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苦乐人生(4)

母亲问我奶借路费。我奶说，跟我借钱，得你哥同意。母亲便去求伯父，总算借到了四十元。母亲说，这些钱只够坐车住店。我奶说，能借给你就不错了。母亲没工夫说话，着急忙慌地穿了镶靠色边的青土布大衫、青土布裤，袜子也没来得及穿，光着脚、提着鞋就去追赵大木匠。我姐小管儿刚满五岁，母亲走出去很远，还能听见她趴在后园的墙头上哭。母亲头也不回，只当听不见。走出不多远，雨就下起来了，遍地是白，河水也涨了。母亲一口气跑了十八里地，终于追上赵大木匠和他的侄媳妇。这时候，一行人正好路过我姥家门口，母亲没时间进屋，就站在院外喊，妈，我去通化啦！也不管屋里人听没听见，又钻进雨中赶路了。

这三个去看儿子、看丈夫的人，一直在大雨中跑着，过河时扯着手，水是齐腰深的。好不容易跑到许家屯站，赶上了从大连开往沈阳的那趟火车，票还是上车以后补的。晚上到了沈阳，已经没有去通化的火车了，他们只好找一个店住下。母亲说，那是一铺泥炕，炕席破得连不成片，炕上只有一床露棉花胎的旧被子、三个几乎看不出颜色的白枕头。刚躺下三个人谁都不盖被子，天亮了一看，三个人合盖了一床被子。母亲说，侄媳妇和叔公公盖一床被子，还加上我这个外人，真是臊死人了。这件事，母亲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包括父亲。

早晨起来，三个人便坐上了去通化的火车。赵大木匠照着儿子写的地址，一直把她们带到一条江边。后来知道，那是浑江。一位老者摇来一铺炕大的木板子，有边没沿，载着三个人过江。没想到刚上岸，母亲就遇见了父亲，他正要和一个士兵进城买东西。母亲呆呆地看着他，父亲第一句话却说，你来干啥？母亲听了，气得扭头就要走。父亲第二句话又说，小管儿怎么没领？母亲说，没顾上！父亲说，我不信，她肯定死了。母亲立刻封住父亲的嘴。

父亲的军营就在浑江岸边，他把母亲安置在一间锅炉房里住。部队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赴朝，父亲是五班长，他得与战士住在一起，只能偶尔来和母亲相聚。去探亲的家属毕竟少，父亲怕那些官和兵看见母亲而想家，就让她天天待在那个不开火的破锅炉房里，她也就不知道赵大木匠和他侄媳妇住在哪里。父亲不在的时候，锅炉房里来过一个六班长，他是庄河人，大高个子，媳妇没来看他，父亲让他来和母亲聊天。父亲照相时戴的手表，就是借六班长的，母亲穿的那身军装，也是借六班长的。母亲说，六班长没你爹有福，那么好的一个人，后来死在朝鲜了。母亲居然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跟着父亲喊他六班长。

分别的日子到了，部队马上要过鸭绿江。母亲说，咱去照张相吧。父亲却又想起了小管儿，任母亲怎么说，父亲一直不相信小管儿活着。母亲说，“斗争”之后，家里连根烧火棍都没了，各家也只好分开单过，母亲和我姐分到一间厢房两个碗，碗里只有几颗枣子。母亲是军属，有人给她出主意，带我姐去李官村要军属救济粮。那是三十多里的山路，我姐实在走不动，母亲就踩她脚后跟，使劲踩一下，她就能疼得往前走几步，母亲一路就这么踩着我姐的脚后跟，走到了李官村张财粮面前。母亲不好意思张口，提前在门外教我姐去跟他说，于是我姐就学母亲的话，边哭边说，说得那个张财粮也直掉眼泪，马上给了一袋米、一袋面，还给找了头驴驮回家……

父亲听得也心酸无比，说，要是小管儿真的活着，你回去就寄张照片给我，而且要写上日期。说完，他与母亲抱头大哭起来，然后就去照了那张今生今世唯一的合影。

母亲与父亲分别时，赵大木匠他们早已走了，母亲一个人坐上了火车。车走到梅河口，她看见我那也当志愿军的大舅站在站台上。再一看，我大舅是来送我姥爷、我姥和我小姨的，原来他们也到部队来探亲了，几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在一列火车上相遇！于是，大家一路上都在哭，哭得不能说话，哭得在车上一天一夜不吃不睡。

回到家里，母亲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姐照相。手头仍是没有钱，母亲又不想跟我奶借，就卖给小姑一条蓝土布裤衩，然后带上我姐去了熊岳城。在照相馆里照完了相，还剩了点儿钱，母亲便给我姐买了一只大螃蟹吃。其实，一条蓝土布裤衩能值什么钱，不过是小姑手里有体己，故意给她侄女留个面子。

