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苦乐人生(2)

住在洋楼里面的苏联兵，却绝不相信什么海龙王或海夜叉，他们往往在深夜跳进海里，在浪涛中嘟噜地叫唤、嬉水。1945年，他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此后十年便以胜利者的姿态驻扎在我们城市。用老人们的话说，这些黄毛蓝眼的兵比鬼还厉害，他们绝不迷信，并敢与鬼战斗。在水库边上有一辆废弃的汽车，多少年烂在那儿，有人在夜里听见废旧的车里发出吱吱嘎嘎的鬼叫声，吓得我们小孩不敢到水库玩了。后来，连大人也害怕，特别是妇女，不敢到水库边上的小河里洗衣服。这事被苏联兵知道了，他们就端着转盘枪（苏联卫国战争时用的一种枪），到废弃的车跟前，嗒嗒嗒地扫射了一通，然后大喊一声“哈老少”，意思是好啦，鬼全被枪毙了。果然，那破车再也没有发出吱吱嘎嘎的鬼唱歌的声音了。城市里有一栋日本楼房闹鬼，没一个中国人敢进去住，他们便排着队、唱着歌，一个班的士兵开进去睡觉。后来街上的大人说苏联兵夜里被鬼抬到屋子外面，吓得不行，搬走了。我和邻居的孩子们相约跑去看，却发现苏联兵在那里住得好好的，有的在窗前吹口琴，有的在门前练体操，很是热闹。这使我对这些外国兵充满敬佩。

我住的那条街南面有条宽阔的公路，整日里烟尘滚滚，从早到晚跑着苏军的坦克和汽车，我们中国孩子为此大开眼界。最开眼界的是看苏联兵排队走路，他们总是排着一个个方队在公路上迈步，高声唱着你永远也听不懂的歌曲，但那些歌却铿锵有力，听不上半分钟就会使你也忍不住用力踏步。我们为此而拼命模仿，不知不觉就唱出既有苏联味儿又有中国意思的歌：

爷爷我，

爷爷我，

孙子大家伙！

街上的大人们听了全都笑得抽过去。老人们却很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兵，说他们是打完德国开到中国东北来的先头部队，先头部队都是劳改犯，斯大林放他们出来是让他们将功赎罪。说他们是劳改犯的唯一证据就是他们见了女人的行为。这我也亲眼看见过：他们见了女人全都像叫驴一样激动，尤其是喝醉酒的时候，哪怕是见到老太婆，也追着喊着“马达姆！马达姆！……”把封建的中国女人吓得鸡飞狗跳，杀猪般地尖叫。

然而苏联女人却绝不封建，她们在天热时敢于袒胸露怀，乳房的上半部堂皇地鼓在衣领的外面；天冷时也敢裸着光光的大腿，在寒风中健步如飞。更让中国女人傻眼的是，她们如果在大街上遇到男朋友，就光天化日之下搂抱和接吻。这常常令躲在玻璃窗后面窥视的中国女人面红耳赤。半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大连，年轻的男女们在大街上搂搂抱抱贴脸磨唇，大连的老人们见怪不怪，可能有当年苏联男女种下的开放意识。

二

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所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那颗原子弹时，我这个七个月的胎儿就被震了下来。

我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结束殖民统治之后才呱呱落地的。按照孕育生命之常规，我应该是怀胎十月而生。但就在母亲怀我七个月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中国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是大连，我大概被原子弹震动了，所以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的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地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用完了，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后来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过去孩子的啼哭，大部分是因为饥饿和病痛，也就是贫困造成的。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和我的家庭同样的贫困，如果谁家有辆自行车，绝对就像今天谁家有辆轿车。如此的贫困使我们城市的孩子几乎全是啼哭大王。被啼哭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父母们，无可奈何地按照迷信传统，用红纸写上咒符贴在城市的电线杆上和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像今天城市里到处贴满了治性病、办假文凭等广告一样，整个城市全是这样大大小小的红纸咒符，雨过之后，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善良的市民们往往站在这奇特的咒符前，默默地读三遍，帮助贴符的可怜父母，这种善良的来源是他们也有日夜折磨他们的“哭夜郎”。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也为我贴过这个咒符，但当我能站在电线杆前读这些咒符的词句时，总觉得是那样可笑，却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恐怖。

