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爱，万物生(5)

冬去夏来，我一直在努力增加做服务生的工时，拼命攒钱置办行头和装备，而以上提到的衣物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买下它们的时候，我对它们并没有什么陌生的不真实感。尽管我前不久还沉浸于浮躁的都市生活，但我仍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喜爱户外运动的人，毕竟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明尼苏达北部的林间度过的。我的家庭旅行总是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野营，我与保罗或友人或自己独身一人的度假时光也少不了这些固定项目。我在我的卡车后座上过过夜，也曾在公园和国家森林里风餐露宿，这种经历真是数也数不完。而今，手边只剩下这些行头的时候，我却顿时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骗子。在我决心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之后的六个月中，我已经与自己对话几十次，向自己灌输这趟旅行的益处，劝说自己相信我就是迎接这个挑战的不二人选。但现在，形单影只地待在怀特旅馆房间中，我却无法不承认前途堪忧的现实。

几个月前，在与保罗探讨我们是该分还是该合的时候，我把我的旅行计划告诉了他。他建议说：“也许你应该先尝试一次短途旅行。”

“为什么？”我愤愤不平地问，“你觉得我搞不定吗？”

“不是的，”他回答，“只是据我所知，你还没有背包旅行的经验呢。”

“我当然有经验了！”我几乎义愤填膺了。但保罗是对的：我的确从来没有背包旅行过。虽然我进行过不少看似背包旅行的活动，但却从没有真正地背包在野外步行和过夜的经验，一次也没有。

我从来没有背包旅行过！现在想想，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不由得看了一眼我的背包，又看了看那两个从波特兰一路带来的塑料袋，里面装满还未拆封的物品。背包是深绿色的，在这绿色之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黑色，包身由三个空间宽绰的独立包构成，每个包的边缘都附有网状尼龙大口袋，像肥大的双耳一样垂在包的两侧。沿着背包的底部伸出一块塑料制成的隔板，在隔板的支撑下，背包立得很稳，岿然中正，而没有像其他的包一样塌向一边，这让我隐约间感到一股莫名的安慰。我走到背包前，用手摸了摸包的顶部，就如同抚摩一个孩子的头顶。一个月前，有人郑重地提醒我，让我像在真正徒步旅行时那样打好背包，试一试各方面的性能。我本打算把这项工作放在离开明尼苏达之前做好，然后又推迟到抵达波特兰时再完成，但我却迟迟没有动手，看来我的背包试用计划只能推到明天——旅途的第一天。

我把手伸进一只塑料袋中，拿出一个橙色的哨子。根据包装上的信息，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哨子了。我撕开包装袋，把哨子上的黄色绳套挂在脖子上，还真有几分教练的架势。难道徒步旅行时我就穿成这个样子吗？这看上去很愚蠢，可我自己并不知晓。和我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在购买这个世界上最响亮的哨子时，我心中并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用。我摘下哨子，把它拴在背包的支架上，好让它在我徒步旅行时正好能搭在我肩上。这样，一有需要时，我就能随时拿到它了。

我会用到这个哨子吗？我有点儿好奇，然后郁闷地猛然坐在床上。晚餐时间早就过了，但我心浮气躁，并没什么胃口，寂寥和无助已将我的肠胃填得满满的。

“你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十天之前，当我跟保罗在明尼阿波利斯分别时，他对我说。

“你是指什么？”我问。

“你终于可以过一个人的生活了。”他答道，说完，他笑了。而我却只能心里没底地点点头。

这的确是我想要的，但用“一个人的生活”来表达却不得不说有些牵强。或许，我在爱情中需要的东西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的婚姻在很早以前就已出现了裂痕，但真正让这段婚姻分崩离析的导火线，却是一封在母亲去世一周之后寄来的信。

