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建制能力提升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有所扩大，参与创设国际机制的能力也在提高。一方面，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都有增加的趋势。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金融、贸易、投资以及劳工、能源、技术标准、环境等共同构成的国际经济与相关规则框架。中国为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维护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已经加入IMF、世界银行和WTO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并通过努力，积极参与制定和修改相关的经济规则。

在IMF中，中国不失时机开展工作，促使其相关规则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在汇率监管方面，中国推动监管改革强化了对发达国家的汇率监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前，IMF依据章程第四条和2007年《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简称《2007年决定》）对成员国进行汇率监督。由于发达国家大多实行浮动汇率制，所以实际上汇率监督的重点是新兴市场国家，这种“非中性”“不对称”的监督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公平。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发生之后，中国适时推动各方反思IMF监督不力、预警不及时的教训，促成IMF于2009年6月对《2007年决定》的操作指引进行了修订，取消了给会员国贴标签的做法。2011年10月，在中国的推动下，IMF执行董事会决定对监督的法律框架进行调整，重写了一个整合多边和双边监督、更广泛地覆盖全球稳定的新监督决定。中国也在积极推动IMF修订其监督法律框架，并得到G20戛纳峰会的支持。又如，中国连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了IMF份额改革。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2010年12月，IMF理事会最终通过了关于份额改革的决议，决定份额增加一倍，中国的份额权重也从3.72%上升至6.39%，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仅在美国、日本之后。

在世界银行，中国也为其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在国际发展领域更好地制定政策和规则做出贡献。例如，在中国等的推动下，2010年4月，世界银行/IMF发展委员会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使得中国在世行投票权上升1.65个百分点，达到4.42%，排位也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仅随美国、日本之后。又如，促进全球减贫与发展是世界银行工作的重点，为此世界银行出台一系列的规则，包括优惠资金分配政策，低收入国家减债政策和债务可持续性标准，项目安全保障政策，项目管理政策，反腐败政策，会计、审计、银行业规则，信息披露政策等。这些规则最终指向帮助发展中国家削减贫困。中国是全球削减贫困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配合世界银行将中国的减贫经验制度化、标准化，为世界银行的全球减贫安排提供智力与规则支持。2012年11月，世界银行与中国财政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实践知识中心”，这意味着世界银行正在把研究和推广中国经验的努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知识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由中外专家共同研究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吸收学习国际发展经验，并与世界银行共同在中国及国际上开展共享交流。

中国参与WTO的规则制定或修改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当前WTO多哈回合虽仍陷入停滞，但中国自加入WTO起就全面参加谈判，为推进多哈回合做出自己的贡献。2005年中国承办了WTO小型部长会议，尽力弥合成员之间的分歧。2008年7月，中国首次成为多哈谈判的七个核心成员之一，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核心决策圈，提高了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地位和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此外，中国也在贸易救济措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协定、信息技术产品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农业协定国内支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尝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在原有规则与治理体系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之外，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参与创设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机制，作为主要创设者和推动者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都取得显著的进展。中国单独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于对地区救助机制缺失和域外救助机构低效的反思，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开始寻求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抵御风险的机制，最终达成了清迈倡议并实现了多边化升级。中国在这个建章立制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倡导的东盟与中日韩财金合作机制为清迈倡议的出台和后来的多边化准备了条件。1998年2月第二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方首先提出召开东盟加中日韩财政及央行副手级会议，以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对话和政策协调，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根据中方建议，首次东盟加中日韩财政及央行副手级会议于1999年3月在越南河内举行，重点就监管短期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99年11月，第三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方建议将东亚财政和央行副手级会议机制化，根据需要在此基础上举行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经过副手级会议对东亚区域自我援助和相互支持机制的磋商，最终在2000年5月泰国清迈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确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倡议》，确定在10+3范围内逐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便在有关国家出现短期资金困难时进行援助，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为深化东亚金融合作，增强区域危机自救能力，中国方面于2003年10月又率先提出“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倡议，建议将《清迈倡议》下较为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加速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进程，2009年2月，10+3财长确定将原定800亿美元的共同储备库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同年5月各国财长就储备库出资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等主要要素达成一致。2010年3月24日，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共同宣布《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中国与日本成为东亚共同外汇储备库并列的最大出资方。2014年7月，《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修订稿正式生效，将《清迈倡议》多边化资金规模从1200亿美元翻倍至2400亿美元，并将与IMF贷款规划的脱钩比例从20%提高到30%。

中国还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拓展和深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12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一致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2011年在中国三亚举行的第三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首次宣布推行本币贸易结算，并正式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货币金融合作成为提升金砖合作机制化水平的重要突破口。2013年第五次领导人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2014年第六次峰会宣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与其他金砖国家代表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了《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这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突破地域限制创建集体金融安全网的重大尝试。2015年第七次峰会在俄罗斯乌法举行，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从“牢记历史，维护和平”“共享利益，共同发展”“包容多元，文明互鉴”“革新规则，推进治理”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金砖伙伴关系的战略蓝图。2016年10月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这也是金砖国家合作十周年，“十年磨一剑，金砖国家10年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发展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机制”。在中国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10年来金砖国家在合作机制的内容上更加全面多维，在合作的深度或机制化水平上也有显著的提升。一方面，金砖机制自身的强度有所提升，应急储备安排投入运行，增强了全球金融安全网，金砖新开发银行顺利开张，并已经批准了首批贷款为金砖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支持，还发行了首批人民币绿色债券。另一方面，金砖机制作为整体，不仅早已共同发声对世界趋势、国际局势和主要区域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逐渐开始以单一实体身份与其他机制开展合作的迹象，还开始初步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观。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出台及亚投行的设立，揭示了中国推动国际经济规则演进的新进展。从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涉及了区域内六十多个国家并对区域外利益相关国家持开放态度，这大大超过了东亚合作或金砖合作的范围。从合作的领域看，“一带一路”涉及了政策协调、贸易、货币金融、基础设施、人文交往等更加广泛的内容。2015年3月，中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类似白皮书的形式向世界发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回应。中国还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筹智融资。2014年10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与东亚及金砖货币金融合作相比，亚投行机制反映的“一带一路”的治理理念与规则，更加鲜明地说明了新兴机制有别于传统机构的价值观。机构的规则或原则会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例如IMF和世界银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强调透明度、市场化与金融深化等要求，为此设立了一整套“先验的”或罔顾资金接受国现实情况的措施作为贷款条件，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官僚主义和烦琐程序。而亚投行的核心价值观则是“精干、廉洁和绿色”，更强调精简程序保持效率。在2016年9月3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一带一路”等新倡议新机制的动机做出了说明，他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一阐述明确宣示了中国对国际规则和机制的修改，不以颠覆或创造平行体系为目的，而是以补充和完善为边界。