母亲说，虽然父亲早已经到了朝鲜，那张照片后来还是辗转寄到他手中了。不过战争结束，父亲解甲归来，母亲却从未见过那张照片，也没跟父亲提过那张照片，或许它已经在战火里遗失了。重要的是，我姐小管儿活着，上了前线的父亲也活着。母亲说，你爹能活着从朝鲜回来，就是小管儿的那张照片给了他力量，要知道，你爹他守过上甘岭啊！

记得那天，我在电话里学母亲当年的口气喊，妈，我去通化啦！母亲说，去就去呗，这也不是当年的气候！我说，你还记得是哪家照相馆吗？母亲想了半天，也想不起那家照相馆的名字，只说在江边上，屋子不大，照相的是个老师傅。于是，我一到通化，就沿着浑江边找照相馆。通化已是今天的通化了，是山城，也是江城，江两岸布满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我在街上找了几位老者，向他们打听1950年浑江岸边的那家照相馆。

我的造访，让通化街上的老人们眯起了眼睛，陷入对陈年往事的回忆。最后，听一位卖咸鸭蛋的老者说，当时江边是有一家公私合营的照相馆，照相师傅的外号叫冯三斜，可是现在老房子都拆了，人也早没了。尽管我对此早有预料，可我还是希望出乎意料，至少那个照相馆还在，也好让我的通化之行有个抓手。但是，什么都没有了，我只能对着空旷的通化代表健在的母亲表示一种亲切了。

我姐出生于1945年，我出生于1955年，这中间的大片空白，都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外当兵。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父亲解甲却没有归田，而是留在县城当狱警，所以在这个家里，父亲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每月来家送一次饷钱，干一天活儿，然后就精疲力尽地走了。

父亲所在的单位，后来的全称叫辽宁省劳改总队瓦房店支队。瓦房店当年是复县县城，距我家有七十二里地，虽有一条大官道通着，却是丘陵起伏，几乎全是坡路。父亲每次回家的交通工具只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月末的星期六晚上，父亲下了班就骑着车往家赶，赶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所以他总得叫门。我们早就睡着了，只有母亲在等着父亲敲窗户。第二天早上，看见饭桌上有白馒头，我们就知道父亲昨晚回来了，立刻欢呼着扑向桌子，抢白馒头吃。因为父亲一大早就起来干母亲留给他的活儿，直到桌上的饭摆好了，母亲到院子里叫父亲回家，我们才看见这个大汗淋漓的男人。

父亲个子不高，皮肤白净，厚嘴唇，小眼睛，额头很光亮。他平素总是紧抿着嘴唇，很少说话，一副严肃的样子。这可能跟他所从事的工作有关，他整天和犯人打交道，必须板着面孔，于是就有了总是紧抿嘴唇的习惯。其实，父亲是一个面硬心软的男人，神情忧郁，少言寡语，多愁善感，特别爱流眼泪，一听人唱《国际歌》，一看见升五星红旗，他就会双眼含泪。母亲说，你们姐弟四个，就属你能写、爱哭，最像你爹。

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是在我姐出嫁那天。母亲里里外外地招呼着人，招呼着车，父亲却只管抱着小弟在街上东走西走。送亲马车要离开院子的时候，母亲到处找父亲，却不见他人影。母亲就叫我出去找，我跑到了九道河边，看见父亲一个人抱着小弟，正躲在大柳树后面流眼泪。与父亲相反，母亲是一个绝不轻易流泪的女人。母亲讥笑父亲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动不动就淌眼泪，真没出息！母亲嘴巴厉害，父亲知道说不过她，也就从不反驳，一切都依着母亲，所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跟母亲从未红过脸，也没打过架，都是母亲一个人对他吵吵巴火的。

母亲嘴上说父亲不好，可我能看得出来，每当父亲回家，家里的气氛就比平时快乐几百倍。母亲平常日子过得十分节省，好东西不是留着客人来了吃，就是留着父亲回来了吃。我们都盼着父亲回家的日子，父亲回家的日子就是家里改善生活的日子。父亲回家的晚上，母亲比过去更早地让我们上炕睡觉，她好和父亲钻进一个被窝儿里亲热，这也是母亲难得露出温存的夜晚。

父亲虽在城里工作，却从不舍得吃好东西，他把细粮票全都攒着，为的是回家送饷钱的时候给我们买馒头。父亲的自行车上总是挂着一只黑色的皮革手提包，每次回家，手提包都撑得鼓鼓的，里头装的全是白面馒头。为此，父亲那只黑色的手提包在我们眼里就是瞎话里的金盆，要什么有什么。