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迷信文化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年龄越大的人越迷信，他们用儿歌的形式、故事的形式，无孔不入地向我们小小的头脑里灌输。那时没有电视，也很少买得起收音机，所以这些能吓得我们要死的迷信故事，倒成了我们最精彩的精神食粮。口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和迷信故事，充填我们空虚的耳朵。

夏天晚上灯下，街坊邻居们坐在一起乘凉，总有人在讲各种民间传说、迷信故事，而且最多的是从山东带过来的什么狐狸精变美女、黄鼠狼迷人的聊斋故事。关键是我们城市里竟然还有黄鼠狼，这狡猾的小动物经常在我们的院落里、墙脚下出现，吓得我们总是激动地尖叫。在大人们讲的故事中，这个小动物可谓是神通广大，它能放射一种波来迷人，特别是迷妇女。小时候背着书包放学回家，路上就听到大人们在窃窃私语，谁谁家的女人被黄鼠狼迷住了。我们就跑去看，只见那个妇女两眼翻白，躺倒在地上哭号或怪笑，最令我们惊讶甚至惊喜的是，这些从来不识字、平日里腼腆得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妇女，只要被黄鼠狼迷住了，就能在哭号中一大段一大段地唱歌：我家住在半山坡，门前有口大铁锅……大人就告诉我们，这是黄鼠狼在借助这个妇女的嘴来说话，我们听了胆战心惊，却又想笑。有经验的人还能从这些歌中听出黄鼠狼传达的信息来，他们到附近什么地方或院落里，就会找到小小的一个土堆，土堆前面正巧就有一口扔弃的铁锅，土堆上放着陈年木头、砖头或是柴草什么的，那就是歌中所说的半山坡的窝。胆小的人就在土堆前面立一块木牌，写上“黄仙之位”，然后就虔诚地烧香叩头；胆大的人就一面大骂着，一面上去一脚踢翻土堆上的破烂，彻底清除或砸烂黄鼠狼的藏匿之处。

在那样鬼气丛生的年月里，我的母亲竟然与所有的老人不同，她绝对不迷信。邻居家里的婶婶被黄鼠狼迷上了，呼天号地大叫大唱，人们纷纷跑去看热闹，母亲从来都不理会，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缝补我们的破衣服。弟弟妹妹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外面发生的事，她却冷冷地说，什么黄鼠狼，都是人在弄神作鬼！有时我听了什么鬼神故事回来讲给弟弟妹妹们听，被她知道了，就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这么点儿就迷信！

但母亲后来却经常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若干年后我进工厂当焊工，偶然在工人师傅的手里发现一本算命卦书，并从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瞠目结舌并想到母亲的梦。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也就是说，我有时不听任命运的摆布，为了前途以唯物主义的精神去拼命奋斗，可是当我无论怎样奋斗怎样拼命，都拼不到我的理想目标时，就用唯心主义来安慰自己，顺从命运的安排。这当然不是什么真理和妙方，但这至少可以使我少生怨气怒气，远离癌症。

我们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但还是玩苍蝇的时候最多。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漂亮。

我们那一代的童年，天天唱着动听的歌，什么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啦，我们多么幸福快乐啦……唱饿了我就跑回家里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菜。那时，除了唱歌时感到幸福以外，其余的全是艰难困苦，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上课的教室是普通的民房，斑驳的墙皮，吱吱嘎嘎的课桌，而且夏天漏雨，冬天透风。

我们那一代真正是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玩具，那时没有塑料这个玩意儿，更谈不上电子玩具了。但儿童是不可能没有玩具的，于是我们就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但还是玩苍蝇的时候最多。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漂亮，特别是那种绿身红头苍蝇，真是闪着宝石般的绿和晶莹光彩的红，绝对比蜜蜂好看。我们专门捉大个头的苍蝇，然后将它们的翅膀拽掉，让它们只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爬行，并比赛哪只爬得快。我们对蜻蜓更残酷，捉到后就把它们后半截身子折断，然后再放飞。折断半个身子的蜻蜓痛得直直地往空中飞，我们称为蜻蜓“钻天”，一个个都仰着小脑袋，看哪只钻得最高。玩腻了玩够了我们就把这些小昆虫踩死，然后跑回家里从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再用脑袋顶起沉重的大木头锅盖，用小脏手掰块苞米饼子或菜饼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极香。我从来没记得我在玩苍蝇和蜻蜓后洗过手，但我从来没得过也没见邻居孩子得过传染病什么的。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什么禽流感，其实就是当年的鸡瘟。那时经常发鸡瘟。然而，发鸡瘟时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大吃瘟死的鸡，瘟死的鸡往往是一群群的，所以，那香喷喷的鸡肉，管够你吃，好像也没听到过吃瘟鸡死人的事。看起来人活得越富裕就越脆弱，如此发展下去，有一天人类可能脆弱得被苍蝇蹬一腿，也得到医院抢救了。

