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让读书人看到希望，才能让新政权更有希望(3)

尽管这个竞争规则本身也有不少问题，但拥有规则，显然要好过无序竞争。再不公平的规则，也比没有规则来得公正一点儿。而规则本身，也可以不断完善。

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残酷，其概率之低，不会比今天中彩票的难度低多少。能从中脱颖而出者，除了需要长年的埋头苦读之外，也绝对需要或多或少的运气。但是，科举至少给上百万读书人，提供了不用参与造反就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有人甚至大胆设想，如果黄巢和洪秀全这二人能中个秀才，他们就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事了。

明代的科举只有进士科一门，规定子、午、卯、酉年秋季，在各地省城进行乡试，取得秀才资历的人方能参加。考试于八月初九开始，每三天一场，共有三场。初场考《经》义两道及《四书》义一道，二场考试论一道，三场考策论一道。乡试的优胜者被称为举人，拥有参加次年二月在京城进行会试的资格。

朱棣占领南京的壬午年，本来是举行乡试的年份，但让“靖难”给耽误了。朱棣被迫在永乐元年，下令各地举行乡试，接着于永乐二年，在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同时，朝廷下令，继续维持丑、辰、未、戌年会试的传统，也就是说，永乐三年，再进行一轮乡试。大明的考生算是有福了。

永乐二年的会试，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按照传统，一般会试只录取二百来人，但这一次，朱棣一口气录了四百七十二人，显然，他是充分考虑到“靖难”战争对人才的破坏作用。朱棣还下令，挑选其中最出色的二十八人，直接进入翰林院读书，重点培养。这些人于是有了个很牛的称谓——二十八宿。

内阁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高，非翰林不能入内阁，而要想进入翰林院，自然要在会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得到主考官员的垂青。

科举最大的优点，也是其诱人之处，就是选拔制度的公正。所有的考生面对的是同样的考题，接受的是同样的规则，更让人称道的是，科举固然对考生资格有种种限制，却没有年龄的要求。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你，能够想象五六十岁的老人去参加高考吗？而在六百年前，这根本不叫事儿。没有一个读书人，会因为年龄而被剥夺考试资格，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六部尚书的儿子，也没有优先录取的特权。当然，这些高干子弟可能通过捐官进入仕途，但只能在外围部门做一些闲职，而且还往往会被人看不起。这和隋、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范进中举的故事，总是会受到中国人的嘲笑，但这毕竟是虚构的故事。在十六世纪初期，有个叫张璁的读书人，却用自己的经历，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也为科举的公正增加了一个注脚。

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六岁的张璁首次参加会试，从此屡败屡战，或者叫屡战屡败也行，反正他一直考到正德十五年（1520）。

此时，张璁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坐在考场上，周围大都是比他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这一次，他偏偏还考中了，从此拥有了公务员资格，开始在礼部打杂。

没有后台，没有关系，没有人脉，而且年龄一大把，谁会要他？答案是：规则要他。

因为试卷是要全部誊抄的，主考官只能根据考生的文章来定夺。所有考生遵循的是同一个规则，只认考卷，不管其他。

活在今天的我们，还有资格嘲笑人家吗？可笑的往往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公平竞争，就认为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出现；如果我们以为灰色交易天经地义，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也和今人一样“鸡贼”势利；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最基本限度的尊敬，就会以为过去两千年的传统社会真的是不堪入目。

事实上并非如此。

各位如果知道张璁七年之后的岗位，恐怕就更不淡定了。五十四岁时，他居然坐上了大明首辅的宝座。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璁的事例固然太极端了一点儿，但足以证明，真正有才华的读书人，在大明被埋没的可能性，真的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以及嘉靖时期的首辅严嵩，都出生于标准的下层家庭，似乎种一辈子地才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进城打工也只配当农民工。但抱歉，他俩偏偏位极人臣，并且是大明首辅中名气最大的两个。

没有科举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相对）公正性，两个送不起礼的屌丝，恐怕连个秀才都当不上吧。

至于被后世严重诟病的八股取士，也和朱棣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制度是在朱元璋时期就实行的，朱棣不过是遵守祖制而已。

而且，八股取士并非一无是处。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格式，尽量避免因为主考官的好恶而形成的印象分差异，反而更能体现出考试的公正性。一个连八股文都写不好，连乡试都过不了关的人，基本上可以说算不上人才。这样的人，如果愣要说自己聪明过人，那不是骗子又能是什么呢？如果偏要让考得差的人升得高，那才是可耻、可笑、可恶的事情。