年龄稍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父亲每次离家回城的时候，挂在自行车把手上的那只黑色手提包却是空的、瘪的。我突然间觉得，父亲是一个可怜的男人，他的心那么细，母亲的心却那么粗，每次离家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母亲对他的忽略而暗自流泪呢？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父亲流泪，却对母亲的粗心大意十分不解。我不明白，家里有现成的地瓜、苹果、花生、大枣，尤其是地瓜，父亲最爱吃这一口，母亲为什么就想不到给父亲装点儿带走呢？为什么就能眼看着父亲空手而回呢？我不敢对母亲发脾气，只有替母亲弥补这个欠缺，家里有什么，我就给父亲装什么，每次一定要把他的手提包像装馒头那样装满。倒是我在给父亲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湿润了。

那是1979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大弟的电话，说父亲得了脑溢血，正在县医院抢救，让我马上回去，晚了就看不到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那天早上，是我留校后第一天上班。

在县医院，我看到了父亲，他还没有走远，但他再也没有醒过来。我给父亲写的住院日记只写了十四天，最后一天的傍晚，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眼角流出一滴泪，然后就永远地走了。

记得我给父亲戴了一百天黑纱，因为我一直不能接受父亲离去的事实。直到父亲去世十周年，我总算写出一篇缅怀他的文字，题目就是《父亲》。

丫头

1955年是中国出生率最高的年份之一，我和无数的男孩女孩像践行一个前世之约，争先恐后地选择在这一年来到今世之上。

那是春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像老抱子抱窝，早早就收拾好了里屋，烧好了炕，卷起了炕席，铺平金黄暄软的谷草，静静地等待着。母亲感觉这次应该是个儿子，最近的这几天，母亲脸上闪耀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光芒，身子虽已相当笨重，走路却轻飘飘的。

我家与小叔家合住祖上留下的五间青砖平房，母亲住西屋两间，小叔住东屋两间，当中一间是两家出出进进的灶屋地。家里祖辈只有我奶，住在小叔的里屋，母亲交养老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交十元，70年代以后，每年交二十元。除夕那天，母亲肯定把下一年的钱如数交给我小婶，而不是我奶。母亲不怕我奶生气，只怕小婶不认账，母亲每次交钱的时候，一定还叫上东院的大伯母在场。

怀我的那些日子，母亲轻飘飘的姿态是做给我奶和小婶看的。父亲当兵以后，母亲等于是守了七八年的寡。其间，母亲曾得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往地下抬了，她迷迷糊糊地听见我奶和小婶在灶屋地说话。小婶怪声怪气地说，妈呀，听说没有后的人，死了要就地搁。我奶附和着说，可不是呢，人不能没有后呀。后，指的是儿子，母亲只有我姐一个丫头，丫头不算后。正是小婶和我奶的这句对话，激怒了垂危中的母亲，让她在死亡的边缘上又挣扎回来。

板门店谈判之后，父亲终于转业回家，母亲也因此怀上了我。她像盼父亲一样，盼我是个带把儿的儿子，好让自己在小婶和我奶面前扬眉吐气。正因为母亲的这个心病，我的性别就变得头等重要，只要我是儿子，母亲就再也不受她们的窝囊气和羞辱了。

那天将近傍晚的时候，母亲“觉景儿”了。这是乡下土话，用城里话说，就是感觉要临盆了。母亲马上让我姐去西染坊找来老娘婆，她是专门给人添孩子的。在我家的村子，管生孩子叫添孩子，管添孩子的人叫老娘婆。母亲说，我和我姐都是这个老娘婆给添的。

我姐出生于1945年，她三岁那年父亲就当兵走了。于是，男人在外当兵，女人在家支灶门，就是母亲年轻时过的日子。我奶和小婶从来不叫母亲名字，而叫西屋家的，母亲管我奶叫妈，管小婶就叫东屋家的。西屋家的因为没有男人支撑，连东屋家小婶的儿子也敢欺负我姐，而他比我姐小了三岁半。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可我姐就是想躲都躲不过去，她头上的两处伤疤，一个是被他用扁担钩抡的，一个是被他用石头打的。

两次挨打，我姐都不敢对母亲说，怕再挨母亲打。然而，什么事能逃过母亲的眼睛？她原本是个厉害的女人，就因为男人不在而要受东屋家的气，这让她如何承受？所以，每次只要我姐哭着回到西屋，母亲就关上门打我姐。她的手掌宽大，打人特狠，一抡起来，我姐就吓得直眨巴眼睛，以至于落下一个病根，看人总是一副受惊的样子。母亲则每次打完了我姐就自己跑到西里屋，压低了声音痛哭一场。就是说，没有儿子的压力不光是小婶和我奶给她的，也是因为我姐居然打不过东屋家那个比她小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