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一日三餐的主食是苞米面、高粱面，还有红薯磨成的面，即使是这样，间或还得掺些野菜充饥。所以我每天都瞪着绿色的眼珠子，盼望好吃的美食。那时最高级的美食就是硬实的糖块、半红半绿的苹果和炒得香喷喷的花生，当时孩子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能天天吃到这样的好东西。也许是饥饿所致，也许是我有语言天赋，我第一次能张口完整地说出三个字的话就是“糖生果（糖、花生、苹果）”。父母在我哭泣的声音中含混地听到这三个字，不禁大感惊讶，三个字就能高度概括出我们城市里所有孩子的全部要求和希望。现在回想我的童年，真是可悲又可笑，我小小的脑袋及我身体的所有感官，都在为一个字使劲，那就是“吃”。至今我还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雨后的黄昏，一只癞蛤蟆出现在路上，城市的街道竟然能出现一只样子极其丑陋的癞蛤蟆，大家都好奇而恐惧地围着看，父亲抱着我也走上前。癞蛤蟆一动不动，大家也一动不动，就在这静悄悄的时候，一个哭哭咧咧的声音响起来——“不好吃”，在场的人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而造成这个喜剧效果的就是拖着两筒鼻涕的我。

然而，无论多么贫穷，过节和过年却是幸福的，特别是过农历的春节，也就是过大年。整整十多个月吃糠咽菜勒紧裤腰带，就等着过年放开肚皮大吃一通！所以，小时候我最盼望过年。我们中国人贫穷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所有节日的活动内容都是吃：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腊月初八吃腊八粥，到了腊月二十三还要先过个小年，送灶王爷上西天，吃甜得能粘掉牙的糖瓜；然而，真正能大吃特吃的节日是过年——杀猪宰羊，蒸馒头做年糕包饺子，整个腊月煎炒烹炸忙个不停，就是为了过年。

街上零星地响着鞭炮声，阴沉沉却暖融融的天空中飘着雪花。我们在大街上跑着，喊着“大嫂大嫂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有意思的是给祖宗们的魂灵吃年饭，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到格外神秘还有点儿恐惧。我的父母都不迷信，也决不搞这些玩意儿，于是，我就跑到邻居家看光景。首先是送灶王爷上西天，先让他老人家吃糖，大人们把糖块在锅里化成糖水，小心地涂到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嘴上，目的是让灶王爷到西天对玉皇大帝汇报时，嘴巴甜甜的，就多说好话。我们邻居有个叔叔竟然敢对灶王爷开玩笑，说“上天多提光棍苦，下界多带仙女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灶王爷“走”了一个星期后，正好就是大年三十，人们就又恭恭敬敬地把他“接”回来，而且同时还要“接”那些死去多年的爷爷奶奶和老祖宗们一起回家过年，名曰“请神”。“请神”的方式是在街上的十字路口烧纸，用现在的话说是发信息邀请。烧纸也有规矩，先在地上画个圈，纸一定要烧在圈内，否则就会被过路的鬼抢走。但为了保险，先烧几张纸扔到圈外，赏给过路的鬼或无家可归的鬼，安抚它们一下。纸烧完就算是“接”到了祖宗们的魂灵，于是就赶紧放一通鞭炮，意思是把后面的小鬼们吓跑，不要让它们也跟进家里。祖宗们的魂灵到了家，大人们就把热气腾腾的馒头、饺子或炸鱼摆到供桌上，而且还放上几双筷子，好像那些灵魂真能吃一样。大人们的这种认真，使我深信那些去世的爷爷奶奶们此时确实就藏在香火缭绕的祖宗牌位里面。所以一大早起来，我总先踮着脚，小心翼翼地去看邻居家供桌上的饭菜是不是被吃掉了一些，然而我总是很失望，那些让我馋得流口水的好东西，还是一样不少地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