朱棣自己没多少文化，可他并不像父亲一样看低读书人，因为他需要很多饱读诗书的人来为他分忧。当然，鉴于自己刚刚上台，政权并不稳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还需要很多赳赳武夫来为他撑腰。

四、此锦衣卫，非彼锦衣卫

朱棣对朝廷机构的变动，不仅仅是创设内阁。他还恢复了朱元璋后期取消的锦衣卫，并在制度上予以正式确立。

纵观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史，皇帝为了排除异己、监视百官，通常都会建立忠于自己的特务谍报机构。而这些组织中，往往都会有太监的身影。汉武帝设立“绣衣直指”，又称“绣衣御史”，负责搜集情报。三国时，曹魏设立“校事”，监察百官与吏民。北魏则设立有“候官”，来监视文武官员。武则天时期，为铲除异己，特别是打击李氏诸王及其支持者，特设了“内卫”。唐肃宗时的掌权太监李辅国，秘密组织了间谍机构“察事”。两宋时期，则有以太监为负责人的皇城司，直属皇帝领导。

但是，要说名气最大的特务机构，非明朝的锦衣卫莫属，一来，明朝距离今天更近，影视作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来，锦衣卫确实组织更为严密，行事更为“专业”，因而破坏作用，往往也会更大一些。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更好地监督和管理朝中大臣，撤掉了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建立锦衣卫。锦衣卫的全称是“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是由拱卫司发展而来。起初不过是皇家的仪仗队和侍卫队，但后来的权力越来越大。

锦衣卫的主要特点有以下两个：

一是接受皇帝的直接领导，绝对听命于君主，刑部尚书也管不了他们。如此一来，朝中大臣只有被锦衣卫修理折磨的义务，没有管理或弹劾他们的可能。二是有司法权。可以进行侦察、逮捕和审判，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组织。锦衣卫从不对老百姓下手，只盯着朝廷官员。虽然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都有自己的监狱，但锦衣卫的监狱无疑是最特殊也是最恐怖的，有个很拉风的专属名称——诏狱。里面关的，大都是皇帝亲自下诏捉拿的要犯。一个健康的人，一旦被抓进诏狱，注定是生不如死，只求速死。能活着出来的，肯定就有本钱吹牛了。

不过朱元璋时代，锦衣卫只存在了五年就被解散了。朱棣上台之后，下令恢复锦衣卫，并在南北两京分别都建立了镇抚司。

南京的南镇抚司，主要职责不过是仪仗与工匠；而设在北京的北镇抚司，管的可就是刑法与诏狱了，让朝廷官员谈之色变的锦衣卫，通常指的就是北镇抚司。

在政权还很不稳定、反对势力相当强大之时，朱棣恢复锦衣卫，显然是希望它能成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好帮手。

锦衣卫的一把手称为指挥使，是正三品，其下还有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和镇抚使等高级职员。而首任指挥使，就是非常受朱棣欣赏，同时和朱高煦又有特殊交情的纪纲。

永乐朝初建，朝廷内外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而纪纲也是毫不含糊，屡次在大江南北掀起打击风潮，把很多对朱棣不满的人进行了严厉惩处。在南北二京，许多官员提起纪纲的名字，真有谈虎色变的味道。除了纪纲，锦衣卫还有两个指挥，分别是刘江和袁刚。因为名字的发音比较接近，他们三人就被老百姓敬畏地称为“三纲”。这三位爷，可比三头猛虎吓人多了。如果他们抓住了谁的把柄，不把你整个半死，那“纲”字就得倒着写。

当然，朱棣无意于恐怖统治，在掌权初期重用纪纲，有些“乱世用重典”的意味。随着政权的巩固，他对锦衣卫的行为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甚至规定，除非谋反大逆，审覆无异，否则罪犯在刑讯以取口供之前，都有五次覆奏之权[1]。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对纪纲一党进行了清洗，曾经威风一时的纪纲被处以凌迟之刑，全家男女老少发配戍边。

不过，此后终明一朝，锦衣卫都一直存在，甚至成了这个王朝的一张名片。

锦衣卫的高官，可以和朝廷大员一样着蟒服，而中下级军官则穿着醒目的飞鱼服，腰挎锋利的绣春刀，神出鬼没，遍地开花，堪称大明二百多年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锦衣卫的成员都是正常人，但为什么人们总是把他们和太监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太监往往是他们的领导，而且到了后来，东厂建立之后，锦衣卫往往要受东厂的指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朱棣上台之后，各方面的布局与建设有条不紊，很快就稳定住了局势。那么，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他，还会有什么大动作呢？

注释：

[1]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