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我，而是保罗。虽然当时我还沉浸在莫大的伤痛之中，但当我看到信封上的发信人地址时，还是兴奋难耐地冲进卧室，把信交给了保罗。这封信是纽约市新学院发来的。在恍若隔世的三个月前，在我还未接到母亲患有癌症的消息之前，我帮保罗在新学院申请了政治学的博士课程。在1月中旬，想到能够到纽约市居住似乎是世上最振奋人心的事情了。而如今，在这物是人非的3月下旬，当保罗展开那封宣布他被顺利录取的来信时，当我拥抱他、为他的好消息表示祝贺时，我却感到自己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母亲离世之前的自己，另一半则是现在的自己。过去的那个我伤痕累累，而真实的我被覆盖在这伤痕之下，在我曾自以为熟悉的世界上搏动着心跳：6月我就要完成本科学业了，几个月后我就会和保罗一起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在纽约市的东村或公园坡这些我只有在想象中和书本上才见过的区域租一间公寓；我会身穿时髦披肩和拉风的靴子、头戴针织帽，就像我所憧憬的文学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穷困潦倒、白手起家，却仍因机缘和造化最终圆了我的作家梦。

然而，无论这封来信的内容如何，所有这些幻想都已注定要成为泡影。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母亲死了！我的所有抱负、所有理想，都随着她最后的气息而被吞噬在了黑黢黢的裂缝之中。

我不能离开明尼阿波利斯，我的家人需要我，谁来见证利夫由青少年到成人的蜕变呢？谁来陪伴陷入孤独的艾迪呢？谁来烹制感恩节的晚餐，把我们家的这个节日传统延续下去呢？总得有人把我这四分五裂的家庭留下的残片收在一起，而这个人又舍我其谁呢？我起码得在这一点上对得起母亲啊。

“你应该一个人去。”保罗手捧着那封录取通知书，我对他说道。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对他重复着这句话，也越来越坚信这句话。我身体的一部分惧怕保罗会真的离我远去，但另一部分却又急切地祈盼着他能够展翅高飞。如果他选择离开，那么无须我费力去蹬去踹，我们婚姻的大门也会自动关闭。我可以获得自由，也不必背负任何罪名了。我爱保罗，但我俩结合时我正值懵懂莽撞的19岁，无论有多爱他，我都完全没有做好将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一个人的准备。虽然婚后不久我就对别的男人产生了兴趣，但我并未放任自己的欲望。而今，我却无法对这些欲望置之不理了。我的悲恸切入肌肤，已经让我在欲望的诱惑下变得手无缚鸡之力。我为自己开脱道，既然事事都与我过不去，我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母亲死后一周，我就跟一个男人接了吻。两周后，我又吻了另一个男人。我跟这两个男人以及之后几个男人的关系只保持在浅尝辄止阶段，我虽然坚持不去攻破对于我还有些许神圣可言的性关系底线，但我清楚，偷情和谎言都是错误的沦陷。我感到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既无法离开保罗，又无法坚守忠贞。因此，我等待着他自己离开我，等待着他选择独身一人去上研究生院。当然，他没有同意。

保罗将入学时间推迟了一年，留在明尼苏达州陪我，好让我能待在家人左右。但母亲去世后的一年中，虽然我的家人近在咫尺，但距离上的靠近并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事实证明，对家人的四分五裂，我仍然无力挽回。我毕竟不是母亲，直到她离世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她就是我们一家的中心，是将家人黏合在一起的魔力胶水，是吸引我们沿着轨道围绕着她转动的强大磁场。没有了她，艾迪和我形同陌路，利夫和卡伦也跟我渐行渐远。尽管我竭尽全力想要改变这个局面，但我最后却不能不承认，没有母亲，我们的家庭关系已形同虚设。我们四个人在各自的伤痛中渐渐疏远，彼此之间相连的那根丝线也一触即断。我终究没能为家人做那顿感恩节的晚餐，在母亲离世八个月后感恩节悄然来临之际，我的家人已成为“过去时”。

虽然比原订计划推迟了一年，但当我和保罗搬到纽约市时，我仍然满心憧憬。我憧憬着自己能够从头再来，能够断绝与男人们不清不白的关系，能够不再为往事黯然神伤，也不再为曾经拥有的那个家而心中怒起。我要成为一名定居于纽约市的作家，我要穿着炫酷的靴子、戴着可爱的针织帽，在纽约大街上招摇过市。

