劝进时表现积极，在很多有骨气的文人眼中，他们就是小人的代名词啊！

朱棣封赏的，并不只是那些冲锋在前的军官和士兵。在北京、保定等地，曾经帮助燕军守城的普通市民，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在保定征发的运送砖石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赏钱一百、绢一匹、棉三两，这些人激动得语无伦次。朱棣过长江时，为他开船的船夫周小二，从一介草民提升为巡检，得到了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这不算完，还免征徭三年。一个时辰所收获的回报，超过了普通人一生的努力。

对于帮过自己的人，朱棣是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而且不管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皇帝的善举会通过口口相传的模式，让千家万户知道和感动（可见朱棣的营销功夫实在是了得）。但对那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朱棣处理起来也不含糊。

三、立威与立暴，原本一墙之隔

朱棣占领了南京，登上了皇位，但等待他处理的问题依然非常多，甚至更加凶险。

1402年是壬午年，而在这一年，朱棣对参与反抗自己又拒不归降的一些文臣武将进行了屠杀，造成了数千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惨痛的事件，被后世称为“壬午之难”。

“壬午之难”，被当成是朱棣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也是把他归结于一代暴君的典型案例。但事实真这么简单吗？

朱棣“靖难”的理由，就是铲除齐泰、黄子澄等所谓的奸臣，要他是放过了这些人，一个都不杀，岂不是让“靖难”战争失去了他口中的合法性，让天下人无法认同？在诛杀反对派这一点上，朱棣与朱元璋确实有相同的一面，血液中还是充斥着其父的残暴基因，而且，朱棣似乎还有轻微的多重人格障碍（让削藩给害的，还装过疯）。

所以，齐泰、黄子澄一定要杀，还要让他们死得很惨。在这时候，朱棣确实表现得不够大度，但是，这也只限于他最痛恨的几个人而已。

谁让你们怂恿朱允炆削藩，把五个藩王搞得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