然而事情并没有遂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的女人。改变的，只是我周遭的环境。

白天我写写故事，晚上则一边在餐厅做服务生，一边和我没有跨越性关系底线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偷情。我们在纽约市居住了才一个月，保罗就从研究生院退了学，决定把心思用在弹吉他上。六个月后，我们一起离开了纽约市，在明尼苏达州小住了几日，然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边打工边跨越美国西部，来了次公路旅行，行迹遍布科罗拉多大峡谷、死谷、大苏尔，一路到达旧金山。旅行结束后的那个春末，我们来到波特兰，在餐厅找到了工作。我们先是和我的朋友丽莎一起挤在她逼仄的公寓里，然后又在离市区10英里的一片农场上找了一处住所。我俩在农场中免费住了一个夏天，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帮农场主照看一只山羊、一只猫、一群珍奇的春鸡。我们把垫子从卡车里拽出来，铺在起居室里一扇又宽又大的窗户边当床用。窗外是一片欧洲榛树园，我和保罗一起悠闲地散散步，摘摘野莓，做做爱。我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继续做保罗的妻子。

但我又一次大错特错了。我只能做那个我不得不成为的女人，这感觉比之前更加强烈了。我甚至无从忆起在我的人生分裂为两半之前，我是个怎样的女人。时光在波特兰市郊那个狭小的农舍中流逝着，在母亲去世两年多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惧怕跨越我所谓的道德底线了。保罗在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了一份工作，要求他立即从我俩的农场生活中抽身回明尼苏达。我选择留在俄勒冈，和农场女主人的男朋友翻云覆雨。我和我当服务生的餐厅里的厨师有过一腿，也和一个送过我一块香蕉奶油派和一次免费按摩的按摩师交过欢。与这三个男人的风流性事，全都发生在短短的五天之内。

于我而言，这感觉与那些有意自残的人所体验到的感觉别无二致：不光彩，不光明，不道德，但却没有什么可懊悔的。我只是在试着治愈自己的伤口，只是想把身体里的毒排出来，好让自己好起来，自己来治愈自己。夏天过后，当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和保罗住在一起时，我以为我已经痊愈了。我以为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自己了，我以为我进步了、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的确暂时抛弃了旧习。秋天逝去，新的一年到来，我一直都对保罗忠心不二。但好景不长，我又一次出轨了。我知道这次我没有任何借口自我开脱，我对自己已是忍无可忍。终于，我把那一席句句让我椎心泣血的话对保罗和盘托出。我说我并不是不爱他，但是我必须一个人待一待了，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母亲离世已有三年之久了。

当我终于把要说的话说完后，我俩双双瘫倒在地板上，潸然泪下。第二天，保罗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渐渐地把分手的消息告诉了我们的朋友，说我们会寻找解决和弥补的方法，并不一定会走到离婚那一步。刚接到消息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告诉我们，我俩看上去是那么幸福。一段时间过后，每个人都愤愤然起来，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对我。我的一位至交将一张她专门裱好相框收藏起来的我的照片撕成两半，并将残片寄给了我。另一位好友和保罗发生了亲密关系，当听闻消息后我正觉得又难过又嫉妒时，另一位朋友告诉我，我这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对朋友的话，我无法义正词严地反驳，但我还是感到心如刀绞。我形单影只地躺在曾经属于我和保罗的垫子上，几乎要被这钻心之痛蒸发成空气了。

分居三个月之后，我和保罗仍挣扎在痛苦的边缘。我既不愿意和保罗离婚，也不愿意和他重归于好。我真想一分为二，这样，我就可以两全了。保罗断断续续地换了几个女友，而我则是彻头彻尾地孑然一身了。因为滥性，我亲手毁了我的婚姻，而现在，性成了我最不愿意触及的痛处。

“你真应该离开明尼阿波利斯了。”一次，我和朋友丽莎聊着这些伤心事到深夜，她说道，“来波特兰找我吧。”

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辞去了服务生的工作，把家当装进卡车，一路驾车向西而去。一年后，在赶赴太平洋屋脊步道时，我走的也正是这条路。

到达蒙大拿州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举目远眺，挡风玻璃之外是一望无际的绿野，一抹苍穹向远处延伸而去。波特兰在我的可视范围之外的某处隐隐闪光，纵使时间短暂，这次旅行也会成为我回味无穷的一次解脱、一次逃逸。我告诉自己，这一次，我要抛开烦恼的束缚。

谁知天意弄人，我却陷入了更深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